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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不忍池

2021-01-11 08:46:27 清明 2021年1期

黑孩

1

从纲岛乘东横线,不用换车,五十分钟就到了东京的池袋。跟连金约见面的时候,他一再地嘱咐我说:“你第一次到东京,千万不要出站台。下了车,在月台上等大家就行了。不见不散。”

是房东胜见美子帮我查的路线,她也嘱咐我说:“如果听不懂日语,你就看汉字。看不到汉字就数数。一共有十站,电车停第十次的时候你就下车。”

跟连金相识,纯粹是偶然。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不去学校的日子,我会到外边瞎转悠。那天我去镰仓,一下车就看见了那家画廊。说真的,我不懂画,进画廊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也因为海报上先容的画家是中国人,还是位女性。我现在想不起女画家的姓,只记得最后边的字是“华”。画廊里灯光温柔,三四个人在看画,窗前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我看了几分钟画,想走的时候,女画家让我坐下来喝一杯茶。我坐到男人的对面。其实,看他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到他跟我一样是中国人。女画家问我喝热茶还是喝冷茶。我说喝热茶。她去冲茶的时候,男人问我:“你也是中国人吗?”

我说是。他看起来很高兴,说女画家的丈夫是他的好朋友,还说女画家有才气,他很喜欢她的画。我想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他才会自来熟,跟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女画家端茶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完了自我先容。他姓赖,叫连金,从中国台北来的日本,现在在一家华文报社当记者。然后他问我来日本有多久了,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我说我是留学生,从北京来日本的,来了还不到一个月,正在找工作。开始,他好像不明白,我就说明说我需要交学费,得半工半读。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我干脆把跑了一百多家都没找到工作的经历也说了一遍,只是描述得有点儿像闯江湖。他对我说:“你这么年轻,日本好多中国饭店,找个端盘子的工作应该不太难。”我说我在日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不知道端盘子的工作应该怎么找。他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也许以后能够帮我的忙。我还没有买手机,就给了他房东家的电话号码。我非常高兴,觉得认识他可能是我的幸运。

从画廊里出来,我去看了镰仓大佛。不过我没想到佛像会那么大,昂了半天的脑袋,脖子都累酸了。

说到运气,我自觉还算不错。乘上飞往日本的飞机,我觉得曾经拥有过的世界,在起飞的刹那间就荡然无存了。在日本的日子,也许只能靠我的运气了。我一直喜欢坐在飞机里看到的天空景色:蓝的天,白云轻飘飘的,像浮游的棉花,也像棉花糖。时间在飞逝,而我当时的心情却是希翼飞机能够一直地飞下去不停歇,不要抵达日本。后来我跟很多人说起这一刻的心境,原因是我不知道下了飞机以后,有没有人来机场接我,大学会不会给我安排宿舍,工作能不能尽快找到。我非常非常害怕。每次我说到这里,听的人都会感叹说:“你真有勇气。”或者说:“你胆子真大。”

但天无绝人之路。大学教授还是安排了一位叫雅子的学生到机场接我了。雅子其实是中国人,因为跟日本人结婚,入籍日本,所以有了一个听起来像日本人的名字。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直接把我带到了横滨国际酒店。一进酒店的大门,我就问她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她朝我笑笑说:“一万八千日币。”我吓了一跳,问她要在酒店住几天,她淡淡地说:“住到你租到房子为止,至少也要一个月吧。”

我的嗓子立即就哑了。

来日本前,我一共准备了一万美金,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一百万日币。那么,用一百万除于一万八,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二十天左右。雅子在柜台跟服务员说话,但是我听不懂。不久,她带着我跟在服务员的后边去房间。在电梯里,我问她学校给不给我先容工作。她说工作要自己找,但不太容易找到。我“嗯”了一声。她接着说:“即使你有好运,大概也要等几个月的。”我问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她反问我:“你会说日语吗?”我说我自学过日语,会读会写,但是不会说。她问为什么。我开玩笑地说:“教我的是书本,书本是哑巴老师。”她笑了,然后让我先学着说几句日语再去找工作。

在日本的第一夜根本睡不着。不安和紧张,以及疲劳充满了我的身体和大脑。听起来横滨国际酒店是一个很气派的名字,但实际上房间小得只有六个榻榻米那么大。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有电视机和电话。我的情绪乱糟糟的,决定到酒店的外面走一走,同时又觉得害怕,但是越害怕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横滨这个刚刚光临的城市里,有太多令我纷乱的想象。

唯一能够打发时间的只有写字台上的那台电视机。我打开电视,电视里放映的是什么节目,因为无心记,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遥控器上有“有料”两个字。因为是红色的,看起来特别显眼。我一直握着遥控器,几次想按那两个字,但又犹豫着放弃了。我想我是个女生,结账的时候万一……一想到万一我就泄气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睡不着,听不懂什么意思的电视节目使我觉得无聊。床头有一个很小的冰柜,打开发现里面有啤酒。我喝了一罐啤酒,是一口气喝下去的。于是血液开始往脑子里冲。这时候我对自己说,要么就看,要么就不看。最终我抓起了遥控器,快速地用手指按下“有料”两个字,屏幕上立即换成了男女二人在床上的戏。

虽然我曾经看过很多毛片,但这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日本版本,还是以新鲜吸引了我。里面的女孩子几乎都是高中女生,十几岁的样子,身体很美,那种青春的美。只是还不懂得做爱,不懂得放荡。或许这些女中学生们的脑子里正想着钱,她们看上去毫无感觉,木偶娃娃般将她们与生俱来的青春和美在被玩弄的过程中展現出来。我有些迷惑,日本怎么允许未成年的少女拍这种三级片呢?

尽管我有一点点儿心痛,但是残缺甚至是变态的性的覆盖还是安慰了我。城市在雨的湿润中,我在热水般的湿润中。无论日后我在日本的运气如何,日本的初夜是娱乐的,新鲜的。此时此刻的我是兴奋的。我忽然觉得自飞机起飞时便困扰着我的不安、孤独以及悲伤,都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夸张。通向新的人生的路刚刚在我的脚下展开。我二十多岁,风华正茂。

雅子真是个好人,她只让我在旅馆住了一个晚上,就把我带到她自己的家里住了。过了一个星期,一位叫李日升的中国留学生,说他认识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学会的会长,而这位叫胜见美子的会长,听说我没有地方住,愿意我暂时住到她家里去。李日升说:“你也不能白住。象征性地给几个房费吧。”他带我去了胜见美子的家。一开始,胜见美子说不要我的房租,但是我不肯,有时候欠人家的情比欠人家的钱更令我觉得不舒服。说什么我都坚持每月交三万日币的房费,胜见美子就答应了。用一百除三,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一年了。

李日升带我离开雅子家去胜见美子家时,雅子跟我说明,说安排我住横滨国际酒店并不是她的错。她说是教授让她安排的。教授还告诉她,我在国内是作家,赚了很多稿费,不在乎酒店那几个钱。我说国内几本书的稿费,拿到日本花的话,根本不成比例。她说她当然知道,其实她曾经想过要给我安排一家便宜点儿的地方,但她以为是我自己跟教授吹牛,所以故意“教训”了我。最后,她突然对我说:“有一点我没有想到,你一个女孩子,竟然会花钱看毛片。说真的,我帮你结账的时候都觉得丢人。”

雅子之后是李日升和胜见美子。之后是连金,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

连金真的打电话到胜见美子家找我,说他在横滨有一位朋友,也是中国人,叫维翔,能帮我先容一份工作。他约我两天后的下午五点在JR线池袋站的月台上见面。

2

就像是要我牢牢记住维翔似的,没想到见他的第一面,竟让我在月台上等了一个多小时。更没有想到的是,连金将我亲手交给了维翔以后,人间蒸发般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掉,永无再见。

约好了五点见面,已经快六点了,连金和他的朋友还是没有出现。我也不能擅自離开,因为跟连金说好了“不见不散”。山手线的电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停在面前,车车不空的人流涌下来挤进去,就是没有连金的身影。不久,天开始暗下来,还下起了小雨。我穿了一件紫色的风衣,风衣下只有一件毛衣,觉得非常冷。有几次我想走了算了,但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能为我先容工作的人,就当是好事多磨吧。

连金向我跑来的时候,我正好到了崩溃的边缘,差一点儿就要哭出来了。连金也穿了一件风衣,是米黄色的。“原来你真的等在月台上啊。”连金一边说,一边扯着我的胳膊向出口走。不等我作说明,他接着说:“多亏了维翔,是他想到你有可能在月台上等大家,让我来月台上找你的。你知道吗?大家在检票口那里等了你一个小时。”我说我在月台上也等了一个小时。连金说:“时间不早了,大家跑两步吧。”他开始跑起来,我跟着他跑,从这个时候起,身边的一切我都感觉不到了,我跟着他迷迷糊糊地出了检票口。

连金指着一个高大的男人对我说∶“他就是我朋友维翔。”

我的心里滑过了一丝亮光,觉得喜欢他。我一向喜欢高个子、目光冷漠、神情自若的男人,喜欢屁股性感的男人,喜欢牙齿雪白而整齐的男人。正如妈妈对我的评价:“你这个人比较好色。”我的疲劳一扫而光。然后连金指着我对维翔说:“这就是我说的秋。”维翔朝我点了一下头,说要请我和连金去一家四川餐厅吃饭。我肚子早就饿了,马上就同意了。

维翔走在连金的身边,我走在他身边。天更加黑了。本来我是觉得冷的,但这时却脱下了风衣搭在手臂上。我听见连金跟维翔说了句什么话,但是没有听清。这时候,维翔放慢了脚步,侧过头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对我来说,池袋是新鲜的,维翔是新鲜的,要去的餐厅也是新鲜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去海外的中国餐厅吃饭。不过,池袋的夜晚跟横滨没什么两样,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饭店,灯火辉煌。高楼墙壁上的大电视里正在播放手表的广告,流出来的音乐好像在空气里颤抖。有一刻,维翔走到比我跟连金前一点的地方。他的一头卷发不知是不是烫的。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我忽然有点儿亢奋,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脏在一上一下地跳。

维翔说他姓李,老家是山东。我叫了他一声“李先生”,然后说我的老家也是山东。他说他并没有去过山东,他爸爸在山东出生,在天津长大,而他自己在中国台北出生。我说虽然我去过山东的几个城市,但只待了几天。他说大家可以算是半个老乡了,不如不要称他“李先生”,就叫“翔哥”好了。我就笑着叫了他一声“翔哥”。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想看看菜单。他把菜单递给我说:“想吃什么就叫什么,不用客气啊。”我让连金点菜,但连金只点了两个炒菜,我就点了鱼和火锅。翔哥问我喝不喝酒。我当然会喝酒,但今天似乎不是喝酒的气氛,就说想喝茶。他叫了一壶龙井,闻起来很香。我喝了一口,似乎喝到了所有的山清水秀,身体一下子舒服起来。

大家边吃边聊,在店里待了很久。说到帮我找工作的事,翔哥说他从连金那里知道我在国内是搞文字工作的,不知道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他大概是在试探我,我有点儿不自在。

连金对我说:“维翔在横滨认识很多朋友,有什么要求的话,尽管说好了。”

我的脸有点儿热,看着翔哥说:“我有自知之明。我刚来日本,不会说日语,所以不是由我来挑工作,而是有没有工作可以让我做。”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刚刚又交了一大笔学费,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有得做就行。我需要赚钱。”

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我这么说,立即回答道:“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工作的事谈妥了以后,连金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说我也该回横滨了。连金说他住在东京,但是翔哥住在横滨,跟我是同路。他想起什么似的,建议翔哥“送送我”。翔哥看我。我装出只是问问的样子,有点儿结巴地问他方便吗?他回答说方便。连金说:“那大家走吧。”我本来就感谢连金的,现在更加感谢他了。

出了饭店以后,连金对我跟翔哥说:“你们走吧。”我谢了他,跟他说再见。后来我没有再注意他,所以不知道他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后来大家根本没有再见过面。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连金是为了把我交给翔哥才出现的。

3

电车带着我远离了池袋的嘈杂。车厢里一共有十几个人,但是都静悄悄的,要么是闭着眼睛睡觉,要么是捧着本书阅读。翔哥坐在我身边,大腿紧贴着我。两个人无声的沉默令我觉得难受。看窗外,是黑乎乎的一片。我希翼他跟我说点儿什么,但他一直沉默不语。想想在四川餐厅吃饭的时候,说话的基本上也都是连金,也许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在看我,于是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一下。他小声对我说:“下一站我就要下车了,但是如果你希翼我陪你到你下车的地方,也可以。”

我打断了他的话:“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不用麻烦你了,今天已经花费了你不少的时间。”

他不吭声,过了一会儿后问我:“真的不用送你到家吗?”

我说:“真的不用。”

我再一次谢了他。快下车的时候,他又小声对我说:“人生地不熟的,你回去的時候千万要小心。至于工作的事,你放心吧,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他下了车,车门关上了。然后电车跑了起来,我追着他的身影看。看不见他之后,我换了个座位,坐到了刚才他坐过的地方。我使劲儿吸了吸鼻子,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之后我一站一站地确认着月台上站牌的名字,终于到了纲岛。下了车,出了检票口,发现雨已经停了。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只有路灯将路面照得发亮。我在路灯下待了一会儿。

之后的一个星期,他一直都没有给我打电话,偶尔想起在四川餐厅的对话,好像一场梦。我想,也许是他不喜欢我这个人,所以不想帮我的忙了吧。

几乎在我对找工作的事感到绝望的时候,胜见美子让我陪她一起去车站附近的一家大超市。她说反正我在家待得百无聊赖的,不如出去走一走,顺便也可以找找工作。她说车站附近有很多面包店和饭店,如果由她这个日本人帮我一起找的话,也许能找得到。我想她说得对,就坐上了她的车。

她买了好多肉和菜。车站离超市不远,五分钟就到了。她把车停在停车场,带着我,疾风闪电般地询问了几十家饭店和面包店。听说我是外国人,不会说日语,所有的店都拒绝了我。我很难过,让她带我回家。去停车场的路上,我对她说:“我就知道没有地方要我的。”她不吭声。上了车以后,她问我要不要紧。我说我有点儿受不了。她说横滨这么大,又不止纲岛这一个地方有店,可以到其他地方试试。我想她不理解我。说真的,受不了的是我的自尊心。虽然雅子早就告诉我工作不好找,但我也没想到没有一家店要我。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许我只能跟以往一样,不去学校的日子,就坐在胜见美子家的窗玻璃前看外边的树和街道,看一个个陌生的人走过。赶上流浪猫走过窗前,我就会兴奋地敲一下窗玻璃。

再往后呢,我想大不了花光了全部的存款回国罢了。

回胜见美子家的时候,路过一条小街,远远地,我看到街的尽头有一个斜坡,斜坡上有一家加油站。她把车停在加油站,我以为她要加油,但是她问我对加油站的工作感不感兴趣。我说算了吧。她让我看道口的一个招牌,说加油站正在招人。看到我犹豫的样子,她鼓励我说:“已经来了,最后试一下。反正被那么多家拒绝了,也不怕再被拒绝一次。”我想了想,回答说:“好吧。就试最后一次吧。”但是我让她先去问问要不要外国人。她去了,很快返回来,说店长让我去面接,我赶紧下车去店长那里。店长问了几个问题,我都回答是。最后,他让我明天就来上班。我以为听错了,问胜见美子:“是叫我明天来上班吗?”

胜见美子说:“是啊。让你明天就来上班,一小时九百日币。”

回到车上,我只想听一听胜见美子对我被聘用上了的这件事的看法。她说赶上加油站缺人,而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语言。其实刚才我也观察过了,车来加油的时候,工人先是说“欢迎”,然后拿块抹布擦擦车窗,然后车离开的时候说一声“谢谢”。她对我说:“幸亏我坚持试试。”我说是。

翔哥突然来电话了,问我现在的情形如何,有没有找到工作。我努力让自己在电话里不哭,但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抽抽搭搭的。谁叫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对他就有了一种爱恋的感觉呢。我详尽地述说了我在加油站上班的情形。面接的那天给我的印象是,加油站的工作不过是用抹布擦擦窗玻璃,鞠着躬说声谢谢而已。但实际上,即使没有车来加油,工人们也得一直站在露天里。最使我痛苦的是,有几个客人要洗车,而我打工的店比较小,根本没有洗车机器,只能人工洗,一洗就是一两个小时。

话说我上班的那天,不巧赶上了坏天气,早上已经是乌云密布,中午天开始变黑,跟着就下起了雨。更甚的是,雨下了没多久就转雪了,接着是雪转冰雹。风一直不停地刮。我想老天跟我开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玩笑。我曾经十分喜欢西部的民谣信天游,惨厉的歌声交织着劈裂的唢呐声,令我每一次听到都会心抖抖地逼出泪水。但是用自己的肌肤感触到信天游,这应该是第一次。我连站带跑地干了八个小时,回家后觉得腰痛腿痛。最主要我对用来洗车的药水过敏,脸上的皮肤肿起来,又红又痛又痒。我愤愤地对翔哥说∶“我真的搞不懂日本人,简直是傻,没有车来的时候坐着休息多好啊,非得一直站着。我真的干不下去了。”他一声不响地听我把话说完,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只在加油站干了一天,第二天就辞了。他说辞了好,因为刚好为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说新工作不错,但是也要面接。他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对我说:“如果你临时有急事不能去面接,请一定打电话通知我。”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高兴得一直想笑。

4

翔哥已经站在樱木町车站的检票口等我了。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上衣,黑色的水洗布裤。我问他是否已经等了很久,他说他也刚到没有多久。然后,他看了看我的脸,对我皮肤过敏的事表示难过。他问我脸还痛不痛。我说有点儿痒痒。于是他带我去药店,买了一管消炎药膏。他当场打开药膏帮我涂药。他的手触碰到我的面颊时,我的心也痒痒的了。然后他说这份工作实际上是他爸爸先容的,所以要我去见见他爸爸。

我跟他坐电车去了石川町,因为他爸爸在中华街的一家咖啡厅等大家。

咖啡厅很大,客人很多,但客人中的一大半都是中国人。他爸爸选择的座位不太好,就在咖啡厅的中心,进进出出的人都会经过大家身边,令我觉得闹心。他对他爸爸说:“你这么早就来了啊。”然后又把我给他爸爸先容了一下。我赶紧跟他爸爸打招呼:“您好。”他爸爸回了我一句你好。没想到他爸爸看起来很年轻,说是他哥哥都不过分。虽然他爸爸坐在椅子上,我还是感觉到他的个子很高。现在我只记得他爸爸也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至于是什么样的衬衫和领带,已经想不起来了。我本来是有一点儿紧张的,但是他爸爸在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东张西望的,根本不看我的脸。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找什么人,几分钟后,我判断出东张西望是他的一种习惯。

翔哥坐在他爸爸的对面,我坐在他的身边。说话的时候,我常常会转过身或者歪着头看他。我还保留着他在四川餐厅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太喜欢说话,沉默寡言。另一方面,他爸爸跟他正好相反,非常善谈。说真的,翔哥从容安静的样子,日后常常浮现在我的心里,特别是大家熟悉了以后,当大家成为一对相爱的男女,一对情侣,我总是被他的安静深深地吸引。对我来说,男人的最终意义,是一种神秘的感染性和多余的复杂性,是为了说明一个存在的梦幻。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花了很多年的工夫去追求,代价大得要我押上了肉体的全部和全部的信心。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有什么过错和懊悔,反正,人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有不同的追求。

不久,他爸爸說要带我去见一个朋友。他说明说,这次给我先容的工作,是在制果工厂做糕点,但是他本人不认识工厂的负责人,他的朋友会带我去工厂面接。我看了看翔哥,翔哥要我跟着他爸爸走。我谢了他,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说晚上会给我打电话。

翔哥的爸爸带我走进了一间屋子,我想这是一间办公室。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看见我跟翔哥的爸爸,他立即站起来,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说我不会说,但是能看能读,多少也能听懂一点儿。他问为什么。我把对雅子说过的话跟他也重复了一遍。他笑着重复了一句“哑巴老师”,然后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头盔递给我说:“你坐过摩托车吧。”我说没有。他露出吃惊的样子对我说:“那么就体验一次吧。”他让我跟他走。我小跑着跟着他出了办公室,忽然想起来忘了跟翔哥的爸爸说再见。

按照男人的吩咐,我坐到摩托车的后座上。男人坐稳了以后对我说:“搂紧我的腰。”因为是第一次乘摩托车,我很兴奋。天气真好,天空湛蓝湛蓝的。我紧紧地抱住男人的腰。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起来。

还没觉得过瘾就到了制果工厂。男人先下车,我跟着下了车。朝制果工厂大门走去的时候,我感到心脏在上上下下地振动。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中国社会讲究的是人情世故,在中华街,如果有熟人先容,如果对方答应面接了,那么面接就不过是走过场。其实,我去面接的那一天,正好是制果工厂开张的日子,事前虽然内定了三个工人,但是人手根本不够。厂长姓陈,来自中国台北,后来大家都叫他陈师傅。他告诉我,工厂里的活基本上使用机器,人能干的活很少,也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学习。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漫长而又痛苦的找工作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厂长给了我一套白色的制服,要我换了去干活。我吓了一跳,问他:“现在就开始上班吗?”他说是,还带我去打卡机那里教我怎么打卡。开摩托车带我来的男人看起来很高兴,让我好好干,争取早一点加工资。我谢了他,他谢了厂长,然后就离开了。

位于横滨中华街一角的这家工厂,很像袖珍版的中国。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一台录音机,里面流出来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围在工作台做月饼的人都说中文。墙壁的四围是一面面的铁架子,上面摆满了馒头和肉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工厂的这种气氛,我觉得这像一种生活,热热闹闹,充满油盐酱醋的气味。有一点厂长说得对,就是工厂里的活不需要动脑子,既轻松又单纯。

我跟那几个工人很快就混熟了。令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工厂一天管工人两顿饭:午饭和晚饭。陈师傅让大家自己做饭:“你们想吃什么,就挑个人去买好了。买回来以后呢,会做菜的人负责做菜好了。”广州出身的卫东一直笑嘻嘻的,大家都推荐他去买菜。他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大捆空心菜。大家又让他炒空心菜。他说不好吃也不准埋怨啊,便将空心菜放在油锅里炒了一下端到饭桌上。日本的大米好看又好吃,亮晶晶得像透明的珍珠,吃起来香喷喷的。绿茶热乎乎的。也许是因为人多热闹,虽然空心菜只用大蒜和盐炝了一下,大家还是把盘子吃了个底朝天。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听音乐,会引起胃痛,还会伤感流泪。今天我一边听邓丽君的歌声一边吃饭,胃竟然没痛。

下午的活还是做月饼。我的工作是,将按照分量称出来的豆沙捏成圆圆的球状,将豆沙球用面皮包起来。

现在让我先容一下其他的几位同事吧。除了我和卫东,大刘是北京出身,而小林则来自福清。有一次,陈师傅问大家知不知道邓丽君,大家都说知道。

说到邓丽君,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红的。我第一次从她那凄婉、哀怨的歌声中感知了内心的悲伤。然后是张行的《迟到》,张蔷的《东京之夜》。这些有颜色有味道的声音,精灵般在城市以及城市的空气里散发着女人、疾病乃至花草的气息。打一些比喻来说的话,我的心病了,城市病了,海突然静了,海水突然凉了,神经支离破碎。现在想一想,喜欢上文学,也许跟邓丽君有一点儿关系,通过文字来表达心声。

快下班的时候,工厂里的电话机响起来,陈师傅说是找我的电话。为了不弄错,我问是什么人找我。陈师傅说是个男的。我以为是翔哥的父亲,没想到却是翔哥。翔哥会打电话到工厂,我真的是又高兴又兴奋。

翔哥说∶“是我。”

我说:“啊,谢谢你,没想到面接完就开始工作了。”

“下班后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事。”

“想不想一起吃个饭?”

我点着头说:“好啊。”

“那么,我六点在纲岛车站的检票口等你。不见不散。”

我说:“好,不见不散。”

我是一鼓作气赶到纲岛车站的。看到我,翔哥一脸平静地举了一下手。正是下班时间,车站的里里外外都是人。车站的附近就是商业街,咖啡店、面包店、饭店、居酒屋,甚至菜店,可以说应有尽有。有些店的商品就陈列在店口,比如花店,连柜台都搬到了露天里,有客人买花,店员就在台子上包装鲜花并收钱。

翔哥有一个习惯是我后来悟到的。后来我无数次搬家,大家吃饭的地方换了又换,但每次约会,他都是比我先到。他会带着我径直去某一家居酒屋或者饭店。我觉得他是在见到我之前,就已经将周围的情况了解好了。

法国小说家勃勒东说过一句话:惬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这句话用来形容日本的居酒屋,一点儿都不过分。我特别喜欢日本的居酒屋,谁都不看谁,自己喝自己的,非常自在。翔哥带我去的居酒屋,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荀菜樱坂”。进去后,他问我喜欢坐在椅子上,还是喜欢坐在榻榻米上。我觉得榻榻米新鲜,就选择了榻榻米。他告诉我用不着“跪坐”,会导致腿脚麻木,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坐。于是我伸着腿坐在榻榻米上,果然很舒服。斜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一边用牙签剔牙齿,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脚指头。我最讨厌有人当着我的面摸脚,觉得有点儿恶心。不过我很快就把他忽略了。

翔哥问我工作是不是很累。我说站了大半天,当然会累,但干活的时候很开心,所以也不觉得特别累。他问我喝什么,我要了扎啤。一位年轻的女孩为大家上啤酒,她半跪在饭桌旁边,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请慢慢享用”。我跟翔哥说女孩让我想起了一首诗。他问是什么诗。我背给他听。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接着是翔哥说大家干杯吧。我举起杯,跟他举到眼前的杯碰了一下,然后一口气喝掉了一半。因为在工厂里吃过晚饭,我肚子不饿,不怎么想吃菜,光喝酒了。之后我差不多一直点温烧酒,而他就一直为我斟酒。酒盅里升腾出的热气在我和他的中间缭绕,很像两个人的呼吸。说真的,他说的普通话很糟糕,但嗲嗲的。他说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会痒痒的。

话题聊到我的过去,他想知道我在国内有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宁肯在工厂里打工也不回国。我不知道如何跟他说明。他怎么可能理解呢?

