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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部黄昏

2020-12-06 10:50:36 花城 2020年6期

吕新

月亮也一直没出来,看不出迟早,大约就是前半夜和后半夜开始交接互相错身的那时候,听见旁边院子里的胡荣荣在叫妈,说,妈,关守城的那个破头往哪儿放呀?差点儿把我绊倒。

听见郭有梅说,先扔到南墙根那儿再说。

胡荣荣说,万一让二宝吃了呢?

郭有梅说,都长了蛆了,二宝才不吃呢,二宝又不傻。前半夜叫乏了,早就睡着了。

又说,别拿手拿,踢过去就行啦。

就听见用脚踢着,有个东西咕噜咕噜地往南墙根那儿滚去。

郭有梅说话有些不太利索,不像平时那么清楚,应该是嘴里正叼着烟的缘故,怕一说话烟掉了,只能那么呜噜呜噜地说,要不是太熟的人,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换一个生人,一句也别想听清楚。郭有梅对胡荣荣说,四月天,有的地方的树已经绿了,大风还刮着,你姥姥,还穿着有虫眼的白皮袄,一个枪一样的东西放在她的腿上,旁边还有你大姨姥姥拿来的一筐干粮。本来就是一筐干粮,可有人非说是手榴弹,原因就在于是两种干粮,你大姨姥姥又在上面放了一层干粮,中间用一块布隔开。据你姥姥说,有一个歪戴着帽子的人非要看。

那就叫他看看嘛,干粮又看不坏。

你姥姥还倔,还非不叫他看。你姥姥说,是哩,就是哩,你不怕一看响了。

脚步声咚咚的,房顶上隐约有瓦声响起,好像有瓦在风中寻短见,自己把自己弄碎了。

姥姥咋会有枪?哪来的枪?胡荣荣越听越觉得奇怪。

郭有梅说,哪有枪?其实不是枪,就是一把笤帚,包起来很像一把枪。

姥姥出门咋还带着笤帚?有啥用?往哪儿坐的时候拿出来扫一扫?胡荣荣说。

郭有梅说,不知道,这得问你姥姥去,我也不知道她为啥要带个笤帚。

胡荣荣说,姥姥是不是也重男轻女?

郭有梅说,是呢,那咋不是,重得还利害呢,和大多数的爹妈一样,也是儿子第一。有儿子,儿子就是理所当然的第一,要是没儿子呢,姑娘也凑合。

胡荣荣说,她自己也是个女人,还重男轻女。

郭有梅说,女人们,尤其老了以后,都那样,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老祖宗、源头,其实那个家姓啥,有没有传宗接代的,关你啥事,你当初不也是一个外来的人么?你嫁到王家了,你就是王陈氏,你就以为你真的是王陈氏?命中注定的王陈氏,永不再变了?隔上一年,甚至明天,一个姓李的娶了你,你转眼就又成了李陈氏,李门陈氏,有啥正经?不用说儿子一輩的了,就连孙子们有没有孩子,她们也着急得不行,怕续不上,到处祷告,烧香磕头。

胡荣荣说,可是姥姥对我挺好呢。

郭有梅说,你又不是她的姑娘,你是她的外孙女,她亲你是另一种亲。

胡荣荣说,对你差点儿?

郭有梅说,说起来也不差,不过总不如儿子。攒了一小坛鸡蛋,一直舍不得吃,就等着给儿子回来吃。后来,可后来了,可能也是觉得找到你舅舅没多大希翼了,她也有点儿灰心了,那些鸡蛋也不能再放了,你姥姥就说,去他妈的,咱们吃了算了,再不吃就孵出小鸡了。

胡荣荣说,鸡蛋坏了?

郭有梅说,有的确实不行了,拿到灯前或者亮处一照,能看见里面有黑乌乌的东西。

胡荣荣说,那就是坏了,要不就是真的有了小鸡。

郭有梅说,孵也没孵过,哪来的小鸡。

姥姥那么利害,姥爷还敢打她?胡荣荣说。

郭有梅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说,也就那么一回,那也是你姥爷年轻不懂事的时候。

胡荣荣不解,以后再没有?

郭有梅说,没有,主要是没有理由。家里全靠你姥姥呢。

胡荣荣说,没理由?要是有理由呢,就是说还会打?

郭有梅说,咋听话呢?有也不打,我不是说过那是年轻不懂事么,你姥爷其实并不利害。

胡荣荣说,听你这么说,姥姥难道也会缝衣裳?

郭有梅说,那咋不会,会,只不过针脚比别人的大一些,不过也能穿。

胡荣荣说,烟灰,烟灰,那么长了还不磕。

郭有梅说,你姥姥那个人啊,有时候也没意思,特别没意思。有一年过端午的时候,我头上插了一朵野花,她看见了,啪的一下就给打掉了,以后我也再不插了,谁爱插谁插去。

胡荣荣说,是怕你野?我原来听人们说,姥爷好像是个二不愣。

郭有梅说,谁说的?不能这么说你姥爷,他那个人只是不爱操心。

胡荣荣说,你看你,这不是在说闲话么,又急了。

郭有梅说,噢,公正地来说,有点那个劲儿。

胡荣荣说,我出