来日本真正的原因,是我刚刚跟零儿离了婚,离了婚还不得不住在从零儿单位分配的公寓里。零儿搬走了,每天进进出出家门的时候,总是要跟零儿的同事见面,见了面又不得不打声招呼。人生的痛苦可以由我跟零儿分着扛,这种别扭的感觉就没有办法分着扛了。好像中了邪似的,我越是想尽快地忘掉零儿,零儿的同事们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零儿提示于我。我想逃也逃不掉。这些事我也不想对他说,说了他也同样理解不了。

来日本的机缘是一件紫色风衣。或者说是和风衣有关的一张照片,和照片有关的一本书。这样说,听起来似乎是在绕圈子,但这是事实。两年前,我在北京饭店的购物处买下了一件风衣。我穿着它走在北京的街头时,曾有迎面走过来的男孩子,冲着我竖大拇指。我知道竖大拇指的意思就是“酷”。这样的一件风衣,换在今天的话,一定是非常一般,但在那时,可就是非常时髦的了。整整一个秋天,我天天穿着这件风衣。风衣长过小腿,小腿处黑色的长裙罩着高筒靴。

我有一个朋友叫大头,是挺有名的画家兼摄影家。他说我穿这件风衣的时候,给他的感觉好像紫丁香在微语。他要为我拍一个紫风衣的特辑,主题叫跳动的忧伤。他折腾了半天,从拍的几十张照片中拿起一张说:“结果还是抢拍的这一张最好。”照片中的我,深锁着眉头,两只手插在紫色风衣的口袋里。“你看。”他對我说,“你皱着的眉头,你的眼神,还有你的眼睛里,好像挂着湿漉漉的泪。”他把照片拿到照相馆放大,用木框镶起来,然后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把照片挂在睡房的墙壁上。

这张照片,后来被我用在一本书的封面上。书出版后,他比我还兴奋。他把书高高地举在手里说:“真棒,简直就是明星照。”是的,他总是令我的情绪高高飞扬。

再后来,我把那本书寄给了一位日本大学的教授。我是通过出版他书的中译本认识他的。后来教授告诉我,他在收到了书后,决心把封面上的漂亮女孩,变成自己的女弟子。于是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到他所在的大学留学。

说了这么多,我想说明的就是,很多事都有它的机缘。好比那时候我正好跟零儿离婚,正想从那座公寓里逃出去。人一生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和另外一个人相遇。

听我说了这么多,翔哥只回答了一句话:“事到如今,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了一句:“其实呢,赚钱也是一件很现实的事。”

5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精神恋爱者。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聊天胜于上床。我之所以喜欢大头,就是因为他能够承受我交给他的所有乱七八糟的情感,但绝对不会勉强我跟他上床。

翔哥看了一眼手表,我猜他是想回家了。我也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八点。可能是酒喝得多了一点儿,出了居酒屋,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我的两条腿不断地发软。他对我说:“大家找一个地方打kiss好不好。”

我不知道kiss是什么意思,但既然是“打”,应该就是一种游戏吧。再说了,几天下来,我似乎习惯了他来为我安排一切。我回答说好。

从车站向右拐,是一条又细又长的小街。我跟着翔哥走进小街。小街黑幽幽的,十分寂静。小街的尽头是几间典型的和式木屋。我跟着翔哥走进了木屋的大门。大门口挂了两盏橘黄色的灯,灯光幽静,照着门前一排茂密的矮树丛。虽然只隔着一条街,但车站的嘈杂声却是非常遥远的了。

从木屋里走出一个穿和服的女人,翔哥跟她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从钱包里拿出几张钞票。女人接过钞票后,翔哥朝我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让我跟他走。他在一间房前站住,打开门让我进去。原来是间很普通的住房,但因为窗口摆满了鲜花,空气中弥漫着迷人的芳香。这里一共有两个房间,外边的一间只在中央放了一张矮桌,桌子上放了一套茶具和烟缸。里边的一间有一套双人被褥,整整齐齐地铺在榻榻米上。

翔哥带我来的地方是情人旅馆,我突然明白了他想跟我干什么。我站在窗前不动,他先在矮桌前坐下,然后招呼我也坐下来。我一直不吭声。他开始冲茶,接着端起茶杯喝起来。我也喝了一口,但一直将茶含在嘴里。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谁先去洗澡,我没搭腔。他又问我:“不然大家一起洗澡好吗?”

我咽下茶,喘了一口气说:“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

我苦笑着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你会带我来这种地方。对不起。”

他突然站起来,一边解裤子的拉链一边说:“大家还是开始吧。”

我摇着头说:“不行。我没有思想准备,请你还是坐下来喝茶吧。”

他站在原地看了我一会儿,问我:“真的不行吗?”

我说:“真的不行。对不起,也许让你白花钱了。”

他重新拉好裤子的拉链坐下来。从这个时候起,大家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问他:“这里是按小时收钱的吗?”

“你不用担心钱。如果你决定了不跟我做的话,大家就离开这里。”

我说:“我已经决定了,大家走吧。”我站起来,不断地对他说:“对不起。”

走到小街上,翔哥突然在一棵树下站住,问我:“你是故意的吗?”

我抬起一只手,意思就是让他不要再说下去。我对他说:“也许你不相信,我不懂kiss的意思。因为你说打,所以我以为你要带我去打什么游戏。”我的脸开始发烧。

他变了脸,对我说:“你闭嘴吧。你说你大学毕业,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可能连kiss的意思都不懂吧。”

我结结巴巴地跟他说明:“我没有学过英语。我真的不懂kiss是什么意思。”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你不说‘打,说‘做的话,也许我就不会误会了。”我十分尴尬,觉得无法再说明下去。

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没想到你会这么土。”我不吭声。他接着说:“就算你不懂kiss的意思,但你已经跟我进了情人旅馆,做一次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我突然生气了,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对他说:“我就是土啊。土又怎么了,不像你那么拽。不就是接个吻吗?打什么打啊。你知道语法里打字的意思吗?打游戏机,打出租车,打人。吻是要说接的啊。”我还是不解气,一口气地说下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说中国话就行了。你可以说接吻,也可以说亲嘴儿。说什么打kiss,半中半洋的,你才是真土。算你运气不好,今天的钱,绝对是白花了。”

他輕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小声地说:“不要这么大声地吵。”我看了看四周,立即安静了。他接着对我说:“不过,你也用不着跟我装模作样的。说实话,出来打工的女孩,有几个是没有跟男人上过床的?我遇到的太多了,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一万日币玩一次,但你是大学生,我本来打算给你三万日币呢。”

晚冬的风吹过,我的肌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有一只苍狼从心中掠过,寂寞袭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我的酒意差不多完全解了。

我不知道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表示,丢下翔哥,独自朝车站的方向走。他从后边追上来,但我不搭理他,一点儿也不放慢脚步。我想我的脸色是阴沉的。他走在我的身边,有点儿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也许我不应该说你土,但实际上我就是觉得你土。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土。”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土”。

我说:“你说得对,我很土。所以请你离开我,以后也不要再见我。”

他说:“一码归一码。我想说另外的那个问题,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这样严重。也就是说,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地伤害你。”

我说:“你都把我当妓女了。”

突然,他用双手搂住了我的肩膀说:“我没有把你当妓女,我只是打一个比喻而已。但是我承认我打的比喻不恰当,失礼了。”

有一辆小轿车开过大家的身边,我停下脚步。大家两个人站在人行道上,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实际上,这时候,我正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情绪,要自己不流泪。趁着还来得及,起码我可以选择尊严的败退。

使我烦恼的是,其实我在心里还非常地“留恋”他。我对他说:“我刚刚来日本,什么都不适应。也许你真的没有想到会伤害我,但是你让我感到很意外,让我吃了一惊。”

他回答说:“是啊。是我太急躁了,是我过于随便了,好在你现在理解了我没有恶意。我呢,也就放心了,你就忘记今天的事吧。”

我说:“好吧。时候真的不早了,你还是回家吧。我觉得很累,也想早点儿回去休息。”

我说的是真的。我不仅累,还觉得困。也许我的样子看起来比较消极,他对我说:“来日方长,相信日后你会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打起精神啊。”

我说:“好。”

这时候,他突然递过来几张钞票给我说:“这钱,你拿着吧。”

我一边推开钱,一边急步地走。我对他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过于夸张了。我如果为了钱,刚才就跟你做了。”

他说:“你又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给你钱,并没有特殊的意思,不过想你用这点钱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他把钱塞到我的口袋里,接着说:“大家是老乡,就当是老乡之间的一点儿照应吧。”

他急急地走了。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夜色更加浓重了,事情的结局也许并不是特别的糟糕。有一刻,我甚至听见了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我绝望地发现,此时此刻,我比以前更加强烈地爱上他。

纲岛,这是一个泛着惆怅的名字。

6

这几天,我工作得很开心。午休是一个小时,但基本上二十分钟就可以吃完饭了。工厂里没有休息室,剩下的四十分钟只好去外边打发。走出工作间,我在连接一楼和二楼的阶梯上坐下来。我闭上眼睛,本来是想养养神,但满脑子里都映着那天在情人旅馆里的情形。那个惆怅的夜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了,翔哥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他给我的钱我还没有花,如数放在家里。每次看到那钱,我的心都会痒痒。说真的,对于我来说,他的存在很像扎在手指上的一根芒刺。我觉得痛,仔细寻找刺的时候,却发现刺已经不存在了,残留在记忆中的一点儿痛楚好像安慰。

有一次,我正午休,有人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我以为是想翔哥想得迷糊了,睁开眼睛看见陈师傅正弯着腰站在我面前。他的脸就在离我几厘米远的地方,正冲着我笑。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亲我的额头。他说明说,午休的时间快完了,而我在阶梯上睡觉,看起来睡得特别沉,想叫醒我却又怕会吓到我,所以就轻轻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他用手正了正头上的鸭舌帽问我:“睡得好吗?不觉得冷吗?”

我觉得他是想占我便宜,虽然心里生气,脸上却装出冷漠的样子。我想我不能发火。如果我发火,这份工作有可能就没法干了。我真的不想到处找工作了。话说回来,好在他吻的只是我的额头,如果他吻了我的嘴唇,那么我大概是不会原谅他的。

陈师傅是一个男人,却有一张很白很白的脸。他的白跟一般人的白不一样,也许可以说白得过分,以至于使我觉得恶心。有时候我会想,他的脸,简直就是工厂里刚出锅的发面馒头。

说起大刘,他原名叫刘利。他的身材很瘦,也许用“清癯”形容的话最为恰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了太多书的原因,他戴着一副白边的近视眼镜,镜片很厚。平时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虽然他坐过牢,但是我非常信任他。有一次,他抽搐着脸上的肌肉对我说:“现在的我,认识的就是钱、钱、钱、钱。我在日本受这么多的苦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让我做什么都行。”

关于工厂里的事,也就聊到这个地步了。翔哥让我先忍一忍,什么时候有机会了,再找一份新的工作。我也决定忍,有一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分手时我谢了他。他让我不要客气。我说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难得他陪我度过了这么愉快的一个晚上。他说什么也要去商店买一份礼物送我,开始我一直拒绝,但后来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

去商业街的时候,翔哥说如果我提前透露一声的话,晚饭就会另作安排了。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过过什么生日,对他的好意有点儿感动。说真的,我喜欢海鲜,在居酒屋叫了生鱼片,喜欢就是欢喜,跟庆贺没什么两样。我已经很知足了。

翔哥突然牵起了我的手,我的心又痒痒起来了。今天,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黑裤,黑球鞋。商店的二楼有女性专用柜台,他带我去那里,要我挑喜欢的东西。我看了看香水和首饰,最后打算买一套睡衣和一件T恤。漂亮的女服务员把睡衣装到礼袋里,扎上美丽的蝴蝶结。回车站的路上,他问我开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看起来很高兴。

这套淡黄色的睡衣,后来跟了我足足有八年。买它的时候,我以为它会跟我一生一世呢。天空中没有星星,只有澄明的月将眼前的世界照得一片温柔。我又看到了通往富士情人旅馆的那一条小街了,依稀可以看见碧绿的树,树下一条小狗正跟随主人慢慢地散着步。富士情人旅馆已经是我心里的一种特别的情感,不再与时间地点有关。我感觉呼吸到的晚风在身体里流动,真忧伤。

也许是翔哥心血来潮,突然说要送送我。一直以来,我只跟他说我住在纲岛,没有告诉他到胜见美子家还要乘一段公共汽车。他很惊讶,陪我一起上了公共汽车。在汽车里,我一直跟他讲刘利的一些事,他好像不太感兴趣。可是快下车的时候,却又劝我不要跟刘利走得太近。

下车后,我带他走到一个小丘的脚下,眼前是茂密的树林中铺就的一条小路。他问我:“要走这条小路吗?”我说是。

说是小路,其实是石头台阶,在山下根本看不到台阶的尽头。他跟着我登上了第一个台阶。途中,每隔十几个台阶就会有一个路灯,但灯光昏黄。台阶又窄又陡,登到中间的时候,两个人都气喘吁吁的。我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因为小路一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台阶,一口气登上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停下来,一边喘息一边四处张望,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问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条小路的四周是坟地。”我说是。

他问我会不会害怕。我说怕。不过,他说他其实害怕的并不是鬼,而是痴汉。他说日本的痴汉特别多,一个女孩子走这样的夜路太危险了。他建议我以后随身带一把雨伞用来防身,因为痴汉也是人,也怕又硬又凶的人。我说每次登上最后的那个台阶时,都会汗如雨下,但那并不是因为累,而是被吓的。他不理解我在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我说不是玩笑。他突然松开攥着我的手,将我一下子挟到他的胳肢窝里。我觉得他拎着我的样子就像拎着一只布袋。剩下的台阶,我是被他拎上去的。

大家真的要分手了。

他对我说:“再见。”

我说:“再见。”

我站在原地不动,想目送他离去。他朝道路走去,说是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他回头,朝我挥手,大声地说:“快回家。”

我朝胜见美子家走去,一步三回头。看见他也一直回头,大家相互摆手。一阵阵风吹过,将墓地湿冷的气息吹到我身上。

晚安,翔哥。

7

我穿着翔哥给买的T恤走进工厂。后来刘利形容说,我走进工厂大门的时候,他觉得是一片云彩飘了进来。说真的,已经好久没有人这么夸我了。陈师傅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阵,说鳄鱼牌的T恤衫非常贵,至少也要八九千日币。他想知道工作了没几天的我,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衣服。我撒谎,说这衣服是我来日本的时候带来的。他“哦”了一声。而我呢,关于“鳄鱼”是名牌的事,其实一无所知。我喜欢买漂亮的衣服,但从来没有关心过品牌。这一点大头早就注意到了,问过我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也许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能记住一个人的脸,但很快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至今为止,我读了很多人的作品,但几乎说不出编辑的名字。

午休的时候,我和刘利在二楼的空屋里闲聊,卫东突然走了进来。他问我跟刘利有没有拿到工资单。大家都说拿到了。他想知道大家一共拿了多少钱。正好刘利的工资单揣在口袋里,他看了看,对卫东说:“我拿到了十六万。”卫东让他看一下一个小时是多少钱。刘利说:“面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卫东说:“就是叫你看一下工资有没有提。”

刘利看了一眼就说:“没提。”

卫东说:“我说了你们可别急。”

我说:“不急。”

卫东说:“对大家来说,这可是件令人气愤的事。”

刘利说:“别废话了,快说什么事吧。”

原来卫东无意间听到陈师傅给老板打电话,说的是小林工资的事。

刘利问:“怎么说?”

卫东说:“小林干活又快又好,工资每小时提一百日币。”然后他看起来有点儿气急败坏地说:“大家同一天就职,工作的内容也一样,都很勤奋,有什么理由小林的工资要比大家高?”

我心里想,如果那时我接受了陈师傅的建议,做他的情妇,那么现在被提工资的应该是我了。不过我没说话,没有什么好说的,陳师傅为自己的情妇争取利益,我想也是人之常情。

刘利也愤愤不平,张口骂了一句:“婊子!婊子养的!”

刘利不愧是开过书店的,用相同的一个词同时骂了两个人。

卫东开始滔滔不绝地感叹起来,说继续在这个工厂里做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没有前途。我说我也想离开工厂,但是没有机会。午休的时间快结束了,卫东先回工厂了。有一段时间,我跟刘利都不想说话,这时候说什么都觉得多余。刘利从口袋里掏出香烟说:“他妈的,干脆赶着点回去,一分一秒都不让工厂赚。”

但是我没让刘利抽烟。他在空房里抽烟的事被发现的话,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休息场所了。我把翔哥劝我的话用来劝他,让他忍忍,有机会找份新工作。他说他也想跟我一起离开工厂,但决定不折腾了,因为顶多再待一个月,他就打算回国了。

我一连问了他好几个问题:你不是想赚很多的钱吗?你不是还想重新做一番事业吗?对他打算回国的事我真的很难过。在这个工厂里,唯一与我相依为命的就是他了。我补充说:“大风大浪你都经历了,一百日币这么点小事,不要太在乎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不自然地对我说:“我信任你才会告诉你。我是探亲来的,只有三个月的签证,已经黑在日本快一年了。”

我很惊讶:“没想到你是黑下来的。”

他说他很害怕。我问怕什么。他说怕生病,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他又说怕骑自行车。见我不理解的样子,他说明说,日本警察轻易不会查询一个走路的人,但是对骑自行车的人就查得非常严。然后他说了很多令他感到害怕的事。比如他不敢在街上说中文,不敢穿着工厂的制服在外边走,等等。但是据我看,他真正害怕的是他的身份。

整个下午,我跟刘利都没有说话。我不说话跟工资没有关系,是刘利说要回国的事令我觉得伤感。卫东的情绪变化很快,已经看不出他生过气了,他取笑我跟刘利愁眉苦脸的。其间陈师傅差遣他去了一趟门口的小卖店,回来后他的心情似乎更好了。陈师傅外出的时候,他笑嘻嘻地凑到我身边说:“我不是说大家有机会就要离开这里吗?”

我问他:“你有进展了吗?”

“刚才我去中华街,看见一家叫富贵阁的门口贴了一张招聘广告。可惜只招女服务员。富贵阁是很大,很漂亮,很有名的饭店,你可以去试试。”

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很”,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叫我不要笑,说我是女生才会告诉我这个情报。我谢了他,告诉他我没有信心去试。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信心。我说我在横滨被拒绝了一百多次。他说中华街里的饭店老板几乎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会照顾中国人。他还说再过几天就是五月了,而五月初是日本的黄金周,日本举国上下都休息,中华街会是人潮如海,饭店忙得不得了,需要人手。

果然如卫东所说,富贵阁朱栏玉砌,富贵堂皇。我一眼就看见了贴在门口的招聘广告。白纸红字,上面写着“急募女服务员”,字非常大。

在柜台接客的是一个女人。一条大辫子甩在背后,粉红色的旗袍衬托出炉火纯青的丰乳肥臀。后来我跟着大家叫她“赵小姐”,她也出生在中国台北。她的嘴很大,给我的感觉很性感。不仅是她的嘴,从头到脚,她的全身都散发出一种性的恍惚。说真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我喜欢好看的男人,同时也喜欢与漂亮的女人做朋友。大家成为朋友后她到我家里来过一次,正赶上翔哥在我家里,虽然我故意将翔哥先容成我哥哥的朋友,她还是发现了什么。她发现了什么是因为她不仅是我的朋友,她同时还是翔哥的太太的朋友。但这是后话。

听说我是来面接的,赵小姐带我乘电梯到四楼。楼层有一个小方桌,桌上只有一台电话机,一个看起来十分慈祥的老头坐在椅子上,老头头顶上的电灯照亮了他坐的那个位置。

“猫宁。”赵小姐突然喊了一声。最初我以为猫宁是老头的名字,听见老头回了一句“你好”,才想起来“猫宁”就是英文“早上好”的意思。赵小姐真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我忽然想笑。

面接的时间非常短。一开始,老头要我拿外国人登录卡给他看,之后问了问我会不会日语,一天能打几个小时的工,身体有没有病。最后,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够来上班。

他是富贵阁的部长。我说三天后可以来上班。他让我三天后早上的九点四十五分到饭店,直接到四楼的这个地方来找他。没想到富贵阁的工资比工厂高很多,一小时有一千日币。看到我高兴的样子,他说一千日币是富贵阁的工资底线,如果我干得好的话,还会往上涨。本来我没想到新工作找得这么顺利,到富贵阁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部长有一个儿子,在富贵阁做一楼的支配人,员工们都叫他桥本。听说他已经三十七岁了,一直独身,连恋爱都没有尝试过。不过,仅仅从外表上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单眼皮,细长的眼睛。刚开始,我搞不懂他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后来跟他一起工作,再后来我重新租房子,成了他隔壁的邻居,他让我吃了很多的苦头,我才知道了好多他身上的毛病。连他那乌黑的头发也是假的,没有人看见过他摘下假发后的样子。最可笑的是,有一天部长找我谈话,让我跟桥本结婚。他对我说:“那天你来面接的时候,我之所以聘用你,就是想让你跟我儿子结婚。”这也是后话,也留在以后说。

我本来想明天就到富贵阁上班的,之所以将日子定在三天以后,是想陪陪刘利。我是趁着午休偷偷去面接的,回到工厂的时候,午休的时间还没有结束,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我一直在找一个适当的时候来跟刘利说这件事。肉包子出炉后,陈师傅让我跟刘利去洗机器,水池子那里只有我跟他两个人。我对他说:“我去过富贵阁了。”他说中午不见我去空房就知道我去面接了,然后问我结果怎么样。我说被录用了。有一会儿,他不说话,开口的时候问我“什么时候去那边”。我说三天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陈师傅为了调理我才让我洗机器,咱俩关系好,所以你洗机器是受我的连累。我去了富贵阁,剩下你一个人留在工厂,真担心陈师傅变本加厉,把怨恨都撒到你一个人身上。”

他冷冷地,不动声色地说∶“大不了我当柴火劈了他。”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不太清楚,這个时候,除了说“对不起”还有什么能够表达我的心情。说好了相互安慰,而我先逃避了。洗机器的活很累,但另一方面,我又希翼洗的时间能够长一点儿。不知道大家洗了多久,机器被灯光照得发亮。

快下班的时候我对刘利说:“我先去富贵阁。我想富贵阁肯定也需要男人在厨房打杂什么的,有了这方面的情报,我马上通知你。”他谢了我。我接着说:“也许你去了富贵阁,就不必急着回国了。”

刘利问我:“面接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拿外国人登录卡。”我怎么忘记了这一点,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不等我回答,他又说:“再说,这个工厂是封闭的,老是这几个人,我用不着害怕。”我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我明白了。”忽然,我觉得非常非常沮丧。

干活的时候我老是走神,陈师傅终于忍不住地对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干活不是要两只手干吗?”

我从来不喜欢说脏话,这时候心里却冒出了一个“操”字。但我没有说出口。卫东问我要不要喝杯茶提提神。我说不用。过了一会儿,卫东低声地问我:“你跟陈师傅之间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去过富贵阁了,三天后就过去上班。”

他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那你应该高兴啊。”

我说:“还得谢谢你呢,多亏了你向我提供情报。”

“哪里哪里,我只是通风报信,事情的成败还是在你自己的运气。祝你一切顺利。”

我犹豫了很久。晚上,从胜见美子家溜出来,我来到了一座公用电话机前,将几个硬币投进投币口后,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对陈师傅说:“你欺人太甚。”然后一口气地说下去:“你滥用职权。为了报复我不做你的情妇,一直刁难我。不仅刁难我,还刁难别人。”我本来想说刘利的名字,但临时改成了“别人”。明明是电话,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在看着陈师傅说话。我的手紧紧地抓着话筒,手心里出了不少的汗水。陈师傅一直说“喂”,我这才意识到应该也给他说话的机会。他说他很惊讶,想不到我这么没有礼貌修养。这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更加激怒了我,大声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小林搞在一起吗?你让小林加班,其实就是在大家下班后,跟她在工厂里做那种事。”陈师傅那边突然安静下来,但我没有停下来,“你卑鄙无耻下流。你故意跑到老板那里说我跟刘利的坏话,想让老板炒大家的鱿鱼。”这件事是卫东告诉我的。

陈师傅说:“如果我想炒你们的鱿鱼,你们已经离开工厂了,我只是不想给你们涨工资。”

他的回答令我惊讶,还有,他的话里都是洋洋得意。我觉得从来没有如此地厌恶一个人。我对他说:“你炒大家的鱿鱼,大不了大家再找一份工作。本来大家就是临时工,连待在日本都是暂时的。”

他竟然问我:“你们不是来日本挣钱的吗?”

我换了一个姿态说:“你可以炒大家的鱿鱼,但是我可以令你家破业失。大家现在的对话,我可以一字不改地告诉工厂的老板和你太太。我知道你太太在哪家店里卖糕点,我也知道老板每天几点钟在哪里饮茶。最主要的是,你要继续生活在日本。”我知道我这么做既幼稚又疯狂,而且我流泪了,一种污浊的东西一泻千里般地从我的感觉中逝去。我迟疑了一下说:“我想你是个人渣。”不等陈师傅回话,我将电话挂断了。

夜里我无法入眠,我想翔哥如果在这个时候给我来电话就好了,但是翔哥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失眠了,我决定第二天去工厂找陈师傅。

工厂位于石川町车站的北面。由车站到工厂,是一条曲曲弯弯、又细又长的小路。想到要跟这条小路说再见,我的心里充满了迷惘和忧伤。有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唱起俄罗斯的民歌《一条小路》,我想象自己的肩头上有一只鸽子。

小路的中间有一所很大的加油站,加油站的附近,总是集结着脏兮兮的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们总是在角落坐着,屁股下面垫着纸盒。与他们一样目中无人,但又成强烈对照的是那群韩国流浪汉。每天路过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他们总是通宵达旦地喝着酒,阳光照耀着他们,他们的面孔是紫红紫红的,像橄榄。他们的目光总是追随所有过往的行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打着看上去很猥琐的招呼。他们也向我打招呼,但我故意装着不看他们,低着头快速地走过他们的面前。那个瞬间,我会感到心脏上上下下地振动。是的,跟刘利一样,我也有这种感到害怕的时候。

日本社会曾经是富裕的,现在不景气也不至于贫困。过剩的产能中有一部分人不被社会所照顾。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是安慰他们,给他们活下去的借口。他们大多数人与孤独、冰冷、饥饿和疾病为伴。是的,日本许多繁华的大车站和美丽的大公园里,生存着几十万流浪汉,他们是我对日本社会的新发现。流浪汉像日本社会的一块不体面的招牌。

今天,我第一次对那几个韩国醉鬼们做了一个打招呼的手势,他们“哇哇”地欢笑起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们是快活的。一如我的心情,也是快活的,那种带点儿幸灾乐祸的快活。

不等我推开工厂的大门,陈师傅先从门缝里挤出身来。他小声地对我说:“我认为,大家两个人需要好好地談一次话。”

他用手指着我曾经用来休息的那个台阶,他曾经在那里吻了我的额头。我随他走过去。他站在台阶上,我站在他的对面。他对我说:“昨天你挂了电话后,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他大概又要恫吓我了,故意将身体挺得笔直。想不到他以温和的口气对我说:“本来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才想给你钱,希翼你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能够多一点。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想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但是,没想到你拒绝了我,而我又小心眼,在一些小事上刁难了你。这是我的错。我错了,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

他等着我的回答。我看了看四周,一切都跟我上一次来工厂的时候一样,这使我沉着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无论如何,通过这件事,即便我离开工厂,相信他也不敢刁难刘利了。我朝他摆了一下手,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看了笑着说:“谢谢你。”

8

翔哥喜欢更换约会的地点。我也无所谓,只要跟他在一起,无论是什么地方,我都会欣然前往。他说今天在新丸子车站的检票口等我。新丸子也在东急东横线上,离纲岛很近。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在检票口旁边那个卖香烟的小柜台前看报纸。

我走到他面前,看见我,他二话不说牵着我的手就走。他走得很快,大约五分钟,在一座咖啡色的公寓前停住。公寓有五层,很新,应该盖了没有多久。我问他:“又是情人旅馆吗?”

他说:“你就会往那方面想。”

他让我跟着他一起进公寓,乘电梯,在四楼下来,向右走了没几步,停在一个房间的大门前。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让我先进去。

脱鞋子的时候,我看见翔哥脚上穿的是灰色的袜子,上面绣着一只可爱的兔子。因为“鳄鱼”牌T恤衫那件事,后来我慢慢学着去了解一些衣物的品牌,所以知道他穿的袜子是“花花公子”。

翔哥示意我看房间,然后问我感觉怎么样。不过呢,这间房跟一般的房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氛围很合我的兴趣,感觉比较舒服。咖啡色的双人床,米色的床单和被褥,米色的双人沙发,米色的地毯,米色的窗帘。有一缕阳光流在窗前幸福树的树叶上。隔壁是厨房,旁边是浴室,翠玉色的浴缸透出温馨。

翔哥对我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房子了,你随时可以搬过来住。”

看见我不理解的样子,他慢慢地跟我说明。原来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刚租下了這个房子,想不到她妈妈来电话让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帮忙打理酒吧。但她打算两年内回日本,所以不想跟房东解约,又希翼有人暂时住在这里替她付房费,这样她回日本的时候就不用再租房子了。她真的很聪明,会精打细算,要知道,在日本租房子的时候,事先要交一个月的礼金和三个月的押金,这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我打开衣橱,发现女孩的衣服都在里面,有一件粉红色的毛衣非常可爱。说到转租这个房子的缘由,翔哥对我说:“如果不是你每天回家都要路过那个坟地,也许我也不会帮你租下这个房子。”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房子的门牌号码竟然是四十六。我的生日是四月六号。也许是第一次,我相信人生真的有很多神奇的地方。这房子跟我一定是有缘分的,说不定就是等着我来居住呢。我兴奋地对翔哥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这种感觉真好。”

不过,高兴的同时我其实担心房费会不会太高。问他一个月要多少房钱,他回答说:“房费的事你就不用管了,直接走我的账户。”

我说:“这样不太好,至少我可以付一半的房费。”

他摆摆手说:“你就不用客气了。反正房子是我擅自租的,以后大家见面的时候就在这里见好了。”

我想他说得也对,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搬家又费时间又费精力,我一个女的,没有搬家企业帮忙怎么行啊。我说:“等我联系搬家企业,看看定在哪一天。”

他回答说:“找搬家企业干什么啊。你那点东西,叫一辆出租车就够了。干脆就明天吧,我来帮你搬家。”

他说得很对,我的东西不过就是几件衣服和几本书。他给了我一把钥匙,说他自己也留了一把。他还说:“以后再约会,不用在车站等了,我会直接到这里来。”我说:“好。”

我坐在翔哥的身边,他的手挽着我的腰,我觉得很舒服。但他抽回手的时候,我又觉得呼吸变得自由了。不久,他开始默默地看着我,这时候他的眼神,早在那家叫富士的情人旅馆中我就已经看到过了。我将头发拢到脑后,往他的身边靠了靠。我跟他挨得更紧了,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说真的,我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了。他的脸贴近我,嘴唇压在我的嘴唇上。我全身涌过了一阵冲动。我说想洗澡,他同意了。我让他先去洗,他去浴室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我刚进了浴室,没想到他突然推门进来,我浑身是水,头发都甩在脑后。他紧紧地抱住我,这时候我完全迷糊了。

翔哥走了以后,我不想回胜见美子家,于是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让她不要担心我。我又洗了一次澡,趴到床上后,一直在枕头上寻找翔哥留下来的气味。我一直躺着,根本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时想起了零儿。

零儿是什么?是我的初恋,初吻,初夜。是我曾经拥有过的家园。

我看见零儿笑眯眯地站在画廊前,正和一个女孩子说话。女孩子大大的眼睛,黑色的皮肤飘出一股含蓄的诱惑力。我散散漫漫地将目光落在零儿身上。没想到一个男孩子会有这么白皙的肌肤,这样淡泊的嘴唇。零儿看起来潇洒飘逸。零儿的嘴闭上了,闭上的嘴唇荡出一股宁静的回波。突然,零儿的脸转到我这边来了,他冲着我微笑了一下,刹那间,我的心摇荡起来。后来,零儿告诉我说,那天他看我的时候,光天化日之下,觉得我身上有一种媚入骨髓的忧郁和散漫。

这时候,我真想走上前去跟零儿打招呼,但我没有动,零儿也没有动。

大眼睛黑皮肤的女孩子踢踢踏踏地走了,零儿开始朝我这边走来。我觉得零儿好雄伟,连他走过的地方,天空和大地突然都异样灿然地空旷起来,我被灿然的空旷占有且充满了。一种暗自被我苦恼过的期待,因为零儿的出现而实实在在地降落在我的身上。

零儿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影片院,我说想。第二天,我跟着零儿去了影片院。看完影片,零儿执意要送我到家,我答应了。

我不记得那时看的影片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年轻人恋爱就是去影片院看影片。现在想一想,那个时代的男女恋爱其实蛮可爱的。两个人的腿紧挨着,男孩子攥着女孩子的手。人少的时候,男孩子会偷偷地抚摸女孩子的乳房。赶上运气好,买到最后一排的座位,男孩子会借着黑暗偷吻女孩子的脸蛋。

我想这是我这一代人对恋爱的记忆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爱的记忆。

第二个星期天,零儿又来找我。想来想去,大家还是决定看影片。从影片院里出来,地面是湿的,原来大家看影片的期间里,外面下了一阵子雨。零儿带我去路边的树丛,偶尔有亮晶晶的水珠从树枝滴下来,湿了我的脸。零儿牵过我的手,揉搓了一阵,然后对我说:“你的手真软,真想用这只手弹一首好曲。”

我笑得喘不上气。零儿一边摘眼镜望着我,一边笑嘻嘻地把眼镜揣到衣服的口袋里。我知道他要吻我了,心里痒痒的。他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丛林的路灯突然熄灭了,黑暗推出大块大块的浓雾。零儿很激动,甜丝丝的口水润湿了我的耳际、我的睫毛、我的面颊,交汇在我的口里。

在我和美丽的零儿交往期间,有半年的时间就是这样,零儿只和他的朋友我的朋友谈我,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只是享受来自于肌肤的温馨。大家相亲相爱。

有一天,零兒突然买了各式各样的香水和化妆水送给我。我打开香水瓶,在耳际洒了几滴,立即觉得神清气爽。虽然天已经很黑了,大家还是心血来潮地去了湖边。两个人坐在一棵树下看雾蒙蒙的湖水,看了很久很久。有点儿冷的时候,零儿拾起身边的石头抛向空中,我看到小石头流星般滑落,在亮晶晶的湖水中激起涟漪。零儿说他喜欢这个地方。我说我也喜欢这个地方。过了一会儿,我突然问他:“你喜欢小孩子吗?”

他说喜欢,接着对我说:“我想过了,将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孩子,我会年年带他来这里,年年一起拍纪念照。”

我的心哆嗦了一下说:“你好可爱。”他转身扳过我的肩头,大家一起倒在地上。在这个午夜的时刻,零儿需要我。在静静的午夜的时刻,我和零儿被一种刚刚认识的新奇激动得哭泣起来。坐起来后,零儿对我说:“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因为零儿爱我,需要我,因为大家和其他男男女女在一起时一样做了习惯做的事,零儿更加孤零零地来爱我了。有一句话叫情到深处自孤独,零儿到这种时候已经是痛苦不堪了。后来,零儿跟我结了婚,我成了零儿的太太。

但是,我跟零儿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一年就离婚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零儿对我说:“大家都没有过错,离婚是因为大家的性格合不来。”

我很想教训教训他,比如用脚踢他,或者抽他的耳光。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做。离了婚,我对一起睡过觉、吃过饭的零儿“还有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零儿是我的生活经验,人跟人之间总是需要彼此理解的。

终于,我从零儿的人生里跳出来,跑到了日本,但零儿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9

今天我休息,翔哥又来了,当然是提前约好的。他穿了件很随便的T恤,水洗布裤子。他进门的时候我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水味。他一进来就吻了我。从这时候起,大家不再说话。他拉着我去浴室,出来的时候大家的身上还带着水珠。我去把窗户关上,他打开放在床头的音响。是一首英文歌,我听不懂歌词,但是旋律令我的心直痒痒。大家跳到了床上。他教给我一种游戏,大家在床上滚了一阵,真舒服。

晚上,翔哥没有回家,留在我这里过夜。大家去外边喝酒,从一家居酒屋喝到另一家居酒屋,再喝到另一家居酒屋。在日本,这样的喝法很流行,叫喝“梯子酒”。回家的时候,他跟我说起了他太太的事。他还是第一次跟我说起他的太太,不过我听得迷迷糊糊的。他说要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去北京或者大连买房子,这样他退休后就可以跟我一起去住了。可是我好像不想要他给我买的房子。他看起来很高兴,问我爱不爱他。我不回答,只是无缘无故地笑,他跟着我一起笑。之后大家睡了一会儿。快清晨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醒,说是要赶始发车回家。他已经陪了我将近一夜,我已经很满意了。

他说走就走了。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心怎么会这么难过。

10

如果说制果工厂是袖珍中国的话,富贵阁就可以说是亚洲的缩影。我在横滨中华街打工的三年里,几乎没有看见过欧美人在中国饭店里端盘子。听说日本人崇尚美国,在日本人眼里,最好的乐土是美国,最高级的人是美国人,会说英语的人令人羡慕。日本的各个城市,英语课外补习教室泛滥般存在着,而且总是人满为患,不少学生是两三岁的小孩子。欧美人几乎都在英语教室里做教师,欧美男人也是日本女孩追逐的对象。很多年后,我在一家国际翻译企业工作,英文翻译的工作永远都忙不完,工资非常高。而中文翻译的工作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其实,我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便欧美人想去餐厅打工,那么他们去的餐厅当然也多是西餐厅。

横滨中华街是日本最大的唐人街,中国饭店、土特产店以及杂货店鳞次栉比,可以说是体验中国“美食”和“学问”的重要景点。富贵阁是横滨中华街上著名的一家中国饭店,除了本馆,还有富贵阁新馆和富贵阁别馆。老板有三个儿子,正好一个儿子负责一个馆。我应征的是本馆,本馆一共有五层,一层接散客,平日也罢,休息日也罢,因为一直有客人进进出出,一直得站着,完全得不到休息,所以最辛苦。二楼稍微好点儿,一楼的散客满座了才会开放。三楼是厨房。四楼是榻榻米房间,每间房的中央设置一个可以坐二十多人的大圆桌,平时不接散客,只接预约的团体客。但是赶上休息日的前夜或者休息日,如果连二楼的散客也满座的话,那么就不得不接待。五楼跟四楼一样也是接预约团体客,但房间不是榻榻米,跟一楼二楼相同。

在富贵阁打工的人基本上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多,衬得四楼的几个日本老太太看起来特别显眼。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也有六十岁,这个年龄的中国人,都在家养老照顾孙子,而她们却还在干年轻人的体力活。她们或是跟丈夫死别,或者是跟丈夫离了婚,或者是什么特殊的原因才不得不工作。部长在安排人事的时候,比较偏心日本人和中国台湾人。让我举例来说吧,一楼和二楼的员工差不多都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四楼只安排日本女人。五楼也安排中国人,但全部出生于中国台湾。平日,一楼和二楼的员工,因为忙碌而走得脚痛的时候,四楼和五楼的员工却坐在榻榻米和椅子上,一边听着饭店里放送的音乐,一边将白色的餐巾叠成美丽的花。花是用来装饰宴会的。

那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瞧不起大家中国人,希翼中国早日富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中国的飞跃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的想象,令我惊讶。还是举例来说吧。东京最繁华的几个地方,比如银座、新宿、池袋、秋叶原以及涩谷,走在其间满耳充斥的都是中国语的声音。如果去大商店,大把大把花钱的也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或许不知道他们花钱大方的样子,正成为日本电视资讯里的话题。是的,他们充满自信的样子就出现在电视里。听说日本的许多高级不动产都被富裕的中国人买走了。

在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博会的时候,我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与中国有关的资讯,很兴奋。我来日本之前,每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元人民币,回国玩的时候朋友请吃饭,一顿饭就花了几千元人民币。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地给一个叫和平的朋友打电话。他是我在国内做编辑时认识的文学青年,寡言少语,或许因为住在东北小城的原因,给人的感觉非常淳朴。

当年的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记得他是在一九八○年开始小说创作的,我认识他的时候,正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而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我发表过几篇他的小说。我到日本后,他开始写电视剧本。他觉得电视剧是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自己写剧本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他真的一部一部地写了下来,都拍成了电视剧,没有失败过。就这样,他彻底投向了电视剧本的怀抱,与之亲密相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小说是创作,写剧本也是创作,都是创作。用他的话来说,他走的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没什么可难为情的。至于钱呢,他说当然是越多越好。他说就因为有了钱,他家里雇了两个保姆,一个是做饭的,另一个是收拾卫生的。他说他太太每天健身美容。因为拳击可以保持漂亮的身段,他太太的拳击已经入段了。他又说起了对日本的看法。他说在日期间,没看到街道上跑什么好车。我想知道什么样的车才算是好车。他说“外车”啊,比如他的私家车“宝马”什么的。我告诉他,日本大多数人喜欢用日本的国产车,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省油,二是服务好。国产车出毛病的时候,一个电话就可以进入修理阶段了,但外国车就不同了,只能去指定的地方修理。日本人在这里选择的不仅仅是车,还选择了时间,选择有时候是一种概念。

11

没想到我被安排在饭店的四楼。除了四楼的制服是和服,其他的楼层都是连衣裙。和服很好看,白底红条。红是砖红。部长问我会不会穿和服,我说不会。四楼就我一个人穿连衣裙,灰色的,无领。名义上我是四楼的服务员,但是四楼没有客人的时候,楼层负责人会叫我去一楼帮忙。一楼的领班也出生于中国台湾,背地里大家都说她是富贵阁的一棵“撼不动的大树”。她在富贵阁干了几十年,是富贵阁创业时的元老。可以说,一楼虽然汇集了亚洲各国的年轻女孩,实际上却是中国台湾女人的天下。她姓陈,五十岁左右,如果有人提起店老板和老板娘,她就称他们为“爸爸、妈妈”。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跟店老板一家是亲戚,或者是关系特别好,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在日本,无论开什么店,老板娘一律都被称为“妈妈”,跟关系的远近毫无关系。她每天命令手下的女孩们做这个做那个,却又对她们不理不睬。我想她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日后竟然会败给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孩。我参与了全部过程,她败得很惨。我说的惨并非因为她被“爸爸妈妈”辞退,而是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了,输在哪里。其实,当时她只要给日本警察打一个告密电话,面临的危机就会烟消云散的。

上海女孩的名字叫立新。她告诉我,来日本前,她曾经是上海某家有名舞厅的当红舞小姐。她的身材非常性感,真可以说是丰乳肥臀。不仅仅是乳房和屁股,连嘴唇都性感。她总是昂着头走路,步子很大,屁股一跳一跳的,看起来有一种张扬感。我跟她是同类,却完全相反,扁平的胸脯,扁平的屁股,小嘴,说话急不起来,声音又沙又哑。我看立新,有时会这样想,如果自己是个男人的话,大概也会想跟她上床,想跟她干那种事。是的,她总是给我一种很放纵的想象。欧美人来饭店吃饭,几乎百分之百冲着她去,跟她打招呼,对她摆手说:“哈啰。”她就悄悄地对我说:“又是在招呼我。混蛋!”说完后笑嘻嘻地迎过去,她的身体里似乎有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有一天,立新指着一对年轻的女孩对我说:“那对姐妹,是从福建来的。你知道她们也是黑户口吗?”

我不相信,回答说:“怎么会?她们亲口对我说是留学。”

“留学?如果是留学生,为什么不去学校上课,天天在饭店里打工呢?”

她的疑问有依据,但是凡事也有例外。我说过,那个时代来日本的人,并非都是为了学习。就说我吧,没多久就对教授的课失去了兴趣。有一天,我跟教授说出了心意,告诉他我现在只想体验一下日本的生活和学问,也许将来可以写几篇散文和小说。至于学分,反正我也不想要什么硕士学位,毕业时我按规定提交论文,学校给我个结业证明就行了。我对立新说:“我也是留学生,也不是天天都去学校。”

“但是我非常讨厌这对福建姐妹。”

我说:“她们也是出来赚几个钱,也不容易,得过且过吧。”

“告訴你吧,如果不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黑户口,早就给日本警察打告密电话了。”

有时候我觉得很幸运,在立新的眼里,好像除了我以外,看什么人都不顺眼似的。

那对福建姐妹,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个喜欢笑,一个不跟人说话,但都是白白净净的,看起来就像两只温柔的猫。她们总是形影不离,早上一同走进饭店,白天一起端盘子,下了班再一同离开饭店。与立新相反,她们瘦弱,所以走起路来步履轻盈。虽然她们其中的一个人单独拿出来看是贫弱无力的,但两个人绑在一起的话,这种姐妹相依为命的情景,还是令我非常羡慕的。她们常常跟我说话,有时还跟我说说父母的事。我没有理由不跟她们说话。

我至今也不知道立新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到饭店的时候,大家已经称他“乌龙茶”了。奇怪我从来也没问过这个绰号的来由。一般打工的人都不太喜欢他,但是楼层的支配人以及部长都喜欢他。他长得挺清秀,中等个,总是穿一身西装。我问过立新,乌龙茶不过在饭店端盘子,为什么整天西装革履的啊。她说:“他不想找事。”我问什么事。她说:“乌龙茶也是黑在日本的,日本警察不会无缘无故查询一个穿西装的人吧。”

我想起留在制果工厂的刘利,犹豫要不要特地去告诉他这个对付日本警察的方法。好几次我看见乌龙茶偷懒,福建姐妹偷偷地骂他:“没有道德!没有良心!”但领班或者楼层负责人在的时候,乌龙茶干活很卖力。这时候,福建姐妹又会骂他:“真会装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我曾经在楼梯上碰见乌龙茶给桥本送礼物。乌龙茶的工资每小时比大家高出一百五十日币,一个月比大家多拿好几万日币。福建姐妹曾经问我是否对此感到不公平,我回答说不。打工已经很累身体了,我才不想累心呢。还有,几万块罢了,翔哥为我付的房费也差不了多少。最主要的是,乌龙茶的工资跟我没有关系。

12

翔哥对我说:“今天,大家先去扒金库。”

我还是第一次进扒金库。那是一间吵得令人神经衰弱的赌厅,银色的弹子在转动的机器里哗哗作响。抽香烟的人很多,烟雾弥漫。我问他怎么突然间想起玩扒金库了。他说从来没有赌过的人运气比较旺,越是生手越是会赢钱。他从钱包里抽出五千日币,往机器里塞的时候对我说:“不多试,就试五千日币。赢了就赢了,输了也不加钱了。”

我想这样我也可以过一把赌博的瘾了,就高兴地答应了。他教我如何转动机器,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机器已经停止转动了。我以为机器出毛病了,看他,他却拍了拍我的头说:“看来你这个人没有飞来的横财。”他说得对,我从来不会赌博或者买彩票,也没有捡到过一分钱。或许我的样子像一只苦恼的猫,他对我说:“今天大家去吃大餐。”

我问他:“见到我之前你赢了吗?”

他回答说赢了很多。我想象一个人连续几个小时坐在机器前,沉醉在不可捉摸的兴奋中,而赢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甚至是百万分之一,就觉得这个人会铤而走险。总之,我第一次对翔哥产生了一丝不安的感觉。然后,我意识到,我一直都不知道翔哥在哪里工作,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而我从来也没有问过。

这次来的饭店是一栋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翔哥说是日式饭店。进了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假山,假山下有小桥流水和茅草房。小桥下,溪水流过两岸的人家,隽永华丽。我很惊讶,想不到中国的古典诗词会在日本的饭店里,以这种形式完美地再现出来。我的脑子里瞬时出现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里的诗句。这时候,我觉得满怀都是乡愁了。说到乡愁,其实我对“故乡”并不是十分热爱,也从未感受过所谓境界般的“乡愁”。早年回国是因为妈妈在,而现在故乡与他乡已经不存在什么距离问题了。网络使人跟人一息相连。如今妈妈不在了,我根本不回故乡了。

但不回故乡并不等于我不爱那片土地。

儿时暗记过的诗词一股脑儿地拥到脑子里。我不由得说了一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说完后我感到凄然,一时竟想流泪了。可能感到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翔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

他问我:“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吃东西,却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我说是。他说日本很多类似的地方,总能满足大家对中国学问的迷恋和想象。我非常感动,对他说:“谢谢你。”

这家日式饭店是螃蟹专门店。身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将我跟翔哥引到二楼的一间大屋里。榻榻米上坐着一男一女,看样子在等着上菜。我跟翔哥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个房间里就两对客人,我觉得很别扭,心想如果是单间就好了。我一直喜欢居酒屋那种乱糟糟的感觉,谁也不用在乎谁,因为谁都不会在意谁。看出了我的拘谨,翔哥让我放松点,还告诉我不用正坐,把腿伸直了就好。我本来也不会正坐,于是把腿伸到桌子下面,但偷偷地朝那对男女看了一眼,他们已经开始吃了。翔哥说:“我之所以喜欢日本,有一点就是在日本没有人为的拘束感。日本人才不会在乎大家是什么关系,不会在乎大家叫什么菜,也不会在乎大家怎么坐,会不会大声说话。除了不要触犯法律,剩下的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

他的话令我放松了不少。再看那对男女,女人确实没有正坐,两条腿放在桌子下面。

房间里回荡的音乐是莫扎特的钢琴曲。后来我发现,日本人真的是偏爱莫扎特。跟迷信差不了多少,很多日本人认为,如果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听莫扎特的话,小孩子有可能成长为天才。电视里的广告曲,以及饭店、幼儿园或者商店里放送的曲子,很多都是莫扎特的,简直可以说是泛滥。音乐对于我来说,跟一种被抚摸的感觉差不多。音乐似物质,以各种各样的形状来击打我。音乐有多少个形状我就会产生多少个心情。心痛了,哀伤了,兴奋了,快乐了。我不懂音乐但是会喜欢音乐;我不懂音乐,但是会迷失在音乐里。

最先上来的是酒。这一次,翔哥要的是用热水烫过的日本酒。说到日本酒,在日本的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的日本,四季已经不是很分明了,但是我刚来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四季分明”。日本酒有强烈的四季感。春天赏樱花,喝“花见酒”;夏天喝“越夏酒”,夏天热啊;秋天喝“月见酒”,秋天的月亮好看啊;冬天喝“雪见酒”,冬天的雪浪漫啊。酒被装在陶瓷的酒壺里,壶口飘出思绪万千的馨香。

翔哥告诉我,日本将酒壶称为“德利”,而酒杯则被称为“猪口”。日本女人端来的酒杯是由白色陶瓷制作的,杯底有两个蓝色的同心圆。我问翔哥“圆”有什么寓意,他回答说,“圆”也叫“蛇目”,没什么寓意,不过用来判断酒的色泽和光泽。接着他还告诉我,喝日本酒要以右手持杯,左手托住酒杯的下方。酒不能一口喝完,先喝一口,将酒杯放在桌子上。剩下的量要分数次喝完。最后呢,杯底要留两成的量,直到添酒前才一口喝完。

不过翔哥说大家来不是为了品酒,所以不用在意这些规矩。他说他之所以跟我说这些,是为了我将来写作的时候可以有个参考。他对我说:“再说下去,酒就凉了。”于是大家默默地将杯子碰了一下。

等着添酒的时候,翔哥突然在桌子下面抓住了我的脚,问我:“走了一天,你的脚会不会很累?”

我说当然累,他开始按摩我的脚。我穿了一双黑色的棉袜,但还是觉得很舒服。不过我的心又痒痒了。说真的,长这么大,他可是第一个给我按摩的男人,他的抚摸很温柔。他问我:“舒服吗?”

我点了点头。这时候第二轮酒也上桌了,我想敬他一杯,但是他不让。他拿起酒壶为我的酒杯添酒。刚才已经说过一次了,我的心痒痒的。我谢了他,然后一声不响地看着他。这一刻,我觉得是很爱他的,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想他对我的爱一无所知。他问我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看他。我笑着喝了一口酒,说我想起了大连。他又问我大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告诉他:“有大海,很漂亮。那里的人说话有螃蟹味。”

他笑起来说:“我想象不出带螃蟹味的话是什么感觉。”

我就给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吃饭说“歹饭”,别吹牛了说“败泡了”,还有傻瓜说“彪”等等。于是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说到大连,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六年。小时候,因为特别穷,为了省菜钱,妈妈三天两头带我去海边捡海草,捉干贝和螃蟹。几十年前的大海真是碧蓝碧蓝的,一点儿污染都没有,沙滩上很多褐色的小蟹横行霸道。我和妈妈将捡来的小蟹装到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小蟹被大家拿回家后,用菜籽油煎了吃。肚子饿的时候,我和妈妈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铁锤,敲礁石上的海蛎子。用大连的话来说,捡海草捉螃蟹就是“赶海”。每次去赶海,我跟妈妈都是只带干粮,也就是用玉米面做的饼子,我跟妈妈就着海蛎子吃饼子。说真的,本来是吃腻的玉米面饼子,因为有了海蛎子,竟然变得特别好吃。再说那些煎过的小蟹,金灿灿的,又香又脆,真的是太好吃了。一直到今天,金色的小蟹仍然拖着童年时我对大海的嗅觉。

童年的嗅觉是一个怀念的陷阱。那天晚上,翔哥走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妈妈。我非常爱妈妈。而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这一点,她不懂。夜里我失眠了,感情混乱,脑子里总是出现跟妈妈最后一次见面的事。

13

翔哥说性的高潮其实就是“丢失”了自我。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里说: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的,简单极了。说真的,她说了那么多感觉,而我只喜欢“简单极了”四个字。翔哥问我对“高潮”有什么样的感觉时,我回答说:“失神。”我觉得他不理解我话里的意思,我本来的意思是“神魂颠倒”,但是他再也不跟我谈“感觉”了。

有些事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实际上,翔哥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浪漫情人”。一开始,我只是迷恋他,想跟他在一起待着,但慢慢地,我开始模模糊糊地期待着新的展开。人的欲望是不是真的没有止境呢?

有一天因为翔哥是一大早来的,所以大家都不想去外边。我刚起床,身上还穿着生日那天他送给我的睡衣。我坐在沙发上,他就坐在我的身边。我觉得闹心,不清楚自己除了他在身边陪我之外还想要什么。窗外的阳光越来越强,都照射到床上了。光线太亮了,我的眼睛有点儿不舒服。我将窗帘拉上,房间似乎寂静了下来。看起来跟没话找话似的,我问他:“万一你太太发现了,你想过她的感受吗?”他问我发现什么。我说:“发现我的存在啊。”

我感到有点儿厌烦自己。他站起身,去厨房冲咖啡。我跟他道歉,说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他转过半个身子对我说:“我总是很少待在家里,她已经习惯了。”

但这一次,我没有再追问什么。说真的,他回答时所表现出的沉着令我惊讶。更令我惊讶的是他说他不经常待在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竟偷偷地生出一种欢喜,因为对于我的期待来说,他的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可能性。我快被这种期待兴奋晕了。他只冲了一杯咖啡,对我说:“让大家用同一只杯子喝咖啡好了。”我说好。他喝一口,我喝一口。他穿了一身我没有见过的衣服,大概是新买的。他迟疑了一下,对我说:“其实我懂你的意思,也明白你的心情。不妨告诉你吧,我跟太太已经到了考虑协议离婚的阶段了。”看到我惊讶的样子,他赶紧说明说:“你不要多想。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我不说话,他接着说:“所以我让你在大连买房子啊。依我看,哪个女人都应该明白买房子意味着什么。”

我说:“是吗?”

他说:“你怎么这么傻。有时候真觉得你挺傻的,又土又傻。”

我转过身看他,他的眼睛发亮。我有一种冲动,想上去抱抱他。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拥抱过一个男人,所以忍着不动。至于他说的房子,我不是不希翼他买,是想“到时候了”再买。比如他真的决定跟我结婚,而大家决定去大连的“那个时候”。他说我是个老实人,换了别的女孩,也许巴不得他赶紧买房子。他不知道,这时候我心里想要的是他,而不是什么房子。我真的太爱他了。

时光过去了好多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时候对我的表白。出乎意料的是,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每一个男人,从童年的时候开始,就有他心中理想的女人吗?”我说我不是男人,但是想知道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他指出:“男人头脑中的理想女人,通常跟妈妈有关。要么是接近于妈妈,要么就是跟妈妈正相反。”我想他说得对。我因为一直讨厌爸爸,所以长大后恋爱的男人,都比我大很多。回过头来想想,所有跟我交往过的男人,他们的年龄几乎都可以做我爸爸。我曾参照心理学来说明自己的选择,答案就是,我在找男友的同时,也在寻求一种父爱。

他又问我:“知道我喜欢你身上的什么地方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然后说想知道他喜欢我身上的什么地方。他回答说:“你安静但是苦恼,你紧张但是克制,你温柔但是野性,你单纯但是复杂。你身上有我说不清楚的矛盾和对立。我喜欢这样的复杂性和多重性。”说真的,我被他绕得糊里糊涂的,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喜欢我身上的什么地方,我只是觉得他欣赏我。这时候我还年轻,初情悲恋都令我感到满足。

“你知道,”他接着说,“我现在有一儿一女,但算命的说我命中有两个儿子。我想来想去,另外的那个儿子肯定是你日后为我生下来的。”

他说这话毫无意义,但我回答他说:“希翼日后你能够如愿以偿。”他使劲儿地抱了我一下。窗外传来沙沙的声响,我打开窗帘,对他说:“下雨了。”

午饭是翔哥去外边买的盒饭,但我太兴奋了,根本就不饿。他也只吃了一点点,大家一人喝了一罐啤酒。晚上,他离开前在大门口穿鞋子,临出门的时候,突然轉身和我面对面地看着。我本来觉得心痛,他却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胸口,对我说:“你要记住,我一定会送给你一个戒指。我要在戒指上刻着‘永远的爱人五个字。”他戳我胸口的时候,戴在他手上的结婚戒指正好触碰到我裸露着的胸部,一股冰冷的气流滑过我的全部神经。我打了一个强烈的哆嗦。

翔哥离去很久了,我还站在门前不想动。他戳过的地方痛得像一个伤口,我用手捂着那个伤口。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会想起大学时代读过的霍桑的小说《红字》,那时候我曾经打过同样强烈的哆嗦。《红字》是女人纯洁无比的爱情,是男人和女人,是罪与罚,是爱与恶,是通向未来爱情的无止境的黑暗。

我站了很久很久,直到鸡皮疙瘩从我的肌肤上消退。

14

我最害怕的日子还是来了。从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五日,日本的日历牌是一连串的红字,红字是休息日,其间是由好多个节日组成的公众假期,也就是大型连休,被称为“黄金周”。“黄金周”又赶上春暖花开,所以成了日本人游玩的大好时机。作为著名景点的中华街,可以说是人挤人,各家饭店的门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黄金周”将积压的紧张和疲劳一口气喷出去,再回学校和工作岗位的时候,有缓不过劲的懒洋洋的低潮和焦虑。但这个问题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

一大早,立新就唉声叹气地说:“还不到十点,饭店还没有开门呢,已经有上百人在排队等着吃饭了。”

我望着脚上的新鞋,那是昨天晚上买的。我对立新说:“你说脚会走肿,我特地买了一双大号的布制鞋。”立新取笑我,说我“只担心脚而忘记了腿”,她说两条腿会走成“两根木棒”。

不久后部长打电话给楼层负责人,通知我上四楼。不用猜,二楼的客人也满了。我对立新说,四楼都是团体客,大盘子大碗,又是榻榻米,看来我今天得小心腰了。她对我说:“今天可是连休的第一天,你得悠着点儿,感到受不了的时候,偷偷地去厕所坐一会儿。”我觉得很害怕。我还是第一次赶上黄金周,无法想象会累到什么程度。不过,累就是累,累是不会令人感到舒服的。

言归正传。我去四楼,远腾、池田、增山和藏下穿着和服,一副整装待发的紧张样子。关于这几个上了年龄的日本女人,我想可以用同一个名字来称呼,就是“阿信”。

很多年前,国内放送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被感动得热血沸腾。网上在先容《阿信》的时候这样写:长成大姑娘的阿信因感情失意离开米店,此后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学习美发、经商,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挫折。但无论怎样,这个坚韧倔强的姑娘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我看到远腾、池田、增山和藏下时,满脑子里又都是阿信了。

先说远腾。看起来有七十岁左右,感觉是四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增山偷偷地跟我说过她的经历,大学毕业后结婚,丈夫在外企工作,随丈夫在美国居住过多年。但是,没想到她丈夫因病死在美国,成了异国他乡的一缕幽魂。据说,她丈夫死的时候,她还很年轻,但或许她太爱自己的丈夫,也或许她没有办法接受丈夫已经死了的事实,所以整个人变得神经兮兮的。她弟弟不放心,把她从美国接回日本。她丈夫死后,给她留下了大额的保险金和一幢二层楼的房子。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她每个月还可以从政府领取一定数目的遗族年金。说真的,她根本不缺钱,但是大家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要在富贵阁干这么繁重的工作。尤其她无儿无女,根本也没有给子女留下遗产的必要。

远腾看起来非常纤弱,不知道是否跟她的饮食习惯有关。我从来没看见过她跟师傅点菜,每次只要一小碗白米饭,吃的时候就在白米饭上洒一点点儿盐。

有一次,我看着远腾的背影对增山说∶“远腾对我来说是一个谜,我觉得不可捉摸。”

增山说她跟远腾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一样对她捉摸不透。增山跟我说起一件事。几年前,她有事去远腾家,敲了半天的门,远腾就是不开门。于是她想通过门上的猫眼看远腾在干什么,原来远腾坐在一架很大的钢琴前弹曲子。增山对我说∶“很奇怪,我看见她在弹钢琴,但是听不到曲声。”还有一次,说到我的在日签证,增山开玩笑地对远腾说:“干脆你收秋做养女吧,这样的话,不仅有人陪你照顾你,秋也可以入日本籍,永居日本了。”

我也开玩笑地说:“我想要的是远腾姐姐手里的财产啊。”

在日本,不管女人的年龄有多大,只要是单身,基本上都称姐姐。想不到远腾眯着眼睛吭出一声笑,对我说:“我家里有幽灵,我怕你来我家的话会吓到你。”

我觉得远腾更像她自己说的幽灵。我想她也许一直都在逃离。她受不了对死去丈夫的思念,一直都在逃离,逃离孤寂中的渴望。在我的想象中,富贵阁是她的逃离之地。她是一缕垂死的芳魂,也是一丝颤动的渴望。

再说池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坏到底,大不了说一声再见罢了。但在日本,每年有将近十万人“人间蒸发”。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跟水蒸发掉了似的突然消失,寻觅不到踪迹。这些“蒸发”掉的人,要么是躲在没有熟人找得到的地方,要么就是结束了生命。如果“人间蒸发”发生在夫妻之间,真的可以说是罪恶。

池田在出生地京都讀完了小学、中学和高中。她不喜欢学习,不想上大学,但是也没有工作,因为她很快以花容月貌取得了一个男人的好感。是的,她嫁给了京都的一位公务员。增山对我说:“你知道,公务员非常安定,只要不犯罪,永远都不会失业的。”

跟大多数专业主妇一样,池田每天早晨起来烤好面包,煎好荷包蛋和火腿,冲好热腾腾的茶。然后她丈夫会分秒不差地坐到餐桌上。用池田自己的话来说,第一任丈夫是个好人,但是缺乏情趣,平时两个人没有什么对话。她丈夫沉默不语地吃完饭,换好上班时穿的西装去大门口。池田送他到大门口。他头也不回地说:“我走了。”池田说:“早点儿回来。”送走丈夫后,池田接着送上高中的儿子去学校。儿子对她说:“我走了。”她回答儿子说:“早一点儿回来。”这样的情景天天重复上演。

丈夫走了,儿子也走了,但池田依然精力充沛,却又无事可做。有一天,她坐在阳光普照的沙发上,看到窗外庭园里的树枝上停着一只小鸟。小鸟唱了一会儿歌,不久飞走了。她第一次找到了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为小鸟想象出了几个只有小鸟自己才会知道的故事。出乎她的意料,她开始羡慕那只小鸟,因为小鸟可以自由自在地飞去自己向往的地方。增山对我说:“池田的脑子跟一个青椒没什么区别,里面是空的,所以想到什么的话,立即就接受了。”

池田说她仍然清清楚楚地记着那个夜晚。

突然,风刮起来了,接着是雨,很混乱地倾泻下来。丈夫在酣睡,池田默默地取出白天准备好的皮箱。她说皮箱里装着衣物和几件贵重的首饰。她说她最后回眸庭园里小鸟停留过的那棵树时,发现树底下站着儿子。她说她根本没有勇气看儿子,跟逃亡似的匆匆离开了。

增山形容池田是“那一个类型的女人”。但是我跟不上趟儿,不知道“那一个类型”是什么样子。我唯一明白的,就是池田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女人。

按照池田自己的话来说,“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了横滨的中华街”。其实,有时候大多数人都无法为自己的选择找出理由。对于池田来说,或许横滨中华街充满了中国人,跟其他的地方完全不同。当一个人想摆脱现在的状况时,会挑选一个新鲜的地方。她一定以为横濱中华街跟外国差不多。

结果呢,她在一家饭店里找到了一份端盘子的工作。一次,在一个休息日,她去卡拉OK唱歌,没想到遇上了一位小她十几岁的男人。她跟男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同居了。反正她是“人间蒸发”,跟丈夫没有办离婚手续,而新男人也不要求她跟自己结婚。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为了痛痛快快地玩。一起去卡拉OK,一起去扒金库赌钱,一起去喝酒。虽然新男人跟她共同出钱租了一间小屋,但为了免去相互间的责任,各自挣来的钱各自管理。我甚至不敢相信,她跟新男人只在那间小屋里睡觉。除了电,煤气和水被刻意地停掉了,甚至连洗澡也要去公共浴池。两个人在商店里买水喝,肚子饿了,就在外边的餐厅吃饭。屋子里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小冰箱,里面装的都是酒。两个人一起喝酒,喝醉了就一起睡觉。

涂着红嘴唇红指甲,头发被整齐地挽在脑后,穿着和服来来回回地走动在长廊里的池田,像极了浮世绘里走出来的美女。

只是,她说她至今也忘不了那个时候默默凝视着她离去的儿子的双眼。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她都会说:“历历在目。”说真的,她动不动就说起儿子,每次说起儿子的时候,都会从钱包里取出一张资讯剪纸。剪纸上记载着发生在京都的一起交通事故,事故的当事人正是她的儿子。她儿子骑的摩托与十字路口右拐的汽车相撞,她儿子当场死亡。她说她是偶尔翻看报纸的时候发现的,但是我看不出她脸上和内心的悲伤。由此及彼,我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祥林嫂”,以为她的悲伤是莫大的。池田流泪的时候还是一位母亲。

那时池田正热衷于减肥。不知道她听信了什么人的话,花高价在网上买到一种中药。她每天喝这种中药,因为这个原因,她会控制不住地跑去厕所拉肚子,动不动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响屁。她追求的一切都与她的年龄不相适应。她活着是为了她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嗜好。但增山总是无法接受池田的这种“活法”,有好几次,她指着池田美丽的背影对我说:“这个女人,越活越没有脑子了。”

接着说藏下。听她说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语,如果她自己不说她是日本人的话,谁都会以为她是中国人。她在日本的一家企业里做了几十年的会计,应该说是职业病吧,常年握笔的缘故,她的右手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伸开,被认定为轻度残疾者。因为手的原因,她不能去前台端盘子,只能在后边洗盘子和酒杯。

她的个头很矮,可能不到一米五。肤色很黑,身材很胖。她在日本企业工作期间一直没有结婚。退休后,她到横滨中华街的一家饭店找到了新的工作,在饭店里认识了一个中国男人,跟男人结了婚,结婚时已经六十岁了。

藏下的丈夫出生在上海,有一种江南男人特有的清秀,以及温柔缠绵的风情。听增山说,藏下对他可是一见钟情。而他呢,一直在中国饭店里打工,可能是想追求安定和永居资格,所以马上就跟藏下结了婚。跟日本女人的婚姻,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不久,他被饭店提升为楼层的负责人。他不仅不用端盘子,还利用职权,将他在日本的亲戚一个接一个地先容到店里工作。藏下说,他是好心好意的,但是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他的一个亲戚,因为偷窃店里的冷冻水饺和小笼包被老板辞退,而他自己呢,也引咎辞职。辞职后,他的生活不得不靠藏下来支撑。本来藏下在见到他的那个瞬间就决定将余生献给他的,所以,如果是为了他,藏下什么都肯做。他当然感受到这一点。有一种爱,星火燎原般地烧尽了他心头隐藏的许多的杂念。他开始心甘情愿地待在家里做主夫。他买菜、打扫卫生,他洗衣,他做饭。他偶尔也到富贵阁,对着藏下“妈妈”长“妈妈”短地叫。日本夫妻间随孩子称呼对方,所以藏下也“爸爸”长“爸爸”短地回答他,看起来真是恩爱无比。藏下虽然不好看,但她的笑容里,有一个普通女人一辈子的幸福。

最后说增山。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意外事故,增山会跟千千万万的女人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她长得很一般,不好看但也不难看。她很少谈自己的事情。我只知道她结过婚,有两个男孩。在一次谈话中,我忘记了是什么缘由,话题转到了她丈夫的身上。她对我说:“我丈夫死了。”

我吓了一跳,她永远都是笑嘻嘻的,看起来很明快的样子。我反问她:“你是说死了吗?”她说对。我问她:“是因病死的吗?”她说是事故。我看着她眼角细细的皱纹,不敢问她是什么样的事故。她连说“事故”二字的时候,脸上都带着微笑。她看出我的心思,问我:“你相信命运吗?”

我点了点头。于是她跟我讲她丈夫的事。事故发生在那个夏天的傍晚,一家人围着饭桌热热闹闹地吃了饭,因为天热,她跟丈夫喝了几杯啤酒。睡觉前,她的丈夫先去洗澡,但是过了很久都没有从浴室里出来。她说她以为丈夫因为喝了点儿酒,睡在浴室里了,但结果是不小心滑倒摔死的。她对我说:“摔下去的时候,这么巧,头会撞在浴缸上。”她说:“这是命。是命就得认。”认命是她活着的信念。我还是第一次从她的神情中看出疲惫。她注视着我,有点儿伤心地说:“我一个人还完了房子的贷款。”

我打断她:“买房子的时候,没有买生命保险吗?”

她说那时候两个人都很年轻,怎么能想到死呢。她加了一句:“说死就死了。这就是命,早知道会摔死,那天就不喝酒了,或者就不洗澡了。”

不久我又问她:“你没想到再婚吗?”她说没有碰到过合适的。我说:“两个儿子呢?”她说都结婚成家了。我问她:“寂寞吗?”她突然哈哈大笑地说:“我有一只狗陪我。中国产的长毛狗。”我让她给我看狗的照片,原来是一只白色的狮子狗,也称西施犬。

增山在富贵阁干了几十年了,现在是四楼这几个老太太的班长。老太太之间也闹矛盾,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挑事。她很聪明,了解其他几个女人的个性,知道如何管理她们。有一次,她偷偷地对我说:“远腾跟池田不对付。不过,只要她们老老实实干活就行。说真的,远腾不讨人嫌,但是干活的时候会偷懒。池田不招人喜欢,但是干活很卖力气。”

我说:“远腾已经七十岁了。”

她说:“我知道。”

我认识这四个女人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是,无论是从上看到下,还是从里看到外,我在她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共同的地方,包括个性。我觉得她们都很可爱。就说池田吧,虽然我不认为她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正确的,甚至我也不认为她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喜欢她身上洋溢出来的“对生活的激情”。她们是一幅拼图里的独自的一片,有着属于她们自身的线条和图案。

当她们穿着和服,跪在榻榻米上为客人斟酒的时候,当和服的下摆露出她们仍然白嫩的大腿和小腿的时候,当她们微笑的时候,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徐志摩的那首名为《沙扬娜拉》的诗。

日本有志摩半岛,志摩郡和志摩市,在三重县的东部。我常常想,徐志摩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和它们有关系吗?还有苏曼殊,跟位于京都市的曼殊院有关系吗?日本的好多地名和寺院的名字真美。

15

以为要在四楼忙一天,结果干了不到半个小时,楼层的负责人突然让我去五楼帮忙。

五楼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饭桌都比较小,每桌顶多可以坐四个人。圣诞节和情人节的日子里,有情人光顾,基本上请到五楼。光线就是天井的几盏灯,空间里有夜晚和鲜花的气味。

几个女人跑前跑后地忙着送菜,看见我,领班阿珠匆匆地对我说了一句:“拜托了。”我经常来五楼帮忙,对阿珠笑了笑就当作回答了。虽然大厅里所有的桌子都坐着客人,但是非常安静。

一般的情况是,忙着上菜的时候没有人顾得上说话,但菜上到一定数量,客人开始慢慢享用的时候,大家就开始闲扯了。我不在的时候,不知道她们聊什么。我在的时候,她们总是充满好奇心地向我询问有关国内的一切。她们的问题很可爱,比如北京的夏天热吗?房子是高楼大厦吗?吃鸡脚猪脚吗?

她们利用午休的时间,用香油、砂糖、辣油和食盐做菜花泡菜。她们用茶叶煮蛋,味道和我妈妈做的一模一样。她们跟我一样喜欢叉烧肉。虽然没有在五楼帮过几天忙,但我跟她们好像相处了一个世纪。

五楼的负责人是部长的儿子桥本。有一天,他突然叫住我,问我愿不愿意从四楼调到五楼。我不愿意,虽然我被安排在四楼,但是,哪个楼层缺人手我就去哪里帮忙。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到哪里都是帮忙,没有人计较我干得好坏,所有的人都感谢我。私下里我觉得自己得天独厚,并且自由。桥本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对我说:“五楼跟四楼不一样,沒有客人的时候也不会让你去其他的楼层帮忙。平时不进客人的时候,你可以坐着叠餐巾。”我拒绝了他的好意,但在心里挺感谢他,觉得他对我蛮不错的。

今天特别忙,他不仅帮忙给客人送菜,顺便也会收拾那些空盘子。午休的时候,阿珠对我说∶“秋,桥本今天特别体贴大家,我想是不是爱上了你这个新来的女生啊?”我让她不要瞎说。她又问我:“你会不会感动啊?”

我回答说:“他又不是帮我干活,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啊。”

我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感觉到桥本对我有点意思,但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他虽然长得很好看,可是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绝对与他人不同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不好说,不好用语言形容。也许可以形容为“可笑的印象”。他做什么都令人发笑,他说什么都令人发笑,甚至他的眼神和笑容都令人发笑。

有一件事,只要我想起来就会发笑。前几天午休的时候,桥本跟大家嘻嘻哈哈地开玩笑,途中从口袋里掏出记菜单的小本子,画了一幅画。虽然他画得很用心,但是看起来有点儿稚拙。画的内容也很稚拙,是一支箭射中了一颗心脏。我知道那支箭是丘比特的箭。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玩这种游戏,我忍不住大笑。更加令我觉得可笑的是,他好像不在乎我笑他,很严肃地用笔在画的下面写了一个数学方程式:1+1=?他让我说答案,但我实在想不出除了2还会是几。可是他摇了摇头,告诉我说:“1加1等于3,也可以等于4。”他的样子太认真了,让我不好意思笑下去。他以为我在思考他的答案,劝我从生物学的角度想。看我还是不明白的样子,他开始劝我想想自己是怎么生出来的。他盯着我看,等着我恍然大悟。我现在还记得,他一边微笑着,一边用手指着他自己和我,说明说:“你是一个女人,加上我一个男人,大家是1+1。但是,如果你跟我结婚,大家生一个小孩的话,那么1加1就等于3了。生两个小孩的话,1加1就等于4了。以此类推,1加1等于无限。”

他的逻辑也没有错,不过这一次,谁都知道他是利用这个数学方式向我求婚。他的求婚方式也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我一直笑,阿珠等其他的人也笑。他一离开,大家都拿他打趣,觉得很开心。阿珠说:“秋,桥本长得挺好的,你下决心嫁给他吧。”我还是笑。

桥本是二代华侨,在日本生,日本长大。但真正印证中华街发展历史的,却是第一代华侨。

听说横滨中华街本来是一片空地,最早叫“唐人街”,也叫“南京街”。中国人的人口数最高时达六千人左右。一九五三年建造“善邻门”时,正式命名为“中华街”。日本人一度把中华街视为危险地带,但是华侨们凭借手里的菜刀、剪刀和剃头刀,一步步地改变了黑白并存的印象,将空地变成了喧嚣的集市。如今,关帝庙、十大牌坊和妈祖庙,更是提高了中华街的学问品位,成了美丽、安全的国际化街市。

桥本其实是在中华街生,在中华街长大的。与其他二代不同的是,他没有接受中华学校的民族教育,因为他妈妈是日本人。他的中文说得非常差劲,我想这不是他的错。大家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半中国语,一半磕磕碰碰的日本语,而他正好相反,他的中国语是磕磕碰碰的。但是这一点根本妨碍不了大家跟他之间的沟通。反正,人跟人之间总会想办法沟通的。

我问部长有什么事,他回答说:“秋,也许有点儿唐突,但我还是想问一下,你愿不愿意跟桥本结婚呢?”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他说从我到饭店面接的那天开始,他就替桥本看中了我,想着我跟桥本结婚的事了。我干笑,不知道怎么回话。他又说,如果我愿意和桥本结婚,他愿意出钱安排大家去温泉结婚旅行,如果去温泉不满意的话,可以去夏威夷。他追问了一句:“夏威夷总可以了吧。”

我哼哼唧唧地说我还没有想过结婚的事。于是他劝导我,说桥本人不错,还说我也不年轻了,他觉得我跟桥本挺合适的,干脆由他做主订婚算了。我不好意思打断他说话。他越说越来劲:“你跟桥本的婚礼就在富贵阁举行吧。你知道吗?如果你跟桥本结婚,关于婚礼,富贵阁的老板会出五万,老板的父亲会出五万,一楼和二楼的支配人各出五万……”他又说了很多人的名字。最后,他对我说:“光是礼金就有近百万。这些钱都给你。”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是个学生,要先读书,等毕业了再考虑男女的事。他说:“如果你愿意跟桥本结婚,就让桥本等你到毕业。”

我先是迟疑了一下,对他说:“这么说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觉得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不是假话,不知道翔哥算不算我的男朋友。

下午,我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有一天,我在一楼帮忙,立新突然问我想不想留在日本。我说没考虑过。我说的是真的,不久前,原单位的领导来日本开会,我去旅馆见领导,领导对我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单位都没有问题。”再说了,我刚来日本,离毕业还有两年多的时间,谁知道其间会发生什么,或者毕业后会有什么新的局面。还有,前一阵子翔哥刚刚跟我提起他正在协议离婚的事。立新说她跟乌龙茶是黑户口,除了回上海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我说回国也蛮好的,尤其是回上海,她说这样也对。然后她突然谈到桥本∶“桥本虽然是日本籍,但实际是半个中国人,长的样子也不难看。你如果考虑跟桥本结婚的话,毕业后在选择上也多一条路。”

我想最近怎么有这么多人跟我提起桥本。我不说话,只是摇头。她问我知不知道桥本其实也是大学毕业,而且电脑玩得挺好的,只是老部长就这么一个儿子,过于溺爱,把儿子放在自己的腋下才放心,所以强迫桥本辞去了工作。桥本到富贵阁做楼层的支配人,是部长一手安排的。我说,如果桥本是个男子汉,怎么会让父亲安排自己的人生。她说桥本比较孝顺。我就说:“我不可能选择桥本,跟他结婚等于跟老部长结婚。”

但她说在日本找一个有中国血统的日本人,肯定比找一个打工的中国人安定。我说没有合适的就不结婚呗。关于桥本的谈话,也就到此为止了。

晚上,我回家的时候翔哥坐在窗边的沙发上。CD里放的又是那首英文歌。他吻了我的额头。洗过手,坐到沙发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算算命。出国前,一位女导演教过我一个算命方法,不知道准不准,这时候我很想试一试。我说我想算算命,很意外的是翔哥好像很感兴趣。他问我是看生辰八字还是看手相。我说都不是,不过是回答我提的问题。他说你提吧。

我说:“你想象你是一个人在沙漠中旅行,已经口干舌燥,这时候发现眼前有一只喝水的杯子,但是一只空的玻璃杯。那么,你会捡起这个玻璃杯吗?如果你捡了玻璃杯,想用它来做什么呢?”

“我不会捡起那只杯子。”

“你接着走下去,不久看见了一条小河。那么,你在小河里做了什么样的事?”

“我会喝一口小河里的水。”

我说:“好吧,你接着走下去。这一次你眼前出现的是一间木制的小屋。那么,你会进小木屋吗?如果你进去了,你在屋里做了什么样的事?还有,你认为小木屋里应该有什么东西?假设小木屋里有一枝花,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的花?”

“我进了小木屋,我在屋里抽了一支烟。小木屋里有一张大床,我抽了烟,当然应该有烟缸。以此类推,有放烟缸的桌子。至于花的颜色,我想是白的。”

“再走下去你会发现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前有一个美女。美女邀你入殿,还请你吃苹果。那么,你进宫殿了吗?你吃了苹果吗?”

“我进了宫殿,也吃了那个苹果。”

“出了宮殿,不久你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墙。那么,你认为眼前的墙壁是什么材料?还有,你翻越过墙壁了吗?”

“我眼前的墙壁是土制的,我翻越过去了。”

我说:“你接着走下去,这时候,一望无际的大海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你应该做什么呢?”

“我借一艘船渡过大海。”

“好吧,你渡过了大海,上岸后左边是茂密的森林,右边是宽广的草原。那么,你是选择去草原还是选择去森林呢?”

“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向草原。”

我看着翔哥说:“你的命,我算完了。”

翔哥让我说明给他听。我说,玻璃杯是初恋,小木屋代表婚姻,花的颜色可以看出对爱情的态度,宫殿暗示婚外情,墙壁象征事业,大海隐喻晚年的婚外恋,森林和草原昭示晚年的境况。他让我说得再具体一点儿。我说明说:“你没有捡玻璃杯,虽然喝了小河里的水,但初恋不是你的真爱。你进了小木屋,但是房间里缺少温馨和明快的东西,所以你结婚了但婚姻不完美,你向往纯洁的爱情,却跟妻子以外的女人谈情说爱。”说到这里,我笑起来:“好像现在你跟我的关系。”我接着说,借船出海说明你到老到死都会跟你喜欢的女人恋爱。至于晚年,你选择的是草原,所以呢,虽然你从来不会循规蹈矩,但你的晚年却是安定的。我叹了一口气,对他说:“我感到意外的是你的事业。本来,我以为你会想象那道墙壁是金子,或者是大理石,或者是金属,哪怕是石头都行,没想到你会想象出一面土墙来。看来你的事业不会震古烁今。”说到这里,我再一次意识到,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翔哥的工作是什么。有好几次我想问他,但是都觉得唐突而放弃了。白天他也经常跟我在一起,钱包里总是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他的工作很自由吗?他的钱挣得很容易吗?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对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淡淡地说:“我是一个自由的游民,什么工作都不做,或是什么工作都做。”他这么回答,就是不想回答我的问题了,我也不再追问。

18

我的腰很痛,利害的时候走不了路,在饭店端盘子的时候常常咬牙切齿。翔哥来的次数越多,我的腰越痛。我的身体渐渐地消瘦下来。有一天,在一楼帮忙的时候,立新突然说她发现我的胳膊和腿,有很多大块大块的青紫。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有时候觉得身上痒痒,用手抓一下,马上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紫色的淤血显出来。去饭店上班的时候,我将肉色的丝袜换成黑色的丝袜。她让我赶紧去医院。我到日本后还没有去过医院,所以不太想去。她掀起我的裙子,看着我的大腿说:“太利害了,几乎满腿都是。”

我说:“可能是我太累了。又要学习,又要打工。”

我想说又要恋爱,但是没有说出口。她变了脸,说我这样下去的话说不定会死。她举了几个跟我症状很像的病,比如败血病了,糖尿病了,艾滋病什么的。我让她不要用艾滋病来吓唬我,向她表示我在“性生活”上很干净。她好像很难过。可是,第二天早上,她把那个丰乳肥臀的赵小姐叫来劝我。赵小姐说了一声“猫宁”,神秘兮兮地将我拽到冰箱后面的角落。她问我:“你难道不知道吗?”我问知道什么啊?她说:“传言啊,关于你的传言。饭店里私下里都在传说你得了艾滋病,连大家柜台都在传。因为你的胳膊,你的腿上,到处都是大块大块的乌青,你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吧。你知道吗?这样的传言,如果传到老板耳朵里的话,你也许会被辞退的。”

我觉得脸红,真想让她闭嘴。这时,立新走过来说明,说是她让赵小姐来说服我的。赵小姐马上就走开了。十点半以后,客人断断续续地来,立新尽量不让我端盘子。我在椅子上休息了很长时间。

在我自己也觉得危险的时候,妈妈来日本探望我。翔哥陪我去机场接妈妈,将我和妈妈送回家。我对妈妈先容翔哥的时候,说他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我跟学校和饭店请了几天假,一方面陪妈妈到处玩玩,一方面让妈妈陪我去医院。三天后验血结果出来了,所有的指数都正常。医生给我开了一些维生素之类的补药。我没有病,妈妈说她放心了,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但我真的很消瘦。去药房取药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再好的药,也不如自己身体的元气和元水。妈妈说我年纪也不算轻了,需要应付的事又多,休息不好的时候,“那种事”不易做得太频,会毁了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妈妈说的“那种事”是指什么。

妈妈在日本住了三个月,翔哥偶尔会来,但一起吃个饭就走了。其间他带我跟妈妈去过两次温泉。不去学校和饭店的日子,妈妈教我如何用大头菜和醋做中国泡菜。妈妈买来韭菜和虾仁做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肉包。披头散发地和妈妈相偎了三个月,立新说我的脸红润了。是的,胳膊和腿上的淤血全部消失了。妈妈要回国了,还是我跟翔哥去机场送她。我不愿意说再见,妈妈先开口说:“秋,再见了。”

我说:“过年的时候我争取回家。”

妈妈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忘记药字的真正含义。我不在,你自己要保重自己。”

我说:“好。”

妈妈回去没多久,我的腰又开始痛起来了。跟妈妈用电话聊天的时候,我从来不提腰痛的事。我知道妈妈在担心我,所以呢,我不提腰痛的事。

19

最近,我很少被叫去五楼帮忙,基本上在一楼。虽然一楼一直忙忙碌碌的,但因为有立新照顾我,反而比去五楼舒服。立新同情我的同时,还有点儿怨恨我。她说我傻,我不知道如何跟她说明。她说“有幸”桥本看上了我,我本可以在五楼待得舒舒服服的,却非要拒绝桥本的情意。按照立新的意思,即使拒绝桥本,也应该等到毕了业,辞掉饭店工作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不想得罪老部长和桥本,但这不能成为我跟桥本恋爱的理由。我不喜欢桥本。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在生理上讨厌那个人的某些地方。我讨厌桥本看起来假惺惺的笑,还有他动不动就掀我的短裙看我的内裤。说真的,我更喜欢待在一楼。

立新像亲姐妹似的痛爱我。楼层负责人看不见大家的时候,她总是让我坐在椅子上休息。给客人上菜,只要她手里有空,肯定替我端出去。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感动,觉得自己很幸运。说真的,立新偏执多事,跟很多人相处不好,大家都怕她。我经常提醒她不要得罪太多的人,万一黑在日本的身份被发现,被人告到管理局,那么她就会被强制驱逐出日本。她说她不怕,因为整个饭店里,她只跟我一个人说过这个秘密。我跟她保证不会传出去,但如果她真的被发现了,她第一个怀疑的人一定就是我。有时候,被人家信任也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有一天,那对福建姐妹对我说:“看起来,立新简直把你当她的奶妈了。”

我立即就讨厌这对姐妹了,她们的言行反而令我跟立新更亲近了。我是北方人,但我喜欢跟上海人打交道。怎么说呢,上海人的分寸感恰到好处。先小人后君子,有契约精神,说话算数。

后来,立新和乌龙茶又在清扫企业找到了一份早工。清扫企业的社长为了节约交通费,特地买了两辆自行车。前面已经说过了,黑户口的人平日是不敢骑自行车的,我想自行车算是白买了。过了没几天,立新告诉我,她跟乌龙茶把那两辆自行车拖到上海了。我吓了一大跳,问她:“自行车不是企业所有的吗?你们辞掉工作的时候不是要还给企业的吗?”

她回答说:“你怎么这么傻,不会说自行车忘记上锁被盗窃了吗?日本警察会为了两辆自行车追到上海去吗?”

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过了好幾秒,我才平静下来。我想说这种做法相当于犯罪,但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跟她说这件事。我怕说不到位的话,她会以为我是在嫉妒她占了便宜。不过我没有时间想了,她突然换了话题,小声地对我说:“我讨厌一楼的这个领班,想用什么办法搞掉她。”

我望着领班说:“她可是饭店的元老,都形容她是一棵撼不倒的大树了,你一个临时工,最好不要想入非非。”

她说凭她的力量当然搞不掉姓陈的。对了,一楼的领班姓陈。她说她知道一楼的支配人山馆跟姓陈的是死对头,可以利用山馆。我说山馆又不是傻子,怎么会轻易被人利用。她说:“你就等着看热闹吧,一石二鸟。不对,是二石一鸟吧。”

客人用过的碗盘由三楼厨房里的机器来洗,但客人用过的酒杯和茶杯,要每个楼层的服务员来洗。下午,水池里的酒杯和茶杯堆得已经放不下了,本来我想洗,但立新说什么都不让我洗。好像跟立新较劲儿似的,福建的那对姐妹也不洗。陈领班的脸色慢慢变了,明显很不高兴了。果然她命令立新去洗,立新装作没有听见。看到陈领班要发火,我赶紧对她说:“好了好了,我来洗吧。”

但是她拦住我,说我不能洗,因为她是一楼的领班,她命令谁洗谁就得洗。我望着她,似乎才明白立新为什么讨厌她。但故意惹她发火,肯定是立新的意思,因为立新一直在看着我笑。这时候立新偷偷地附在我的耳边说一直在等着姓陈的发怒,姓陈的一发怒,那个二石一鸟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我站在立新和姓陈的中间不动。姓陈的又吼起来,说立新一定是不想做这份工了,她要“成全立新”。

为了辞退立新,陈领班将事情报告给楼层的支配人山馆,山馆报告给老部长,老部长报告给老板。老板回答说:“临时工去留这点小事,就由部长做主好了。”

我知道立新事先有安排,但还是担心她。我劝她:“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里又不是国内,你只管挣钱,何必惹是生非呢?万一你输了,你就得离开这里。干脆道个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她说她怀疑我书读得太多读傻了。她问我:“你怎么看不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呢?”想来想去,我看不出这个机会好在哪里。求她告诉我,她说明说:“姓陈的跟山馆吵过架,饭店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势不两立。与其说是我制造了这个机会,不如说山馆在等这个机会。”

我似懂非懂,对她说:“可是,老板让部长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老部长最听什么人的话?”

我想了想说:“应该最听桥本的话。”

立新说:“这不就得了。”

我说:“怎么又跟部长和桥本有关系了呢?”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也不是不想告诉你,是想你跟桥本,万一有可能结婚的话,那么我就打算守一辈子的秘密了。”我急着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她突然笑起来说:“反正你跟桥本之间已经没戏了,我不怕告诉你。其实呢,桥本的那一头乌发是假发。”我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不管怎么说,不应该在背后拿着人家的隐私做话题。不可思议的是,知道了桥本的秘密,我在心里竟然也偷偷地感到一丝好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人性的一个部分。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桥本的秘密的。她回答说:“就是这个姓陈的啊。是她故意让桥本当众出丑的啊。”

我不太相信:“怎么会?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啊。”

“说出来像笑话,姓陈的当着大家的面扯下桥本的假发。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还不敢相信呢。从那个时候起,桥本对姓陈的就怀恨在心。”

我说:“换了是我,恐怕也不会原谅她的。”

“所以啊,你也明白事理了吧。这一次我要发动一场群众战争。”

一楼少了一个人。来日本留学的上海男孩,转职到一家日本企业了,五楼的淑云受到影响,跟我似的也经常被叫到一楼帮忙。淑云丈夫是个厨师,这么巧和姓陈的丈夫在同一家饭店。但姓陈的丈夫是厨师长,是淑云丈夫的上级。

淑云有一儿一女,分别是初中生和高中生,正是花钱最多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淑云很节省。举例说吧,来富贵阁吃饭的情侣,叫套餐的比较多,而套餐的最后一道菜是用棕叶包着的糯米饭。差不多有一半的客人,连动都没动过。淑云认为,将没有动过筷子的米饭扔掉是浪费,会遭天罚,于是把糯米饭分成小份,想要的人可以带回家。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出在这里。

先是乌龙茶,然后是立新,之后是我,再之后是福建姐妹,一个接一个地被部长叫到四楼。淑云一直用手帕偷偷地擦眼睛里不断涌出来的泪水。我的情形是,部长叙述了淑云擅自让大家拿糯米饭回家的事,最后问我:“是事实吗?”

我回答是,但说明说:“是客人剩下来的糯米饭,跟盗窃无关。”部长手里握着笔,两只眼睛淡淡地看着我,感觉倒是蛮和善的。他让我去一楼干活,我说好,离开前说了一句:“似乎有人夸大曲解了这件事。好好的饭被扔掉,对劳动者来说是真正的犯罪。”他向我摆了摆手,神情很亲切。

不管我觉得多么无聊,怕淑云胡思乱想,还是向她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对她说:“我跟部长证明了你没有偷窃。”她谢了我。乌龙茶等其他的人也都给淑云打气,嘱咐她不要担心。只有姓陈的表情无法捉摸。谁都知道是她去部长那里告的状。

我看到立新走到淑云那里,跟淑云耳语,淑云不断地点头。不久,淑云也被部长叫去四楼。立新朝我走来,用手在我的后背上拍了一下说:“你肯定想不到。”我问是什么意思。她说:“你跟其他人一样,认为是姓陈的告了淑云的状吧。”我问不是吗?她以得意的口吻说:“是我干的。我说过要发动一次群众战争的啊。”我面前还是立新的面孔,但我的心里充满了惊讶。沉默了一会儿,我对她说:“不过,淑云有点儿可怜。”她回答说:“事情结束后,淑云反而会感谢我。”

没想到五楼的人被叫到一楼帮忙,一楼的人都被叫到五楼的休息室。直到我进门,看见了社长、部长以及山馆,才意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了。他们问淑云有没有偷糯米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山馆明确地说,虽然把客人的剩饭拿回家不算偷,但为了避免麻煩,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大家又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我对立新的沉着感到惊讶。山馆之后,没有人再补充问问题。这时候,休息室一片寂静,大家都看向陈领班,好像在谴责她没事找事。说真的,她没得罪过我,我并不讨厌她,对这场鸿门宴她一无所知。我觉得她挺可怜的。这时候,部长问社长是否可以让大家回一楼干活了。可是立新突然开口,一脸严肃地看着老板说:“陈领班仗着自己是领班,经常搬弄是非,仗势欺人。在这种人的管理下工作,大家一点儿也不愉快。”

社长看部长,部长看桥本,桥本看山馆。山馆看着桌子,有点儿难为情地说:“啊,是的,一楼的员工经常跟我反映这个问题。”

立新说∶“其实,前几天陈领班跟我大吵了一次,为了那一次吵架,她甚至要辞退我。让我说说吵架的前因后果吧。那一天特别忙,客人多的不得了,我又要给客人上菜,又要收拾客人用过的盘子,还要不断地给客人添茶,简直没有一点儿空闲。平时,陈领班的工作就是监视大家。但是,像这种忙的时候,领班应该以身作则啊。比如山馆支配人,别说忙的时候了,不忙的时候也经常给客人上菜添茶的。我的意思是,那么忙的时候,为什么陈领班就不能洗洗杯子呢?”山馆怀着感激的神情看了立新一眼。立新说她不想在这里比较领班和支配人。还有令她觉得不公平的事是,陈领班平时来去自由,一会儿是儿子有事了,一会儿又是丈夫有事了,一会儿是朋友来了。她问部长:“饭店正忙的时候,怎么可以跟朋友聊一个多小时呢?”然后突然看着我说:“秋,你回答,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她的声音很响亮,我小声地说:“是。”

立新像在庭上辩护的律师似的说:“我说完了。”

三天后,部长通知陈领班被饭店辞退了。尽管如此,她对老板没有一句怨言。我心里很难受,悔恨没有阻止立新的计划。她看起来很平静,跟所有的人做最后的告别,我看出她的眼睛有点儿红。想不到她给了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她家里的电话号码。她对我说:“秋,有时间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一起喝杯茶。”

我说好,并且觉得手里的纸条有分量,很沉重。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给她打电话的。我对她说:“你拼了十几年了,就当这一次辞退是个机会,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她谢了我,跟我說再见,然后就离开饭店了。除了我,还有福建的那对姐妹跟她摆了摆手。大家永无再见。她就像我看过的一切落花与流水。

20

雨季。我喜欢雨滴在肌肤上的那种感觉,凉凉的,慢慢渗到身体里,不知不觉地生出月的伤感和秋的寂寞。附近的不动产,又贴出许多募集住客的广告纸,看上去很像我房间里墙壁上挂着的日历簿。今天是休息日,早上的天气还不错,翔哥进门的时候,我还在被窝里。他坐到床头,我将头枕到他的腿上。他没说什么,我闭着眼睛不动,就这样待了几分钟。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说下午去机场,因为要回去办点儿事。我问他要待多久。他说不知道,要看事情办得是否顺利。说真的,我不喜欢他离开日本。他还没有离开日本,我已经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了。天也是,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满屋子阳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窗外已经下起了雨。房间显得灰了,他看起来非常混浊,尤其他今天穿的是一套灰色的西装,简直就是灰色的一部分。或者就是那灰色所昭示的活的魂。

或许是雨的寂寥以及弥漫的灰色感染了翔哥,他感叹今年的雨季太长,还说以往的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很热了。我一下子就伤感了,于客观存在中触及一种感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命中的因缘。我短短的一生中,感觉常似梦幻般泛滥。就因为是感觉,因而并不真实。早在很久以前,我就发现自己有一种失落的阴暗心理。除却人生的无常和虚幻,更是因为我不具有明了自然和人生的超然素质。许多时候,我以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中所得到的境界,而一味地回归到古已有之的悲哀里。就因为如此,我的病与多数人不同,我的病是一种郁悒,或者是一种无限的缠绵。我总是长时间地处在一种源源不断的灰色的梦的感觉里。

算算,翔哥回去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以为自己会寂寞,意外只是不断地思念他。怎么说呢?感觉上似乎他并没有离开日本,只要我抓起电话,或者伸手触摸,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抚摸到他的身体。原来寂寞不是四顾无人,而是心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思念。二十日,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嘱咐我明天晚上六点在家里等他。他说他明天回日本,下了飞机后直接来见我。

但是,第二天晚上,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不见他来,也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我突然想起他在电话里说刮台风的事。估计是台风的原因飞机没有按时起飞吧。我想他一定会再来电话,因为睡不着,顺手拿起一本书看。本来,因为他要来见我,所以早早地洗了澡,化了妆,换上漂亮的衣服。徒劳修饰一场的感觉使我难以专注读书,只模糊记得是写一个很寂寞的女人,偶然得了一只很通人情的狗,女人和狗正处得十分融洽的时候,狗却突然丢失了。女人因此失去了一种被无限信任,无限依恋的感觉。恍恍惚惚地想象着女人失落的情形,不觉读到了后面,没想到,编辑的一句话突然使我的心中滑过一阵冰冷的哆嗦。“怎么能想到,它与我只有短短一个半月的缘分呢。怎么能相信,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忠实伴侣,好容易来到你身边,却会在一刹那之间就无影无踪了呢。”我一下子没有心情读下去了。哆嗦处所触及的,是一种不祥的感觉,十分冰冷。

我迅速地打开电视,紧张地将频道从一跳到十,又从十跳回一,十分害怕资讯中会出现什么不祥的消息。NHK正在报道一则资讯:塞班岛有一个日本人被杀害。详情先容完后,是一个食品广告。我的心虽然稍有安慰,但仍不安宁,一直目不转睛地关注着电视里的资讯。在我的心中,电话机仿佛是上帝,期待铃声响起来一如期待上帝的福音。铃声一夜未响,我也一夜未睡。不安的恐惧中,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会使我心跳不已。二十二日,我给学校打电话,教授接电话的时候,我说我身体不舒服。教授让我休息。整整一天,我足不出户,被茫然的焦虑锁闭。一股巨大潮湿的气息在我的心中回荡,仿佛那是一种死亡的气息。

如果说我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形式,就是我从原始的游戏中试图找到一种结局。这当是一种试验。我将一枚圆圆的硬币握在手心里,一边祈求着,一边就有汗水将那硬币润湿了。当我抬起手,试图将硬币抛起来的一刹那,我害怕了。我怕硬币落下来时不是我所祈求的正面。我想起什么人说过的一句话:人什么都可以不信,但是不能不相信神预。我怕这个神预是那个万一。

有时候,事情越想明确就会变得越不明确。说起神预,我想起翔哥在电话中说他明天就回来后我说的那句话。我说“翔哥你可不能不回来”。当时我是跟他开玩笑,现在却神预般以一种巨大的阴影罩在我的心上。莫非……我不敢想下去。

遇到意外的时候,只想不好的方面,也许是忧郁而颓废的。但融在朴实的悲伤中的情感,却无疑含有几分温馨,使人感到对感情的眷恋。担忧是这感情中最为强烈的一种。许多情形下,只因为有担忧在,人类才留恋地活着。担忧是值得珍爱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二十四日翔哥从日本机场打来电话时,当我安心之余将我的心情诉于他时,他竟是感动得不得了。他对我说:“谢谢你。”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翔哥,用右手的食指轻轻地抚摸他的眉毛和嘴唇。我对他说∶“我被你吓死了。”

他吻了一下我的睫毛,回答说:“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担心过我。我很感动。”我认为这不可能。他回答说:“连我亲妈也没有这么担心过我。让你担心是我不好,但因为这件事,我想我永远都会爱你。”我开始相信他说的话,对他的感动觉得惊奇。他又说了一遍:“我会永远爱你。”我也是这么期待的,于是对他说我的肚子饿了。他要带我去车站附近的饭店吃饭,但我想在家里吃。大家一起下楼去买盒饭。回家的时候,他在电梯里吻了我好几次,我的心一直都痒痒的。吃饭的时候,他说了好多次“感动”和“爱”,我觉得全身都轻飘飘的,好像喝了很多的酒。吃完饭,翔哥看了好几次手表,我知道他要离开我了,差一点哭起来。我觉得他对我的爱还很遥远。我真的没想到,他在说了那么多的“感动”之后,能这样轻松地走了。出门前他要求我“抱一下”。我扯住他的手,欲言又止。他对我说:“我明白你的心情,请相信我说过的话。要你等我的话是真心话。”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只是不想他这么快就离开我,要知道,我等他等了几天几夜啊。他好像怕我不肯相信他,将小手指伸到我的眼前说∶“不然大家拉钩吧。”我一声不响地跟他拉钩,他嘟囔了一句“你这个傻瓜”就走了。

我站在原地不动,很快明白所谓的感动不过是一时的感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过了一会儿,电话机响了,没想到是翔哥。他说在车站对面的那家咖啡屋,如果我愿意,想再聊一会儿。我说“当然”,心想他还是爱我的,爱情也还是有意义的。我在咖啡屋的角落里找到他,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我一声不吭,因为没有什么话好说。咖啡屋放送的又是莫扎特的音乐。这时候,莫扎特是我的情绪,我的头发,我的皮肤。我开始哭了起来。关于我为什么哭,他是一无所知的。他一直看着我哭,不久说我是一个“怪人”。我说我有音乐过敏症,让他不用在乎我的泪水。他说很想知道音乐过敏症是什么反应,我告诉他:“像喷泉的大水柱湿透了衣裳。衣裳下的心碎了。”后来他又开始看手表,不过我已经哭舒服了,对他说:“你还是走吧。”

他站起来跟我说再见,然后问我:“你不想问我为什么急着走吗?”

我回答说:“不想问。”

21

昨天晚上,立新跟乌龙茶决定分手,各走各的路。因为这个原因,她看起来无精打采。我甚至跟她说:“没关系,说不定过两天他就悔恨了。即使他不悔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反正你年轻貌美。”

她回答说:“我跟乌龙茶在一起已经八年了,想不到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想也许是他们进入了所谓的厌倦期。接着,她滔滔不絕地向我讲起了跟乌龙茶的事。关于乌龙茶,在她的心目中,有一个永远被定格的勇武的画面,用她的话来说,“好像影片里的一个镜头”。她告诉我,那时候她的身边同时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牵着她的手要领她走,但另一个外号叫乌龙茶的男人,却命令那个男人站住。她对我说:“如果那个男人不站住的话,也许后来我不会选择乌龙茶。”我觉得很兴奋,问乌龙茶后来怎么样。她说乌龙茶先是对那个男人说,跟谁走应该让女人自己选择,然后又看着她说,你喜欢跟谁走就跟谁走好了。她感叹地说:“哪个女人不爱英雄啊?那个时候,我有了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乌龙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勇武无比。”她说得对,换了是我,无疑也会把乌龙茶看成“英雄”的。她说乌龙茶的勇武一下子把她的心夺走了,自那一刻起,她的心就属于乌龙茶了。她说她根本没有想过另外那个男人的感受,毫不犹豫地跟着乌龙茶走了。她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乌龙茶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大家头也没回地走掉了。”

我仿佛看到立新跟着乌龙茶走出另外一个男人的视野,走出那条小街,走出国门。我沉浸在立新的冥想中,而自己并不觉得。出乎意料的是,立新突然对我说:“我决定从乌龙茶那里搬出来。”我问乌龙茶同意了吗?她说乌龙茶也觉得两个人分开一段时间比较好。其实,立新和乌龙茶最早是以留学的名义去了瑞士,但留学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因为瑞士工作不好找,很难赚到钱,所以打算去其他的国家。刚好乌龙茶的朋友在日本,跟他说横滨中华街的工作很多,很容易赚钱,因为都是中国人,不会说日语也没什么障碍。就这样,乌龙茶带立新去旅行社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特地挑了在日本转机的航班。飞机到了日本,两个人溜出机场,跟着乌龙茶的朋友去了横滨中华街。一直到现在为止,乌龙茶跟立新还住在乌龙茶的朋友家。据说只有一个房间,白天共同使用,睡觉的时候在房间的中央挂一块布,一边睡着乌龙茶跟立新,一边睡着乌龙茶的朋友。

一般来说,这种事不到处张扬,但立新根本就无所谓,到处跟人家说。福建的那对姐妹,动不动用这件事做材料来嘲讽立新跟乌龙茶,说两个人是在“跟第三者同居”。我也试着想象立新跟乌龙茶夜里如何做“那种事”,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受不了的,另一方面又觉得能够理解他人这么做。毕竟诸行无常,相生相克。亲属单位由血缘、继嗣和婚姻构成三角形,这是自然,动物也不会例外。但是人类有一点不同,人类会区分自己与自然、自己与他人的界限。中央的那块布就是界限。即使三个人同居一室,“性”也不会因为“同居”而成为公共事务。

“关于这件事,”立新对我说,“你知道我跟乌龙茶都是黑户口,在日本,没有人愿意为大家做担保,根本租不到房子。”还有一点就是,她跟乌龙茶只是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如果觉得还是在一起好的话,她还要回到乌龙茶那里,那么房子就等于白租了,钱的方面也不划算。她说得合情合理。

我给她出馊主意:“你可以找朋友帮忙,用朋友的名义租一个不要礼金和押金的便宜房子。反正是凑合一阵子而已。”但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想来想去,能够帮她的人只有我,所以她想住到我那里。我觉得很意外,犹豫了一阵子后,告诉她:“我现在住的房子不是租的,是借的,不太方便跟人合住。”

她说明说,她不在我那里做饭,白天基本上都不在家,只是晚上洗个澡睡个觉而已。她以慎重的口气说:“你也有好处,我可以帮你付一半的房费。”她一直说下去,好像我不同意她就誓不罢休似的。我让她给我时间,我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我给翔哥打了个电话,说我很为难,不知他那里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他干脆地说:“没关系,就让那个女孩搬到你那里好了。”我说女孩搬过来的话,他就不方便见我了。但是他对我说:“救急不救穷。再说了,年轻人吵架,基本上三五天就会和好了。”他这么说,我想我也用不着为难了。

立新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搬过来了。新的问题是,新丸子离横滨中华街比较远,立新跟乌龙茶打的那份清扫工是早工,只能辞掉了。立新对我说:“你看看,除了我要给你四万日币的房费,辞了清扫工又少了四万日币。四万加四万是八万,损失太大了。”

我巴不得她赶快搬走,劝她跟乌龙茶再好好谈谈。她呢,却下决心在新丸子车站的附近找一份早工。当天晚上,大家一起回到新丸子后,开始在商店街寻找招聘启事。在一家汉堡包店的门口,我用手指着门上的招聘启事,兴奋地对她说:“有了有了,这家店招人呢。”

立新是黑户口,日语说得更不好,我呢,是留学生身份,能帮助她,于是陪着她一起进了汉堡包店。店长是个又瘦又矮的男人,穿一套绿色的制服,带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看起来有三十岁左右。他带大家去店里的办公室,让大家填了一张表,不外乎就是姓名、生日、地址以及留日资格几个项目。但他还是问了几个问题:“你们是什么时候来日本的?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你们住在哪里?至今为止你们都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事先我跟立新已经商量好了,如果问到了她的身份,就说是留学生。至于结果呢,店长要大家明天上午十点给他打电话,说那时会给大家明确的答复。我跟立新都很兴奋,没想到这里的工资比横滨中华街要高出很多。

第二天,我准时在上午十点给店长打电话。他说已经决定了,两个人中只采用一个人。想找工作的是立新,我立即回答说:“好啊,那我通知我的朋友。”

他回答说:“我还没有说录用哪一位呢。”我就让他说。他说:“大家录用的是那个从北京来的人,不是那个从上海来的人。”这时我感到很惊奇,让他再说一遍,他大声地说:“大家录用的是那个从北京来的人。”

昨天我只是陪立新去面接,没想到结果竟是事与愿违。说真的,我消瘦纤弱,一楼的支配人山馆经常说我没有打工人的样子,有几次甚至想辞退我。立新丰满高大,浑身充满着朝气和力量。毫无疑问,我认为汉堡包店的店长会选择立新。我不说话,站在旁边的立新感觉到了什么,先是用手指了指她自己,用双臂在胸前交叉成“X”,然后又用手指了指我,用双臂在胸前围成“○”。我朝她点了点头。这时候,我听见店长说∶“明天,请那个北京来的人,早上四点半来店里,会有人教她做什么工作。有一点要记住,就是进店后要打卡啊。”

早上四点,我不得不去了汉堡包店,心里很不安。原来根本不需要担心,比我提前到的是一个同样很瘦的男人,只是个子比较高。看见我,马上用中国语跟我打招呼。我说你也是中国人啊。他说他不仅是中国人,跟我还是同一所学校,甚至连引导教授都是同一个人。世界真是太小了。他自我先容说他姓马,来自于内蒙古。接下去,我很快就明白店长为什么选择了我而不是立新。唉,算立新倒霉吧。

我在这家汉堡包店只干了两个星期。虽然早工只干三个小时,但因为早上起得太早,白天还得去富贵阁或者学校,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总是处在昏睡的状态里。有一天,从汉堡包店出来后,我乘电车去富贵阁。电车里的人并不多,坐在我对面的两个男人,一直从上到下地打量我。不过我当时又困又累,根本顾不上想太多,一觉睡到了石川町。下车后,走路的时候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好半天才意识到自己一只脚高一只脚低。原来我左脚穿的是一只红色的高跟鞋,而右脚呢,穿的是一只黑色的平底鞋。晚上,出了新丸子站的检票口,我直接去汉堡包店找店长,告诉他我打不了早工。也许像我这种打不了早工的人比较多,店长只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辛苦了”。想想乌龙茶和立新一直打早工,根本看不出累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也许是第一次,我想听妈妈的话,好好照顧自己的身体了。

乌龙茶想让立新重新跟他一起住,所以不断地给立新打电话。立新把他说的话都传给我听。乌龙茶说不跟立新一起睡觉后觉得晚上特别冷。还说休息日不知道如何打发,因为漫长又无聊。当年他让立新决定跟哪个男人走,这一次他同样不对立新说“你回来吧”,而是让立新自己说“回来”。

立新约我去车站对面的那家咖啡屋。其实,她请我喝咖啡我就知道她要从我这里搬出去了。我心里暗谢乌龙茶。说到乌龙茶,立新高兴地对我说:“事实证明了他很爱我,根本离不开我。”

我说:“好啊。随便你什么时候搬回乌龙茶那里。”

我没有使用“搬家”这两个字,因为她只需要带走几件衣服而已。她开始跟我说对不起,于是我就说出心里话,告诉她我其实“不喜欢”她住在我这里。她笑了,开玩笑似的问我:“是不是我打扰你谈恋爱了?”我点了点头,她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不需要回头想这个问题了。

在车站,乌龙茶一看见我立即鞠躬说了声谢谢。谢不谢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经受了一次考验,知道自己爱着立新。立新离开我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儿激动,使劲地拥抱了我一下。

立新跟我一共住了没几天,但回家后,我忽然有了一种很可笑的感觉,竟然觉得房子有点儿空,有点儿大。说真的,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22

一天夜里我总是睡不着。白天接到零儿的电话,说他来日本办事,住在东京巨蛋附近的一家旅馆,想跟我见个面。离婚后,零儿经常出现在我梦里,我想是我在内心深处还留恋着他。他的声音还是沙沙的,一点儿都没有变。实际上,他不知道的是他想见我的时候,我正在富贵阁和汉堡包店打两份工。他问我几点钟能够见面,我故意沉默了一阵,他马上说:“没有时间的话,下一次再说。”我说如果晚上也没有关系的话,下班后可以见面。他说晚上见面没有问题,顺便问我在日本干什么工作。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他问起我的职业,就说是“事务员”。一般来说,事务员就是穿着西装,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俗称“白领”。他在大学的时候就精通日语,就职后经常到日本出差,理解我不会为了见他跟企业请假。

我在涩谷站前那只叫“八公”的狗的铜像前等零儿。他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我朝他走过去。我穿了一套粉红色的短袖西装,白色的平底皮鞋,从上到下都是翔哥送给我的礼物。我本来想穿自己买的衣服,但是好看的衣服都是翔哥送给我的。他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我走到他眼前的时候,他歪着头,上下打量了我一阵,平静地说:“你瘦了好多。”他说想跟我一起在车站的附近走走。涩谷的夜晚灯火辉煌,人潮如海,他牵过我的手,五指交叉地握住。我跟他并排地走。他问我:“还好吗?”

不知道他问的是哪方面的“好”,于是我点了点头,回答说:“好。都好。”车道上的车也很多,一辆辆疾驰而去。这时我感到惊奇,因为我才开始感觉到心跳,心痒痒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事务员”的工作都干些什么。我说打打电脑,接个电话什么的。怕他接着问我工作的事,我故意将话题扯开,问他:“跟我分手后,又恋爱了吗?”

他回答说:“有一个女朋友。”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孩,他突然激动起来,对我说:“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你亲嘴的情形,你一直睁着眼睛。”

我吓得停下脚步,问他:“是真的吗?”

他说怎么会假,因为我睁着眼睛才使他觉得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没有表示什么,也许那时候睁眼是过于紧张。说起来没有人会相信,那进的我,虽然已经是大学生了,愚昧得以为男女间亲吻就会怀孕。我也不想跟他说明,说明是毫无意义的。反正,每个时代都会在人的身上留下烙印。说到他现在的女朋友,他这样描述道:“她每次跟我亲嘴都会激动得浑身发抖。”

我想知道女孩的年龄,他说跟大家同岁。

或许是灯光太明亮,行人太多的缘故,我觉得头顶天空上的星星看起来黯然失色。店铺的装饰灯照亮了大家的头发。零儿问我:“大家去喝点什么好不好?”

我就带他进了一家店。他变得和气起来,问我是不是很累。为了不再说到工作上的事,我故意说“看见你光顾着高兴了”。

他看起来很高兴,让我点饮料。我让他点,他看了看点单,问我:“套麻套是什么?”

我说是西红柿。他说他以为西红柿是蔬菜呢。我说:“西红柿是蔬菜。”

他不再提问,点了橘子水。我点了西红柿。我想结账,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说我肚子饿了,想请他去饭店吃饭。

我带零儿去了跟翔哥常去的那家居酒屋。他让我点菜,还说我应该知道他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他说得很对,于是我就点了生鱼片、炸虾、鸡肉串和蔬菜拼盘。至于酒呢,喝完了啤酒喝日本酒,喝完了日本酒喝鸡尾酒,真可以说是乱喝一气。不知不觉大家开始谈到了过去,他突然很生气地说:“有一天,你跟我做那件事的时候,突然觉得不满足了,我就知道你有外遇了。”

“一定是哪个男人让你有了新的体验”。

“你错了,”我对他说,“我只是看了毛片。”

他问我:“你为什么不早说?可是家里没有毛片啊。”

我说:“你认识结婚前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高帆吧,是她带我去她家看的。”

他说:“不过这还算是小事。大家离婚,事实上是你真的爱上了其他的男人,不敬重我。”

我说:“我没有爱上其他的男人,是你胡思乱想。”

他说:“算了,大家不要聊这些伤心的事了。”但他又接着说:“有一次,一个女人想跟我干那件事。亲嘴的时候,我看见她睁着眼睛,二话没说,就抽了她一个耳光,骂了她一声婊子。”

我一直在听他的故事。我要了一杯冰水,因为我不想喝酒了。我觉得很内疚,觉得离婚的原因真的都在我身上。

零儿把剩下的酒喝完,大家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说:“外边很安静。”

我说:“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带他去我那里住,但他直接提出说想去我那里看看。出来的时候,天空星星闪烁,泛着蓝色。我觉得心脏上上下下地跳。进房间后,我本来坐到了沙发上,但是他让我坐到床上。我坐到床上后,他又让我躺到床上。看到我犹豫的样子,他对我说:“你用不着胡思乱想,大家可是老夫老妻啊。”想想他说得也对,于是我就躺了下去。他在我的身边躺下来,头枕着我的肚子。过了一会儿,他开玩笑似的碰了碰我的乳房,之后抱住了我的腰,不过我半睡半醒。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零儿的脸色很难看。问他怎么了,他说对我感到很失望,问我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爱他了。我回答说:“也不是。”

于是,他看起来快哭出来的样子,对我说:“大家分开了那么长时间,好不容易在日本相会,以为你多少还爱着我,但你用身体证明了你根本不爱我。你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他一连说了好几个“你”。真烦人,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说明,我已经对他撒谎了,不能改口说我根本不在企业上班,而且还打两个工,而且腰痛。我对他说:“都怨我酒喝得太多了。”

他说他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来日本之所以想见我,其实就是看看大家之间还有没有复婚的可能性。他失望地说:“你的那个地方干燥得根本没有办法进入。”他又说到了那个女孩:“我知道女人爱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好像现在爱着我的那个女孩,连亲嘴都会浑身发抖。”

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对他说了声:“对不起。”

他回答说:“大家之间真的结束了。永远都不可能复婚了。”

但他在临走之前,还是亲了我一下。我想这是大家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亲嘴。只是碰了一下,很简单。

零儿走了。我想起今天是我的休息日,我本来可以留他再住一个晚上的。我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窗外的天空,天是蓝色的。床上还留着零儿的汗水味。我一直不动,这样到了中午,想起来弄点儿吃的,但发现身子动不了,我感觉非常冷。量了一下体温,竟然有三十八度。我病了,迷迷糊糊地睡了很久。傍晚,翔哥来了,听说我发烧,立即下楼去买了感冒药和盒饭。他对我说:“吃了药,再吃点东西,睡一觉,估计感冒就会好了。”而我呢,来日本后还是第一次发烧,见了翔哥心里忽然酸酸的,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止不住似的。他说感冒是一件很普通的事,用不着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大不了跟饭店请两天假。我其实不是为了发烧流眼泪,但是我也不能跟他解釋。

我给部长打电话请了两天假。翔哥来过两次电话,说最近比较忙,要过几天才能来看我。

卫东去富贵阁送货的时候,听人说我病了,回工厂说起这事的时候,被刘利听见了,于是他打电话来,说晚上想到我家看看。我告诉他我家的地址,他真来了。我说又不是什么大病,犯不着大老远的特地跑来。他说我一个单身女孩,本来就孤零零的。他买了一大袋子水果,有橘子、香蕉和苹果。想想买这些东西差不多令他白打好几个小时的工,我有点儿过意不去。他取笑我,说用不着这么小看他,赚钱本来就是用来花的。他让我多吃水果,说水果含有多种维生素。我很感动,对他说谢谢。因为想留他在家里吃晚饭,打算下楼去买点儿东西。他不肯,说坐一会儿就走。也许是精神作用,我觉得身体好了很多。问他我离开后陈师傅有没有继续为难他,他回答说∶“陈师傅是被你甩了才整大家的,你走了他也就没戏了。”

想起对他的承诺,我说富贵阁一直没有募集新人。他让我不要再为了这件事费心,因为他的身份不方便老换工作。“再说了,”他说,“你走后,陈师傅可能怕我真的会用刀劈了他,对我很客气。”

我笑了起来,谈到回国的事,他说这也是他来的目的之一,来跟我告别,他打算下个星期去入国管理局自首。我不希翼他回国,但回国是他决定的事,我也没有权利干涉。我的心一下子空空荡荡的。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他回国后打算干什么。他说还是想开书店。又沉默了一会儿,我开玩笑,说他吃一堑却不能长一智。他说就因为这一点他才混得这么惨,而且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出息了。他想起什么似的,从背包里翻出来一张CD盘,对我说∶“本来,这是我妹妹拜托我买给她的,但我想把它送给你。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就听听。”

我问那他妹妹那里怎么办,他说会再买一盘。他要走了,我打算送他去车站,他坚决不让我送。我说想跟他一起走一走,他就同意了。去车站的时候,大家走得很慢,是故意的,有一刻我真想拥抱他一下。大家几乎没说话,有几次,我把两只手端在胸前。进检票口之前,他朝我笑了笑说:“你要好好的。”

我笑着朝他挥了挥手说:“你也好好的。”大家都没有说再见。

大家永无再见。我一直悔恨没要他在国内的地址和电话。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有时会想象他突然打来一个漂洋过海的电话。如果不是我相信缘分,我甚至想在报纸上登一则寻人广告。

他留下的CD盘是滨崎步的《BEST》。听说滨崎步刚刚与恋人长濑分手。滨崎步的歌声凄怨哀婉。听完歌已经是午夜了,我知道今天又会失眠了。除了觉得身体无力,头也有点儿痛。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骂了那几个脏字。我说:“他妈的。”

23

接着是立新告诉我,她跟乌龙茶也决定回国了。我挽留她,说趁着年轻可以再赚几年钱。但是她跟乌龙茶已经去入国管理局自首过,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日本,已经没有改变计划的可能了。回国的理由是乌龙茶要跟她办结婚手续,连婚礼都安排了,场地选的是上海的某一家大酒店。她说她正在四处寻找合适的婚纱和家具。我祝福她,但是她请我帮一个忙。她问我:“你,或者你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认识驻日中国大使馆里的职员的?”

我说不认识,但我可以问问我的朋友。原来她的护照已经过期了,想盖一个延期的章。我建议她去大使馆重新申请一本新护照,但是她说申请新护照的手续很麻烦,不仅花时间,还有可能留下后患,总之说了一大堆的理由。

我还是决定给一个在华文报社工作的朋友打电话。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立即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然后我给立新打电话,告诉她哪一天去大使馆。

过了没两天,立新感谢我说护照的事办妥了。我松了一口气,毕竟了结了立新的一桩大事。

之后,立新连续让我惊讶了两次。首先是当以为她跟乌龙茶在上海忙着结婚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告诉我她还在日本。我很惊讶。她对我说:“秋,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里的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第二天我跟乌龙茶就要坐飞机回上海了,夜里却开始肚子痛,不是一般的痛,死去活来的感觉。只好去医院,结果是急性阑尾炎,立即就住院开刀了。你知道,我在日本没有医疗保险,结果一个阑尾手术,花了二百万日币。他想这二百万日币不是他的钱,所以在我走前揪住我,要我交出来。”

对她生病和花了二百万日币的事我很难过,但我没有说话。我想起了被乌龙茶偷运回上海的两台自行车。还有,我曾经有好多次看见她偷冰箱里的烧卖、小笼包以及杏仁酒。我在这方面对她的看法不好,但有一次她塞了一袋小笼包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接受了。因为有这件事,我也没办法说她什么。

接着是三个月后,我再次接到了立新的电话,告诉我她又在日本了。我更加惊讶。她说她现在的工作是麻将店里的招待。我问她“是通过什么方法进日本的”。按照日本的法律,有过不法在留经历的人,至少五年内不能再入国。她说跟上一次一样,也是转机。她参加了去澳大利亚的旅游团,在日本转机的时候,再一次从机场溜出来。她笑着对我说:“这一次可是轻车熟路。”

我问她乌龙茶有没有过来。她说乌龙茶留在上海了,因为不想再受罪了。我一连问了她好几个问题:“你跟乌龙茶结婚了吗?乌龙茶同意你一个人出来吗?你打算待多久?这么快就回来了为什么当初急着自首呢?”

她说:“除了不甘心那二百万日币,也因为在日本拿惯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回国后突然不习惯那几张钞票。”

我问她住在哪里,她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地点,只说是朋友家。但是她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给这个号码打电话,电话企业说这个号码已经停止使用了。来无影去无踪,她像突然刮过的一阵旋风,再一次从我的生活中消逝了。直到今天,很奇怪我会经常想起她来。像她这样的一个人,生活会是怎样的情形呢?真的想象不出来。

24

部长要我去四楼帮忙,因为有一个四十人参加的大宴会。榻榻米和榻榻米间的隔扇被抽掉,榻榻米单间变成了一个大房间。我看到客人的年龄层比较大,再看菜单,是富贵阁推出的价格最贵的那个套餐。桥本、增山、池田、远腾和藏下,看起来都神情緊张。

学生时代,我曾十分迷恋诗人苏曼殊的诗。流传至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其纤细的神经质的感觉,在我心中绘画般地留下了神秘、孤独、苦恼、忧郁,甚至病体与腐败的印象,人在留恋、爱恋中活下来。却不知在诗的理解之外,一直有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以为“尺八箫”就是八尺长的箫的意思。

由于大家都很紧张,宴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尾声。到富贵阁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用齐腰宽的盘子给客人上菜。盘子又大又重,我出了一身汗,觉得口渴,想喝水的时候,看见几个客人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乐器吹奏起来。

是一首威严、肃穆、悲哀的曲子,仿佛从古老和遥远中传来,在我的心上捣了一拳。我的身体硬起来,一动也不能动了。再看那几位正吹奏着的老者,夕阳透过窗玻璃映在他们的脸上,使他们的表情看起来十分哀情。而被捣过的地方很痛,有水流似的东西哗哗地往外流。一位诗人朋友对我说过,感觉到心痛,是因为灵魂在痉挛。

增山走到我的身后,拦腰抱住我说:“吹得真好。”

我跟她说:“心里好难受。”

她點了点头。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呆呆地站着,什么都不想。这时候,在大家的身边,只有寂静、乐曲和大家的喘息声了。我注意到吹奏人的姿势也很僵硬。不久,曲子终了,我希翼他们可以再吹奏一首,增山却让大家去送茶,不过就我没去送,因为有一种东西把我包裹住,我只顾得上难受了。总之我觉得我受了伤,身体中所有的细胞都在痛,想找个地方哭一场。

过了好久,我问会弹钢琴的远腾有什么感觉,她转了个身对我说:“像大海呼出的长长的咆哮声。”

我被她的形容感动,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跳动。的确是一种惊骇的事实,乐曲与苍茫的暮色相融,包裹着我内心的悲哀和寂寞。物极而反,压迫至此,反而逼出一丝兴奋,仿佛内心被乐曲撕扯开的碎块正随乐曲流逝而去,无处不在,超出极限超出时空。而无处不在之处,有一种迷蒙的虚幻。而这虚幻与我的心灵有许多接近的地方,甚至我的心就与这虚幻的巨大齿轮紧紧地咬合着。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举例来说的话,比如我第一次赴日的时候,一踏上飞机,就好像永远离开故土再也无法返回似的。再比如我每次去大连看望妈妈,离去时从不敢回头留恋地张望,好像一回头,看到白发苍苍的妈妈满眼噙着的泪水,便担心失了勇气去面对不可预知的风雨飘摇的未来。

对了,就在我初见尺八并被其牵系而思绪迷乱的时候,诗人顾城却在新西兰的一个荒岛上自缢。看到日本电视台报道的这个消息后,我去买了一朵小白花插在窗前的花瓶里。顾城的诗,也曾经梦幻般地诱惑过我。然而,就是这个告诉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诗人,却将自己投身于黑暗中了,且一无诗意的死。一大堆活人的众说纷纭我一个都不信,我自己也不愿意去想、去判断。我不曾去过新西兰,但我的想象中,在新西兰,在顾城所留恋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钟挂在一根黑漆漆的柱子上,顾成曾坐在下面,将自己沉浸在幻影里。这样一种幻影还会一直跟着其他的人。比如我。听到顾城自杀的消息,我想到尺八。尺八施与我的综合感受令我想到苏曼殊的诗。与我来说,“春雨楼头尺八箫”是一种曾沉浸过的幻影。尺八所暗示的与我的那种空灵和遥远再一次穿越时空来到我的心中。所有过去的,包括那些死去的,所有的一切,都被再一次地唤醒了。音乐里没有生或者死一类的名词,音乐有的是对所有一切的表现和形容。

自从那一次生病,我第一次对自己跟翔哥的关系产生了疑惑。我病了好几天,而他忙了好几天。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生病的时候,他表现得“麻木不仁”,而这成为衡量他是否真心爱我的一条重要依据。

25

开始,我并没有认真对待妈妈的请求,次数多了,只好求教授帮忙做连带保证人,让哥哥也取得了留学签证。再过一段时间,哥哥就要来日本,跟我一起生活了。我不愿意哥哥知道翔哥跟我的关系,决定搬家。知道我在找房子,阿珠说富贵阁有职工宿舍,地点就在中华街,上下班很方便,前几天刚好空出一间房,如果我想住进去,她可以让厨师长跟部长谈谈看。她这样对我说:“在中华街,一室一厅的话,房租至少也要十万,但因为是职工宿舍,差不多八万就可以住进去了。”

想想哥哥来了也要打工,房费肯定是一个人一半,我就同意了。

一般情况下,决定租房子前,一定要亲自看过房子才放心,但这次是阿珠先容,尤其阿珠本人就住在宿舍里,所以当她告诉我部长同意将宿舍租给我时,我二话没说就签了契约。上一次搬家的时候,因为只有一个皮箱,翔哥叫了一辆出租车就把家搬了,但这一次不同,我在附近的电器商店捡了冰箱和洗衣机,都是五成新,很好用,想带到新房子那里。日本有很多搬家企业,但我后来才知道。而且那时我相信翔哥会帮我搬家。

其实,一签完契约我就通知翔哥搬家的日子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到搬家的前一天,翔哥都没有来过一次电话。我决定打电话给他。但我打了很多次,一次都没有打通过,我只好撇下他自己想办法。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发现窗外有雪花飘扬的时候,决定去常去的那家咖啡店喝杯咖啡。雪不等落地就融化了。走路时,地面上的水会随着鞋子被甩到裤脚上。我的心中一片茫然,感觉自己像一只帆船,正准备向远处漂去。

店里回荡的音乐依旧是莫扎特的,但对这个时候的我来说,旋律已经消失,唯音符在心头跳过来跳过去。有一阵,我只想一个问题:要冰箱和洗衣机,或不要冰箱和洗衣机。

喝完咖啡,走出咖啡店的时候,雪花棉花球似的落在我的脸上,地上甚至有一层积雪了。凉气阵阵扑到肌肤上,我把双手插到口袋里,绷紧全身,似乎可以抵御一点儿寒气。

回到家,我给阿珠打了一个电话。

晚上,我去车站接阿珠,没想到她把老公也带来了。她老公的个子虽然矮,但五官清秀,笑起来有圆圆的酒窝,看起来和蔼可亲。他笑着对我说:“如果我没有听错,我老婆让我来帮你搬东西。”

我说是。他惊讶地问我:“你不是搬家吗?不是搬东西吗?”

我向他表示感谢,对他说:“我也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新家,但一会儿你看到那两件庞然大物,连你也会泄气的。”

他问是什么。听了我的回答,他问我不觉得可惜吗?我说本来就是在电器商店那里捡来的垃圾,也许到了中华街,还可以捡到更好的。他大声地笑起来。

我本来想让阿珠跟她老公坐下来歇一会儿,但他们很客气。我整理东西,选出些重要的,再由阿珠跟她老公装到箱子里。这样到了最后,阿珠打开冰箱做最后的检查,问我剩下的两瓶水果酒怎么办。我问她要不要。她说她跟老公都不会喝酒。想想去了新家不一定能跟翔哥一起喝酒了,我就回答说:“扔了吧。”

捡冰箱和洗衣机的时候,是立新帮我抬回家的,那时她正好跟乌龙茶闹别扭来跟我同住。那时候是两个人抬,不记得有重的感觉,但现在是三个人抬,竟然觉得很重。也许是阿珠跟她老公的个子都很矮的原因,冰箱在三个人之间摇来摇去的。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垃圾场的垃圾被雪覆盖,放眼望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大家把冰箱和洗衣机放在白雪上。冰箱和洗衣机好像白茫茫一片中的一个布景。

话说回来,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允许随便扔电器用品了,要花钱并由专门的从业者回收。现在电器商店或者垃圾站,已经没有电器可以捡了。

我觉得很累很累,因为这个原因,一句话也不想说。或许我的样子有点儿伤心,阿珠注视着我说:“你不要紧吧。”本来我是拼命忍住的,阿珠一问,眼泪不由得流下来。阿珠问我:“不过是搬家而已,为什么要流泪啊?”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的问题,于是她老公在旁边附和着说:“是啊,换个地方住而已啊。不过,在一个地方住久了,难免会产生感情,离开时觉得不舍也是正常的。”

阿珠问我是不是舍不得冰箱和洗衣机。我摇头,回答说不。阿珠说:“冰箱和洗衣机扔了也好,扔了就轻松了,干净利索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想想看,你只要一个手提箱,一个纸箱就可以把家搬了。”阿珠说得对,但我的眼泪却流得更利害了。怎么说呢,虽然只是丢冰箱和洗衣机,但我觉得有一种要命的东西被一起丢掉了。也许是不耐烦了,阿珠突然大声地对我说:“好吧,你想哭就哭吧,使劲儿哭吧。反正除了大家夫妻也没有别人看得见。”她的话很管用,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止住了。

阿珠来我家的时候,顺便带来了三个盒饭。我們坐在沙发上吃盒饭。我一直不说话,阿珠从垃圾袋里取出一瓶水果酒说:“干脆破一次例,我陪你喝点儿酒吧。”

其实她只喝了几口,而我喝了半瓶。我的被褥装到纸盒里了,我告诉阿珠怎么睡。她跟她老公和衣睡在床上,我在沙发上坐着睡着了。下半夜,大家被电话铃声吵醒了,我以为是翔哥,却是国际长途。大头的声音漂洋过海地传到耳际。大头说新年好。我问大头:“今天是新年吗?”

大头反问我怎么连春节都忘记了。我告诉他日本过阳历年,所以就忘记了阴历年。大头说他正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会,还问我有没有听见鞭炮声。我当然听见了,脑子里忽然出现小时候爸爸在后院放鞭炮的情形。大头大声地问:“你听到了吗?”我说听到了。大头又问:“你那里一切都好吗?”我说好。大头说:“来年争取回北京过春节啊。”我说好。大头问我:“你在干什么呢?”

我说:“你问的是现在吧。”

大头说对。我看了看坐起来的阿珠和她老公说:“在睡觉。”

大头说:“啊,对不起把你吵醒了。你接着睡吧。”

我说好。

放下电话后,我跟阿珠和她老公道歉。阿珠说:“那边比大家这里晚一个小时。不过,连我也忘了今天是春节呢。明天中华街会热闹得不得了,又可以看到舞狮子了。”

大家都睡不着了。说出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听见大头声音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有美丽的烟花落在了我正痛着的心脏上。

大家决定坐始发车去中华街。离去车站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阿珠和她老公眯着眼睛休息,而我老是想翔哥。这间房里有过太多我跟翔哥的拥抱。想来想去,脑子里竟然都是某一些时刻的回忆了。其间阿珠睁开过一次眼睛,问我要不要在床上躺一下,我说不要。她笑着说:“不过,这床也没有办法躺三个人。”

到中华街新家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房间里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尤其没有空调,我觉得格外冷。阿珠回了一趟家,回来后拎来一个电暖炉。阿珠的老公说附近有一家电器商店,要不要去看一下,趁热打铁,干脆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捡回来。

下楼,朝左走五分钟,就是阿珠老公说的那家电器商店。大家先搬了一个小冰箱,接着搬了一个单缸全自动洗衣机,接着搬了一台二十四吋左右的电视。房间看起来有点像样了,也许是电暖炉的作用,我觉得暖和了起来。阿珠说:“至于这些电器能不能用,就看你的运气了。”我说不能用就扔了。她说:“对,再捡好了。”阿珠跟她老公回家了。

早安中华街。早安我的新家。

26

从富贵阁出来,一眼就看见了翔哥站在几百米外的一棵树下,我想是他不知道我的新家在哪儿,特地跑来富贵阁的附近等我。因为是阴历年,大街上人满满的,而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说着中国话。首先是我没想到翔哥会直接来中华街找我,平时他总是用电话约好了时间和地点的。我是费了一番力气才走到他身边的。他对我说:“你好。”我点了点头。他又对我说:“对不起。”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抱歉的实质是他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躲避了。我不停脚地朝家里走,他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我有意走得很慢,街上的人这么多,万一我走快了,他跟不上我可就糟糕了。不久后大家到了公寓大楼,我走进电梯,他跟着我进电梯,整个过程中大家都没有说话。出了电梯,他跟着我走到家门口。我打开门锁,打开房门,他跟着我进了房间,关上了大门。

我一声不吭地站在房间的中央,翔哥站在我的对面。我的手心里都是汗。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心想他要找很多的借口跟我说明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联系我,为什么不帮我搬家。我觉得自己挺烦的,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相信他。即使相信了他,又会不会原谅他。再说大家只是情人关系,并不代表我有权利要他为我做什么。

阿珠问他:“你怎么知道秋跟男人做那种事呢?”

他把耳朵贴在墙上说:“这样听啊。”

阿珠说:“听得清楚吗?”

他回答说:“很清楚。”

显而易见,这是我想象不到的最坏的情形。谁都知道他的行为很下流。以后,我在家里,连喘气都得小心了。阿珠突然问他:“你不知道这样做侵犯人家的隐私吗?如果秋去警察那里告你,警察会把你抓走的。”我不吭声。他于是尴尬地笑了一下就离开了。

阿珠看了我一会儿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反问她:“我又能怎么办?”

她说连她都觉得害怕。接着她跟我道歉,说不该给我先容现在的房子。这件事对我身心的影响非常大。翔哥再来我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贼。有一次我绝望地对翔哥说不行。他问为什么。我把桥本的事说给他听,然后指着墙壁和大门说:“这里和那里,到处都有桥本的面容浮现出来。我现在连墙都不敢靠近了。”

他朝着墙走过去,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墙壁说:“你这么在乎吗?”我点了点头。他很快地回到我身边,拥抱着我说:“那下次大家去情人旅馆好了。”

28

我跟在翔哥的身后走在一座山丘上。途中是一座座别墅式的房子。天正在慢慢地黑下来,晚风在耳边不断地抚过,我想知道他带我去哪里,但又不好意思问。他停在一座别墅前,打开门,让我进去。我看见门口摆了几双鞋,有几双是女人和孩子的鞋。不用说,他是带我到他的家里来了。一般的情形下,日本男人不带女人去自己的家里,基本上是去情人旅馆。一定是我的表情看起来很惊讶,他说明说家里的女人带孩子回国了。说真的,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以第三者的身份,到一个男人的家里来,所以对他家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很大的鱼缸,几条金鱼自由自在地游在水里。金鱼很好看,当然是金色的,有着伸展的大尾巴,看起来像漂浮着的一片片花瓣。金鱼使我想起了父亲,我小的时候,父亲养过很多金鱼。也许可以说养金鱼是父亲唯一比较向上的兴趣。

客厅的窗边摆着一个可以坐四个人的长沙发,沙发前是一个四方形的茶几。翔哥让我去沙发上坐,而他自己去厨房了。客厅的窗帘半遮半掩,加上没有开灯,感觉比外边暗很多。他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我说太黑了,于是他顺手打开了调光灯,房间一下子温和起来。

我一边喝翔哥冲好的咖啡,一边打量客厅。墙上有两张尺寸很大的照片,照的都是同一个女孩,也就十几岁的样子,很漂亮,散发出天真和纯洁。女孩的笑容很灿烂,很妩媚。我想女孩在拍照的时候,眼睛肯定是对着相机的镜头,所以无论身处在哪个位置,都有一种被她直视的感觉。这一点使我觉得不舒服。我再一次想起了父亲,不,也许可以说是想起了幼时的自己。

我曾经见过我父亲的情人,也是在家里。那时候我只有五岁,或者六岁,确切的年龄我忘记了。我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喜欢我,直到那一次我和妈妈去菜市场,妈妈用手指着一个老婆婆对我说∶“那个女人就是老黄婆,你见过的。”

我不认识这位老婆婆,于是问妈妈:“我见过这位老婆婆吗?”

妈妈惊讶地说:“你怎么会不记得了呢?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老黄婆经常来家里找你爸,但是她每次来,你都会哭。只要老黄婆不走,你就不断地哭,简直惊天动地。为此你爸爸没少骂你。”虽然我不记得老黄婆的样子了,但对妈妈说的事情依然保留着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妈妈做好了饭,要我去对面的人家叫父亲回来吃饭。我肚子早已经饿了,想赶快吃饭,所以飞跑着去了对面。进门后,我看见父亲的旁边站着一个女人。那是个干瘦的女人,个子不高,至于长的是什么模样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她不看我,看墙壁。我让父亲回家吃饭。父亲看起来很不高兴,让我转告妈妈,说他“今天不在家里吃饭了”。我回到家里,将父亲的意思传达给妈妈,但妈妈不说别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去叫,再去叫!”

父亲终于回来了,但进屋后抬脚将饭桌踢翻,妈妈精心准备的饭菜撒了一地。我很害怕,妈妈带我去里面的房间,小声地跟我说明说:“这是大人之间的事,用不着害怕。”我还很伤心,觉得那些饭菜很可惜。过了一会儿,我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说:“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了。”因为是这个原因,以后那个干瘦的女人来家里找爸爸,我就会哭,一直会哭到她离开为止。

关于妈妈,关于父亲,要说的话太多,但应该是另外一个故事,不提也罢。只是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时候妈妈的神情。不知道是否跟我讨厌父亲有关,长大后,我总是喜欢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所有我爱过的男人,差不多都大我十岁以上。我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好像有恋父情结的女人,成年后找男人的时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寻找情爱的同时,也寻找父爱。很早我就发现了,我从来不会跟比我小的男人有恋爱关系,比我小的男人满足不了我。

翔哥坐在我对面的座椅上,我从沙发上下来,坐到他对面的座椅上。大家一起喝咖啡。感受到墙壁上他女儿的目光,我浑身不自在,有一种虚脱的感觉。没话找话,我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他以前跟我说过。我想起来了,那次他说有人给他算命,说他命里会有两个儿子。但实际上他只有一个儿子。他认为我也许会在日后给他生一个儿子。他问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说没什么,只是突然想问问而已。他也不再追问,站起来,从冰箱拿出了一瓶红葡萄酒和两个透明的酒杯。他把装着葡萄酒的酒杯递给我时,我甚至没有客气一下就喝起来了。为了壮胆,我在心里一直等着他让我喝酒。一瓶酒很快就被喝光了,觉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把灯光调得更暗,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几乎看不清他的神情了。按照他的指示,我坐回沙发,他跪在我的面前,动手解我衣服的扣子。我推开他的手,朝他摇头。他不明白,我说不自在,他说房间里又没有其他的人。我想了想,问他能不能把灯全关了。他说好。黑暗中我只能听见他的声音了。他对我说:“今天,你就把你的魂丢在这里好了。”

但即使是关了灯,我还是觉得不行。有一阵,我甚至有了一种可笑的感觉,仿佛我就是幼時见过的老黄婆。这时候,我真希翼他带我来的地方不是他的家。我对他嘟囔了一句“不行”。他问为什么不行。我说我觉得难堪。他问为什么会觉得难堪。我说墙壁上他女儿不眨眼地盯着我看。他说那不是他女儿,是他女儿的照片。我当然知道是照片。我让他重新打开灯,对他说明说:“也许这种感觉有点儿怪,觉得照片跟人是形和影,形影不离。”

他说我犯神经,但不再勉强我。我有点儿感激他,我还是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妈妈当时的神情。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爱也有让人觉得承受不了的时刻。我问他附近有没有影片院,想不想去看场影片。他犹豫了一下说:“已经这么晚了,还是在家里看电视吧。”

看电视的时候,他把我抱在腿上,不时地抚摸我的乳房。决定睡觉的时候,我说什么也不肯去他的卧室,于是他从楼上搬来了一套被褥,顺便给我拿了一套他自己的睡衣。他让我先洗澡,结果他跟了进来,我也没说什么。热水哗哗地流下来,他抱住我,我的身体贴在他的胸前,他吻了我。

钻进被窝后,他放了一首曲子,竟然是我最喜欢的《草原》。我感到一个女人的灵魂发出前世今生不死不灭的光芒。没有一个音符是可以省略掉的,千帆过尽。翔哥吻了我一下,刚才喝下去的酒充满了血管,我突然亢奋起来。就在我跟翔哥紧紧地抱在一起的时候,他家里的电话机响了。这个时间来电话,不用猜都知道是谁。我问他:“你要接这个电话吗?”

他一边伸手取电话机,一边回答说:“她的性格本来就喜欢疑神疑鬼的,我不接电话的话,她会以为我不在家里过夜。”看到我懊丧的样子,他说明说∶“我不过想避免麻烦,希翼你可以理解。”

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接电话,再说打电话来的女人是他的太太。我回答说:“我可以理解。”

放下电话后,翔哥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不是怕那个女人,我只不过想占一个,理字。我不这样做的话,吵起架来或者将来想离婚的时候,吃亏的就是我自己了。”我对他说怕也是应该的。他强调他不是怕。我说怕吃亏也是怕,于是他对我说:“算了,好不容易来我家里一次,大家还是不要争执了。”我呢,也觉得很无聊,干脆睡觉了。

黎明前我做了一个古怪而漫长的梦。在梦中,我看見了房间的角落上有一个黑色的圈套,引诱我将脖子套进去。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我翻了个身,翔哥趴在我的身边,身体紧挨着我。我能感觉到他身体上的热气。说真的,我一贯迷信,对于自杀的梦,很想进一步琢磨是吉是凶,是暗示还是警告。我的头昏沉沉的。翔哥家离中华街很近,我得走了。十点钟我要去富贵阁上班。外边还真是阳光明媚,我在太阳底下待了一会儿。

29

学院的生活即将结束,打算回国的时候,教授说有一家出版社,因为想打开亚洲的图书市场,想找一位会日语的外国人做编辑和企划,问我想不想去。我在国内就是做编辑工作的,如果在日本的出版社就职,也许可以为中日学问的交流尽一点力,就同意了。教授是这家出版社的编辑,很快跟出版社沟通,于是社长定好了时间让我去面接。

我的日语不似现在这样得心应手,加上过度的紧张,社长问我的问题,几乎一个都没有听懂。只要我意识到社长在等我回答问题,我就跟他说“是”。据我所知,那时候,只有一个姓唐的中国人在日本的出版社当编辑,如果我被录用,将是第二个在日本出版社工作的中国人。

吃过饭,喝过酒,社长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我说一个月以后可以上班。他说那就一个月以后吧,他让我直接到出版社来找他就行了。然后,他又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我告诉他,外国人在日本办就职签证,工资不能低于二十五万日币。他回答说,那就二十五万吧。

至于我能这么简单就职的事,除了要感谢教授,还要感谢教授的父亲。教授的父亲是日本物屈一指的心理学专家。子承父业,教授和他的父亲都是日本的心理学界的名人。教授当场答应给出版社一部书稿,还开玩笑说让我做编辑。后来,我到出版社工作后,才知道那天在酒店招待我跟教授的是老板,真正的社长是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年轻的美人。听人说,美人社长是老板出差时从外地带回东京的。我很感叹,从一个旅馆招待一下子成为出版社的社长,绝对可以说是命运。不过,大家都知道美人社长是老板的情人,平时不约稿,也不编稿,只负责管理出版社的钱。

有一件事令我觉得别扭。酒会结束后,老板让美人社长叫来了一辆出租车。教授上车的时候,老板非让我也一起上车。我跟社长说明,说跟教授不同路,但老板还是执意叫我上车。我想他是把我看成教授的情人了。教授乘坐的出租车跑远了,社长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的日语不好,什么都不能说明,再说这种事也没有办法说明。使我感慨万千的是命运,正所谓跟一个人的相遇,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最初,我只是想在日本的出版社干几年,有机会去亚洲各地跑一跑,并没有永远留在日本的意思,没想到几年后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日本,连姓名都改了,但我对故里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很深的感情。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留在日本到底有没有悔恨。答案一直都没有,因为是“那时候”的事。

时间过得真快,挡也挡不住。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去出版社工作了。能干自己想干的工作,,连想想都会觉得高兴得喘不过气。同时,因为在富贵阁的时间不多了,疲劳忽然变得容易忍受,连端盘子都觉得比以往快乐。

有一件事我不喜欢想,甚至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就是我觉得一楼的支配人山馆不喜欢我。有一次,他说我太瘦,根本不适合打工。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主动跟我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他自己从来不跟我说话,即使在哪碰上了,他也不正眼看我。我一直觉得他在找机会辞退我。今天是星期一,是饭店最闲的日子,我很高兴。午休去五楼的时候,没想到在电梯里撞上了山馆。正如我所形容的,他有意站到我的前面,我能看到的就是他的后脑勺和他的后背。我的心痒痒的。想想过不了多久就要离开富贵阁了,我很想证实一下,他是否真的因为我瘦而讨厌我。我说我在富贵阁只能待一个月了。他不吭声,好像没听见我说话。我说我知道长期以来他一直讨厌我。他还是不吭声。我问为什么。他终于肯回话了,对我说:“喜不喜欢不需要理由。”犹豫了一下,他接着说∶“我确实不喜欢你。”

我的心更痒痒了,还生气,对他说:“我也不喜欢你。”他依旧不吭声。我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缘分很重要。大家两个人的缘分不好,相克相冲,所以大家从一开始就彼此厌恶。”

话说到这里,电梯已经到了五楼,我愣愣地走出电梯。

想不到下午我在一楼帮忙的时候,山馆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用手指着短裙下我小腿上遍布的淤血块说∶“你应该休息,最好尽快去医院做身体检查。”沉默了一阵,他接着说∶“这个样子拖下去的话,你也许会死。”

他说的是真的。妈妈走后,先是腰痛,接着淤血块再一次遍布在我的身体上,只有我心里明白淤血块不是病,是过于放纵和营养不良。但是谁见了都会担心。不过,山馆担心我,我格外高兴,答应他马上去医院做检查。他转身走了,我一直盯着他的背影。虽然我最终也没有搞清楚,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喜欢我,但大家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我明白了,有一些事情,理由如何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

赵小姐趁着没有人在我眼前的时候凑过来说:“秋,关于你身体上的淤血块,私下里的传言很不好。你抓紧时间去医院吧。有一个医生的说法比较好。”我想知道私下里的传言是什么。她附在我的耳边说:“因为你身上到处都是淤血块,有人怀疑你得了艾滋病。”

我跟她说我没有得艾滋病。但是她说她一个人知道毫无意义,要大家都能够相信才行。她还说这是件大事。她建议我去医院,“至少拿一份医生的证明”。

为了证明没有得艾滋病,我只好去医院做血液检查。几天后,我把化验单给在场的人看:“医生说我的淤血块是营养不良和疲劳过度造成的。”

说真的,我有点儿讨厌自己这么做,对这样的行为很难过。

阿珠说:“我一直说秋身上的淤血块跟房子的风水有关。那间房子有问题。之前的人,住进去没多久就挨了一刀。”

我说:“话是这么说,毕竟没有科学依据。”

阿珠说∶“要什么科学依据啊。我担心不久你也会在医院挨一刀呢。”

淑云说:“一定是鬼掐的青印。”

我说:“即使鬼掐也會有痛的感觉吧。我没有感觉啊。”

30

听了阿珠的话,赵小姐深信只有修行才可以令我的病不治而愈。一天,她说要先容一个人给我认识,还说这个人跟她一样,也是创价学会的会员。

话说赵小姐要先容给我的那个人,原来跟我住在同一座公寓的四楼。赵小姐跟我提起这个人的时候,称她“朱太太”。创价学会有很多学习小组,朱太太家是学习小组的场地之一。每星期四,学员们都定时来朱太太家聚会,诵经念佛后,由组长带领大家学习。赵小姐让我周四跟她一起去朱太太家,我猜她是想拉我加入创价学会,本想佯装有事,但在她的一再要求之下,只好改口说“那就把周四的事推到周五好了”。

赵小姐是因为什么入会的呢?她已经三十多岁了,结婚也有十几年了,夫妻关系很好,一直想要个孩子,但是竭尽全力仍然没有怀孕。她正在做不孕治疗,同时也在做人工怀孕措施,有人告诉她,只要加入学会,跟着铃木大作老师一起“革命”,肯定会心想事成。她说她每天早晚诵经,每次诵二十分钟。

朱太太跟丈夫一起开酒店,没有赚到钱,反而欠了一大笔债。听了加入学会后的种种神奇传说之后,她马上入会,眼下正打算开一家居酒屋。

一些人在现实中遇到挫折打击后一蹶不振,但创价学会却会重新点燃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不想对赵小姐和朱太太的入会做什么评价。

我到朱太太家的时候,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坐在榻榻米上。朱太太特地告诉我,坐在正中间的叫中野的那位男性,是学习小组的组长。然后朱太太递给我一本很薄很小的手册,我看到封面上印着“勤行要点”四个字。

人齐了,活动就开始。中野用一支木棒敲了一下金盆,以浑厚的嗓音唱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朱太太为我翻译成中文,说中野唱的是《南无妙法莲华经。。然后大家跟着中野诵经。

然后中野给大家讲经。有一阵我试着注意听讲,但很快会去注意那些听讲的学员,并在心里想象他们的不幸又是什么。我偷偷地认为,加入创价学会,根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而这个想法压得我喘不上气。我希翼小组学习尽快结束,想早一点儿回家休息。这时候,中野突然大声地说:“今天的课题,就是要证明今年乃是成功之年。成功的关键在于树立并坚信成功的意识,从自我开始,从现在开始,从变革开始。”

我知道,他的讲经快结束了,不由得感到一阵摆脱。

但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中野又让大家谈所谓成功的体验。朱太太自告奋勇。

朱太太十八岁就跟现在的丈夫结婚了,之后跟着大她二十岁的丈夫去美国。由于在美国的生活不理想,十年前又辗转到了日本。一年前,她发现丈夫突然忘记了怎么做菜,忘记了自己的名字,甚至出门时会忘记回家的路。是的,她丈夫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现在,她丈夫连吃饭都不记得了。朱太太说,饭店倒闭等于失业。一边是疾病,一边是失业,人生最糟糕的两件事都被她的家庭遭遇了。按理说,她应该萎靡不振,或者是诅咒不幸,也或者会选择自杀,但是她非常乐观,因为有创价学会的指引,是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老师为她的生活指出了新的目标。她这样对大家说∶“人一旦有了新的目标,就会勇往直前。那些不幸的苦难,其实是佛施与我的伟大的考验。因为我可以超越这苦难佛才会选择我。努力使我得以自我训练,开悟使我乐观。”

朱太太说得慷慨激昂,给我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

最后,朱太太向大家宣告她的理想∶“我今年的目标,就是拿出勇气开一家居酒屋。”

十几个人很热烈地鼓掌。

我跟朱太太熟了后,经常到她家里玩。她也经常送一些自制的熏鸡脚和鸡翅什么的给我吃。我在她家里认识了很多人,看到了很多之前无法想象的人生和风景。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姓马的女人。有一天,朱太太让我去她家。她说我读的书比较多,又学过心理学,也许懂得如何开导她的一位新朋友。我喜欢安慰人,就接受了她的请求。她打了一个电话,不久,她的新朋友就来了。新朋友的名字叫马利。我想知道马利有什么苦恼。马利说她跟丈夫经营的饭店倒闭了,因为欠了将近四个亿的债,所以天天都有电话来催债和恫吓,丈夫吓得跑掉了。她用“人间蒸发”来形容丈夫的失踪。我觉得她的情形跟朱太太的情形很相似,但是朱太太说马利欠债达四亿,而她只欠了一百万,并且还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我想我帮不上马利的忙,对她说:“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连听说都没有。关于债务的事,我想最好还是跟律师谈。”

她说这么多的债,不知道律师肯不肯帮忙。我说总得讨个说法,但如果不给律师打电话,不问问的话,就什么出路都没有了。她说对,答应我尽快给律师打电话。关于她丈夫,我尽量安慰她,说失踪不过是一时的策略,或者就是为了找出解决方法,才躲到没人知道的地方去沉着一下的。我让她等,说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

过了没两天,我去朱太太家玩的时候,又碰上了马利,看上去欢天喜地的样子。问她有什么进展了,她回答说:“我真傻,得感谢你让我问律师呢。”接着她高兴地告诉我,日本有一个法律,欠债而还不起的话,可以宣布自我破产。手续一旦成立,就等于破产人失去了社会的信誉,五年内不能再起业,不能办信用卡,不能做警备员等工作,但是五年后,一切都恢复正常。最主要的是,破产人所欠的债务全部都免还。我劝她去找律师,当然相信律师会给她找出解决的方法,但没想到那么一大笔的债就这么一笔勾销了。我问她有没有丈夫的音信,她说她丈夫已经回家了。我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有许多事等着处理,得赶紧回家。往外走的时候,她将两只手臂伸向天空,一边转圈一边说:“五年后,我跟丈夫就可以再创业了。”朱太太看着她大笑。我说我也该回家了,跟着马利出朱太太的家门。在楼梯口,马利跟我分手,我笑着对她说再见。

过了没多久,朱太太又让我帮一个叫小百合的女人的忙。小百合也住在中华街,当天就带我去她家玩了。没想到她家非常热闹,除了她跟她丈夫和儿子,她弟弟和弟媳也在。她丈夫和她弟弟都是厨师。她让我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我一个人,难得有这么热闹的时候,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她丈夫是饭店的正式社员,房子是企业的宿舍,煤气水电费通通由饭店报销,所以他们在用水用电的时候很不节制。

吃完饭,她说要带着儿子去附近的公园玩一会儿,我知道她想在外边跟我说话,就跟着一起去了。在公园,她对我说,希翼能够将一部分信件存放在我家里。我没说什么,但表情上能够让她感觉出我的疑问,于是她跟我述说了理由。

小百合是从黑龙江来日本的。她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日本战败后,因父母双双在战争中死亡,或者跟父母走散的孩子,被中国的养父母抚养成人。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大多数日本孤儿恢复了日本国籍回到日本生活,少数人仍然以中国国籍生活在中国。

还是回头说小百合,小百合来日之前喜欢上当地的一位医生,但医生拒绝了跟她恋爱。不久前,小百合回国探亲,偶然在街头与这位医生相遇。说起来真像电视里的连续剧,小百合对当年遭到拒绝的事依旧怀恨在心,于是有意勾引医生,并想在医生上手后就甩掉。但是,她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旧情复燃,理由是那位医生这一次真的爱上了她,为了跟她在一起,不惜跟太太离了婚。只要她在日本,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于那位医生的情书。

小百合真的是蠢得一塌糊涂,一本正經地对我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无论如何,初恋是无法取代的。”

我相信了,恋爱中的女人,意识都是不清醒的。如果我说那位医生是想通过她走出农村来日本,我想她也不会相信的。爱情是魔,一直萦绕在大脑深处,制造出幻影,而幻影是没有止境的。说起来是几年前的事,小百合喜欢上一家饭店的厨师长。用现在的话说,厨师长属于单身赴任,太太和两个孩子都留在香港。小百合对他的爱近于疯狂。后来,当小百合跟他闹离婚,他找我帮忙劝说小百合,我顺便听了很多他跟小百合的故事。有一个故事是,一次他回香港探亲,小百合送他去车站。他乘的电车奔驰起来后,小百合跟着电车跑,一边跑一边哭,悲伤至极。他说小百合的行为深深地打动并震动了他,为了使小百合如愿以偿,他横下心跟太太离了婚。后来呢,他这样对我说:“你都看到了,我跟小百合结了婚,有了孩子。”我问他在香港的两个孩子怎么样了。他说亲权在母亲,但是他每个月都会给赡养费。我觉得小百合已经让他受到了惩罚。他也是这样想的。他还指出,再也不能让眼前的孩子失去父亲了,因为他很了解小百合,知道她爱上一个男人后的样子。照他的意思,只要小百合不离婚就够了。我答应帮他劝劝小百合。

但小百合不久前回了一趟国,其实就是跟那位医生同居。回日本后,她整个人都变了,从早到晚魂不守舍。来我家看情书的时候,跟我说的都是医生的事。她说医生到底是大学生,跟没有读过书的人不一样。她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早晚刷牙的时候,医生会将牙膏挤好在牙刷上。农村的房子没有浴室,怕她不习惯,医生每天烧好热水,亲手给她洗脚。最主要的是晚上,医生跟她做那件事的时候,跟厨师丈夫不同,不是自我满足一下就完了,而是花时间满足她,让她感受到快乐和兴奋。她对我说:“你知道,爱跟性是分不开的。”

爱情令小百合变得乱七八糟。她找我谈了一次话,说要偷偷地去黑龙江,“万一厨师丈夫问起我的去向,你千万不能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我说好。当天晚上,她的厨师丈夫让我去他家,我立即警惕起来。但事实是他已经猜出小百合去了哪里,只是想跟我说说话而已。他说很悔恨跟在香港的太太离婚。我的回答是悔恨也无法改变现在的处境,问题是今后怎么办,什么样的选择才算最好的解决方法。他说对。他说让小百合去尝试这段新的爱情吧,过一段时间,也许她的热情会淡下来,再一次回到他身边,这样现在的家庭就会保住,孩子也不会失去父亲。他给我的感觉是,小百合离开他无所谓,但他的人生经不起折腾了。

然后他问我:“像我这样的男人,如果再离婚的话,还有机会结婚吗?换了是你,会爱上我这样的男人吗?”我说不知道。于是他对我说∶“秋,你一定不要爱上我这样的男人。”我想我不会爱上他,但是很想拥抱一下他,很想安慰安慰他。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为了你爱的人去献身,这种行为很伟大,但是你能忍受日后的那份孤独吗?据我看,真正的痛苦都源于欲望,而欲望是无法控制的。我离开时他谢了我。对他的事我很难过,我没有回话,向他伸出手,他不好意思地握了一下。

他想到外边去吃饭,吃完饭再去情人旅馆,晚上才回到我家里睡觉。但我觉得这么折腾的话,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一直喜欢日本饭店里的那些套餐,一菜一汤一碗米饭,吃得饱又节约时间。今天我更加喜欢这种套餐了。吃完饭,天还没有黑,我跟翔哥舒舒服服地回到家,半睡半醒地躺在他的臂弯里,感受他心脏的跳动,真想时间永远停止在这一刻。

他问我担不担心桥本会在隔壁偷听。我笑着爬起来,挑了一张CD,说放点儿音乐桥本就听不见大家这边的动静了。我问他是不是要出差,所以顺便来我这里,早上直接去机场。他说这一次不出差,也不去机场,我就吻了他。我嘱咐他,说话时尽量静悄悄的,动作时尽量无声无息的,他不出声地笑起来。

凌晨五点左右,他的手机响起来,我睁开眼睛,小声问:“又是你太太?”他点了点头。我说不是在国内吗?他说是,我说干脆不要接电话了,他回答说不行。

真是烦人,他在电话里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让我猜出他太太跟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他昨天晚上接待了几个从香港来的朋友,还说这个时间不在家是因为没有赶上末班车。他说他已经从朋友住宿的酒店出来了,正往车站赶,想坐始发车回家。

我闭着眼睛不动,血液一齐冲向脑门,我知道他要走了。为了不弄错,我问他真的要回家吗?他从被窝里出来,站着穿衣服。我对他说:“应该不会再来电话了,没必要特地赶回家吧。”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朝我弯下腰,小声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话,故意将目光投向窗帘。外边应该亮了。他说了一句“再联系”,匆匆地走掉了。

或许在被窝里躺得太久,我觉得头痛,脖子也有点儿酸。被窝里还留着他的味道,跟他身体上的气味一模一样。现在我相信,他到我这里来,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性,是性方面的问题。在我跟翔哥之间,可能只有性。

我想喝点儿什么,但又不想动,四周真的是无声无息了。一动不动地望着天井,不知不觉地天已经大亮。起来后,看到饭桌上还有昨晚临睡前喝剩下来的红葡萄酒。我把剩下的酒都倒在下水道里,倒的时候,觉得心里的感觉是既遗憾又复杂。之后我吃了一片面包。今天是星期六,毫无疑问富贵阁会来很多客人,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个极其繁忙的一天。

我该去上班了。十点钟之前的中华街非常寂静。我看见赵小姐正迈着匆匆的脚步朝富贵阁走去。外边的世界一切照旧,什么都没有改变,而我有一种被翔哥的“猫”踩死的荒诞的感觉。如果一定要死的话,我愿意被他踩死,而不是他的“猫”。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他那里,在我今后应该怎么想,会怎么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搞明白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件事早晚要解决,是死是活总得试试看啊。

33

哥哥来日本了。

翔哥说想跟哥哥见个面,我约他来家里一起吃晚饭。来日本后,我还是第一次买了这么多的肉和菜。说起来也许没有人相信,从小吃妈妈做的饭,然后在大学食堂里吃,然后在工作单位的食堂里吃。跟零儿结婚后,因为他很会做菜,我一直没有长进,至今不过会炒两个菜罢了。翔哥说他会做千层饼,我很高兴,这样我就不用做白米饭了。说起来,翔哥跟哥哥同龄,因为这个原因,他跟哥哥好像有很多话可以聊。他一边聊,一边教哥哥做千层饼。面粉加开水揉成团,在砧板上饩半小时。饩面的时间,将葱切碎放碗里,加白芝麻。橄榄饩倒进有葱和白芝麻的碗里,加喜欢的调料,拌均匀。将面团分成小份,擀成饼,然后在饼上撒葱花。最后将饼折叠成四方形再擀开,在锅里放少许油。油开了就可以开始煎饼了。哥哥看了整个过程,指出千层饼跟妈妈做的葱油饼区别不是很大。我想起翔哥的老家也是山东,就告诉了哥哥。哥哥对翔哥说:“难怪一看见你就觉得非常亲哩。”我对哥哥说:“可惜你没有见过翔哥的爸爸,说话的语调跟爸妈一模一样。”

仅仅是闻味道,就知道千层饼一定会好吃的。时候不早了,大家打开哥哥带来的老白干,准备干杯。没想到这时候有人敲门,原来是赵小姐。之前我拜托她给哥哥找工作,没想到她先来我家面接了。人还没进门,我已经听见她的声音:“香气扑鼻,我来得正是时候啊。哈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一开始,翔哥只是听见她的声音,所以并没有什么反应,等看见她的脸,他立即将身体紧挨到哥哥的身边。我没有理由让赵小姐离开,只好向她介紹了哥哥。我先容哥哥的时候,她斜眼瞅着翔哥。想跟她先容翔哥的时候,她比我先开口,说她认识李先生,还是李太太的好朋友。然后她问翔哥怎么会认识我,怎么会在我家。我觉得她真的很失礼,怕翔哥为难,赶紧抢着回答,说我认识翔哥的爸爸。我还说我跟翔哥的爸爸是同乡,都是山东人。为了听起来跟真的似的,我说哥哥来之前拜托翔哥的爸爸给哥哥找工作,但翔哥的爸爸却把这事推给了翔哥。翔哥正在帮哥哥找工作。我绕了一大圈,故意岔开话题,问她要不要“跟大家一起吃点儿什么”。

她看起来很满意,吃了一块千层饼就急着离开。我问她急什么。她说朱太太出了点儿问题,要去朱太太家安慰一下。她走了,我用日语对翔哥说:“没想到她会来。不过哥哥也在,她应该不会多想。”

没过几天,赵小姐来找我,要我给她的女友李太太看手相。

我去了李太太开在中华街的那家点心店。李太太个子不高,脸上涂着厚厚的粉,看不出有多大岁数。我根本不会看手相,看手相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为了好玩。原则上,看手相不过就是心理学加上哲学,再加耍嘴皮子。

我问李太太想看哪个方面,是爱情还是事业。李太太把右手伸到我眼前,告诉我看婚姻,因为她老公从前年三月开始,突然喜欢在外边喝酒,虽然每天回家,回家也不多话,冷冰冰的。李太太用同样冷冰冰的声音对我说:“你能看出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一种直觉触动了我。我突然想起翔哥也姓李,一下子明白了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看手相不过是赵小姐设下的一个局。我心里暗骂赵小姐“臭婊子”,脸上却不动声色。我装模作样地握着李太太的手,问她:“坦白告诉我,你爱你的老公吗?”李太太回答说:“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老夫老妻还谈什么爱,怪恶心的。但是,我跟他结婚,又跟着他来到日本,孩子都有三个了,不想离婚是真的。”接着,李太太一双漆黑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有很多时间,来等他回心转意。”

赵小姐坐在我的对面,也使劲儿地盯着我的脸看。我十分警惕,知道两个女人找借口骗我来看手相,目的是为了审判我。我来的时候是傍晚,店里面虽然开着电灯,但是大家坐在柜台的后边。头顶上的电灯因为是关掉的,所以好像坐在黑暗里。灯光下,一男一女在玻璃柜里寻找想要的糕点,商量的声音很大。我放下握了很长时间的李太太的手,告诉她,男人差不多都跟她老公一样,家花不如野花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老师就说过,虽然都是鸡,但是,吃过了饲养的鸡,就会想吃山鸡了。为了打消李太太对我的怀疑,我故意撒谎,说我也有一个恋爱对象,是个上海男人,迟迟不跟我结婚,大概想多玩几年,跟李太太的老公是一个德行。赵小姐跟李太太都笑了,我还对李太太说:“所以你不必担心,你老公在外边吃足了山鸡,自然就想着要回家了。”

分手的时候,我特意在李太太的店里买了几个月饼。李太太不肯收钱,赵小姐也在旁边帮腔,说几个月饼而已,就当是我帮忙看手相的一份谢意。我当然也爱贪小便宜,但是这一次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花钱买。我本来想在赵小姐那张漂亮的脸蛋上吐一口唾沫,但是没敢这么做。我把钱放在收款机那里,几乎是逃一样离开了李太太和赵小姐。

我离开点心店时,李太太和赵小姐送我到门口。一定是听说我有一个上海男朋友,李太太看上去温柔了很多。李太太摇着她白皙的右手对我说:“以后有时间的话,大家一起喝茶。”

其实,从李太太的点心店出来后,我老是控制不住地想她的脸。她的脸,老实巴交、彩色照片般镶在我白花花的脑子里。她脸上的笑容像缤纷的花,总是含笑摇曳在我的头顶。

34

跟教授去金泽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情像是在逃难。至于翔哥跟我和他太太的关系,我发觉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单纯。使我烦恼的是,我这个人还有“良心”,知道他太太爱他,根本没有离婚的意思,那么我再强求下去的话,等于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太太的痛苦之上。但我的确爱翔哥很深,即便想离开他,也需要时间考虑。在做出决定之前,我想把眼前的一大堆事先解决了。比如给哥哥找工作的事,跟教授来金泽参加学术会议的事,过几天辞掉富贵阁的事,去东京的出版社就职的事。

学术会定在明天上午,我跟教授到金泽的时候已是下午。教授安排得很好,先是带我去了近江町市场,在那里吃了章鱼串和拳头般大的鲜蚝,之后去了兼六园。回到酒店时天已经黑了,晚饭是在酒店里吃的。回房间前,教授买了几罐麒麟牌啤酒,他对我说:“去我的房间里喝会儿酒怎么样?”

房间很宽敞,除了沙发茶几,靠墙摆着一张大双人床,床单雪白雪白的。教授打开两罐啤酒,递一罐给我。“你还记得那家情人旅馆吧,”他笑着对我说,“大家在那里只是聊了聊天。”

我说:“当然记得,没想到你会带我去那种地方。”

教授说:“那一天在沙发上,我问你可不可以的时候,你的脸红起来,好像小女孩十分害羞的样子。我内心怜恤的念头一闪,那劲儿就过去了。我是个男人,不会勉强你做那种事。”

我说:“幸亏你没做,不然也许我会教训你。”

“你会怎么样?”

我说:“也许我会用脚踢你,或者给你两个耳光。”

“中国女人就是利害啊。”

我说:“跟国籍没有关系。如果双方有感情,做什么都行。”

教授迟疑了一下,问我:“你不喜欢我吗?”

我说:“喜欢。但是跟你想要的是两码事。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跟学校事务所的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大家都在传,说你为了跟她睡觉,不惜辞掉了年级主任的职务。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佩服你,是个男人。但你不能对所有的女人都出手。”

教授拿出一支香烟,点燃后只抽了两口就放下了。他对我说:“她是我公开的情妇,长得很美吧。”

我说:“很美。但是你太太知道吗?你没想到离婚然后跟她结婚吗?”

“我有太太,她也有丈夫,大家的家庭都很完整。大家只是在一起吃个饭,然后上床。”

我问:“上床就够了吗?”

“当然够了。”

我跟教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知不觉把买来的啤酒都喝光了。我跟教授要了一支煙。我还是第一次抽烟,我觉得烟很呛嗓子,抽了一口就放弃了。或许是酒精的原因,我觉得浑身发烫,太阳穴一跳一跳的。

我问教授∶“女人可以一辈子都依靠她所爱着的男人吗?”

“世界上最不能得到保障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事。问这个问题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傻瓜。”他拍了拍我的头说,“你这个傻瓜。”

我沉默了许久,慢慢的有泪水顺着脸庞流下来,滑向耳际,永不停止似的。每一天自东方升起的太阳其实永远是那同一个太阳。或许想安慰我,教授问我要不要再去买几罐啤酒,我说时候已经不早了。说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疲劳。可能我的样子看起来很困,他嘱咐我说:“你早点儿睡吧,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会议。”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必须喘一口气。

从教授的房间出来,我在昏暗的长廊上站了一会儿。这个时间的酒店寂静无声,我觉得有一种华丽的东西,叮叮咚咚地从心头滚落下来。教授房间的灯光还亮着。

35

星期六是我去富贵阁最后的日子。我买了好多礼物,给柜台的,给五楼的,给四楼的,给三楼的,给二楼的,给一楼的。赶上附近的元町购物街大拍卖,我跟阿珠约好了一起午休,不吃饭,去元町买衣服。元町跟中华街只隔着一条很小的河,走五分钟就到了,但元町有着跟中华街完全不同的风情。奢华的欧式建筑中,林立着很多精品商店。每年搞两次大拍卖,每次都会吸引四十到五十万名游客。

我跟阿珠直奔FUKUZO店,这是大家约好的,因为大家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整条街人山人海,阿珠教给我一种快速行走法,就是走路的时候侧着身体,哪里有缝隙往哪里钻。我说大家这样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她大笑,说:“不这样就来不及了。”

她笑的时候,我的心又痒痒了。我学着她的样子往前钻,一边对她说:“今天我也豁出去了,没教养就没教养吧。”

大家如愿以偿,很快就到了FUKUZO的店门口。阿珠问我打算花多少钱。我说几万日币。她很惊讶,认为我的预算太高了。但是我就要去出版社上班了,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也是必然的事。

人多,加上是正午,头顶和脚下都是热气,我觉得喘不上气來。阿珠开始牵我的手,拖着我往前面钻。但就在这时,我看见翔哥跟一个女人并排地走在对面的马路上,并认出那个女人就是让我看手相的李太太。翔哥的手里拎着好几个大纸袋。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身体僵住了。阿珠问我怎么了,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翔哥跟他太太正穿过马路,慢慢地朝我这边走来,离我越来越近了。因为是跟着阿珠走,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步伐,只好赶紧低下头。翔哥跟他太太没有注意到我,与我擦身而过。三个人并排的时候,我紧张得快晕过去了。不久,阿珠对我说:“终于到了。秋,大家要速战速决。”

回来的路上,阿珠一个劲儿地嘲笑我,说我预算那么高,结果一分钱都没有花。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明明是走出购物街,感觉上却好像在穿越重重障碍。回到富贵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时候脑子才变得一片空白。我在五楼帮忙,增山问我怎么了,为什么脸色苍白。我呢,如果头顶真的有一个圈套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脑袋钻进去。我难受得受不了,我知道这时候哭是愚蠢的,但是泪水却断了线般地流下来。增山让我去休息室,我说了句对不起就接受了。我知道翔哥有太太,我也见过他太太,但是亲眼看见他跟他太太在一起,我的心就破碎了。我敢肯定地说,我更希翼没有看见他跟他太太在一起时的样子。我彻底崩溃了,而且比自己想象得崩溃。

晚上,哥哥买了一串香蕉给我。他对我说:“吃不下饭就吃个香蕉吧。”哥哥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哭。实际上我跟哥哥说明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是在自己的家里,我哭得酣畅淋漓。

36

一天接着一天,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星期后,四月一日那天,我就要去东京的出版社上班了。之前胜见美子帮我在东京的反町车站附近租了一间新房子,后来知道新房子其实也是她自己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但是有八个榻榻米大,有厕所,有浴室,有厨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为房间配有冰箱,我跟哥哥提着各自的旅行箱就把家搬好了。赵小姐帮哥哥找的在饭店洗碗的工作不得不辞掉,胜见美子又帮忙给哥哥找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日本饭店打杂。听哥哥说里面就他一个外国人,临时工是“一帮老娘们”,都对他很好。事实证明了哥哥说的是对的。不久,我应该称为“哥哥的工友”的两个女人来家里玩,我买了酒,哥哥亲自做了几个菜,畅谈了好几个小时。

三月二十六日。翔哥本来说到反町来看看我跟哥哥的新家,但是之前来电话说“那个女人”要他陪着买东西,只能改日再见了。

三月二十七日。朱太太来电话,说她刚刚开的那家居酒屋,一开始生意不太好,想跟我借几十万日币。我告诉她,因为哥哥刚来,加上刚刚搬家,手头已经没有多余的存款了。但是,虽然不能借钱给她,上个月借给她的二十万日币就不用还给我了。她对我说谢谢。然后,她说小百合刚离婚没有几天,昨天又回黑龙江了,说是跟那个医生举办婚礼,估计新丈夫很快就会来日本。我问小百合的儿子跟谁,她回答说跟爸爸,我松了一口气。我想孩子跟爸爸比跟小百合更令我放心。

三月二十八日。翔哥来电话约我四月六日去上野看樱花。那天是我的生日,其实,每年当我过生日,樱花正好开得最灿烂,也正好该凋谢了。

三月二十九日。今天什么事都不想干,想做一个闲人。正午十二点了,我还躺在被窝里。我肚子饿了,但是又不想起床,干脆在被窝里吃了一块巧克力,一个苹果。之后不得不起床,因为要去厕所。两点左右,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打电话来。记者是一个花容月貌,天生丽质的女人。我很喜欢听她说话,她的声音令我想起美丽的黄金海岸。她对我说:“你这个懒虫,这个时间了还在睡觉啊。”我说我没睡觉,只是躺在被窝里而已。说起来,我跟她也算“一见钟情”,但如果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彼此也想不到对方,好像是对方生活中潜在的幽灵。她问我在被窝里干什么。我说看录像。她问是什么样的录像。我说是香港连续剧。她大笑,问我答应回答她的那个问题,想好了没有。

我欠起身,一边用闲着的那只手扯来睡裤套到腿上,一边回答说:“没有。”

“你是不想帮忙了吧。”

我已经走到洗面室,发现镜中清晰地显示出一张女人的脸,肿而惺忪。我回答说:“随你怎么想。”说话时我用手将右眼角往上推,镜中女人的右眼便成了吊梢眼,右边的脸看起来比左边年轻了很多,连眼睛都生出一种横泼的风情来。我忍不住笑起来,想象镜中变了形的女人的脸很像一个有挣扎,有忧愁,有冒险的故事的开头。

然后她说正在报社里,周围有很多人,一大堆工作在等着她,就挂掉了电话。想象她常常挂在脸上的婉转绝望的神情,好像落日中徐徐降下去的弧形的无骨的白皙手臂,突然想写一部小说。有的时候想躺着,躺着的时候又被回忆或小事偷去太多的心思。古时候有一出戏叫《梅娘曲》,说梅娘这个女人有向上的希翼而浑然不觉,匆匆忙忙,各处跑了一趟,在大雨中颠簸,最终死在忏悔的丈夫的怀中。对这出戏只有一个感触,就是那么拼命干什么。

三月三十日。我跟哥哥买来绞肉和韭菜,包了很多饺子。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非常想家。

37

那时候,我来日本三年多了,一共赶上了三次樱花季。所谓樱花季,就是指每年的三月底到四月初。话说第一个樱花季,因为我刚到日本不久,暂时借住在胜见美子的家里,没有工作,每天在寂寥杂沓的人流中闲逛,看到的都是摩肩接踵的陌生的面孔,所以心里觉得阴郁并且孤独。那时的我,是准备随时离开日本的。不要说去哪里赏樱,连樱花的形象都只是一个苍白的影子。第二个樱花季,我正在富贵阁端盘子,属于半工半读的状态。我的第一次赏樱,就是这个时期。因为经常跟增山等几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在一起,有机会了解到一些樱花方面的常识。最早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樱花茶”,也叫“樱汤”。富贵阁经常有客人举办订婚宴和大型的结婚宴会。而日本人在订婚的时候,是一定要喝樱花茶的。我想“花开”是对准备结婚的新人最好的祝福吧。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樱花茶时,真的是非常兴奋。那几个被我称为“姐姐”的日本女人,将一个个略呈粉红色的湿漉漉的东西放在茶碗里。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当日本女人将热水静静地注入茶碗后,那个东西开始像花瓣似的伸展开来,不久,小小的茶碗里盛开出一朵朵美丽的樱花。我想将“開花”的过程形容为绽放,因为是一点儿一点儿开的,看起来很飘逸,令人有春心荡漾的感觉。还记得我尝试着喝了一口,几个日本女人都看着我笑。增山对我说:“秋,你还没有结婚,今天喝了樱花茶,以后定亲的时候喝什么?我怕你没有机会结婚了。”

第一次赏樱,是因为那天觉得一个人无聊,想找个地方玩玩。既然是四月,就想到上野公园的樱花。不巧的是,我到了上野公园后,天突然变了,开始是刮大风,接着是下大雨。不知是风雨迷离,还是风雨之下雪一般飘落的樱花迷离,我觉得自己是站在纷飞的樱花雪下。慢慢的,我觉得有一种深埋在心里的悲戚,一股脑儿地喷涌出来,仿佛心一下子被抽空了,泪水夺眶而出。

今天,翔哥约我在JR线上野车站的检票口见面。上野公园到底是赏樱的名胜,检票口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翔哥先发现了我,于是走过来跟我打招呼,之后问我为什么没有把哥哥一起带来。我也想过带哥哥看樱花,但今天我有话要跟他谈。我说的是“谈”。哥哥在的话,“谈”起来不方便。

公园里已经是沙丁鱼罐头的状态,我跟翔哥随着人流一步步地往前蹭。“樱花通”搭了一个临时的戏台,上面有一个女巫打扮的人在跳舞。我被她的舞姿迷住,拉着翔哥挤到台下。今夕是何夕?舞者自舞,唱者自唱。说真的,舞者表达的是什么,我不太看得懂。我想翔哥也未见得看得懂。

今天,翔哥穿了件灰色的外套,脚上是一双黑色的休闲鞋。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那天在元町看见他的事,想那时候他的样子。那天他穿的也是这件灰色的外套。我在车站见他的时候,很想马上就找个地方跟他摊牌,不问他是否爱我,就问他到底会不会跟我结婚,但现在我决定先感受一下遮天蔽日般的壮丽景象。

走过“樱花通”就是位于南端的上野公园的不忍池了。不忍池被土堤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的一个部分是船场。翔哥说想划船,我立即就答应了。船有三种,划桨船和脚踏船以及天鹅船。脚踏船和天鹅船有屋顶和方向盘。他问我选什么船,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脚踏船,我想有屋顶的船可能更加方便我跟他摊牌。

船到池子的中心,翔哥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坐在船上,放眼望去,可以将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我也发现了,从不忍池的角度看,上野公园是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世界。有那么一会儿,我跟他都不说话,他故意把船开到人最少的地方。天更蓝了,我有了一种冲动,想下水。他把手放在我的腰间,我没有说话,慢慢将呼吸恢复到正常后,突然问他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也想跟我结婚,但说到能不能结婚的话,大概还需要我等几年。我问为什么,他说结婚是一件很大的事,要两个人绑在一起。我不吭声,他也一声不响地看了我一会儿,接着说:“我的计划是将来退休了以后再考虑。”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惊讶,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他跟我谈起他的计划,说他退休后想跟我在一起,要么在日本生活,要么去北京,随便我去什么地方。他说如果我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他愿意马上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在喜欢的地方买房子。他问我:“你不愿意等我吗?”

他这样问我,只会令我觉得伤心。我问了他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他说在池袋开了一家本地物品店,除了卖本地特产,还出租港台录像带。我问他货源怎么办。他说他太太每个月回去一次。我想他跟他太太才是真正绑在一起的。我对他说:“我不想等你了。再鲜艳的东西都不能跟时间相抵。今天,就在不忍池,大家就分手吧。”

他说:“你一定要这么做吗?”

我说:“是。”然后我感谢他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照顾。他问我:“你为什么就不能等我呢?”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我说过你这样问我会令我觉得伤心。”

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真的到此为止了。我累了,我觉得离开他比等他更容易。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他太太不找我看手相,如果那天在元町没有看见他跟他太太走在一起,我会等他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人愿意等,是因为女人知道对方真的爱她。

我刚学会了一个词,叫“及时止损”。

38

时间过得真快。经过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我终于实现了为中日学问交流做贡献的愿望,出版了一套日文版中国女作家丛书,我自己也出版了第一本日文版长篇小说。日本各大报纸相继先容我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真的,我很意外,没想到翔哥会在过了这么久后给我打电话。正是夜晚,月亮清凉地悬在窗外的天空。相互问过好,他说看到报纸上对我创作的先容和评价了,很高兴。他祝贺我的成就,然后问起我哥哥的状况。我告诉他,哥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日语说得相当不错了,也习惯了日本的生活。他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轻声地问我是否还爱他。从前提到“爱”,心里总会有些许伤感泛滥,这次一点也没有。但是我感到了一种奇妙的气息,好像看到远处有一艘船触礁,而我站在满天的星斗之下,一种情感潮水般涌上了心头。

我回答说:“爱,跟从前一样。但是已经终结了。”

他问我:“终结是什么意思?”

我想了一下,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的话,是否会让他感到难受。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跟他撒谎,或者隐瞒。

我对他说:“我已经有了。”

他问:“是男朋友吗?”

“是。”我说,然后又加了一句,“是单身。”

他不说话。我接着说:“离开你,我回了一次国。”

他“哦”了一声,表示听懂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问他是否离婚。没有话说了,感觉挺尴尬的。也许他跟我的感觉一样,因为他说了一句“再联系”,立即就挂了电话。

翔哥来电话的事,我说给哥哥听了。哥哥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但这次却只是笑了一下。我不懂哥哥笑什么,也不打算往深处想。关于翔哥,我想我已经从心底把这个人洗刷掉了。

我每天忙着编书读书写书,一边还忙着恋爱。跟翔哥相处的时候是非常情,心里一直不踏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新的恋爱非常单纯,对方主动一点儿,我就比对方更主动一点儿。相反我主动一点儿,对方就比我更主动一点儿。我的感觉是回到了初恋。

怎么说呢?虽然跟翔哥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还留在过去,但我现在是从局外人的角度去看,感觉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打一个比喻的话,那段日子就像我随身附带的一个伤口。我知道一般人对这种非常情的看法不好,但我比谁都清楚,这个隐秘的伤口对已经开始的新生活很重要。如果一定要说为什么重要的话,就是它改变了我对“爱”的理解。有时候,去爱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爱的恰恰是大家自己。

我躺到沙发上,潮水涌过,平静清凉地浸透了我的全身。夜凉如水。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责任编辑赵宏兴许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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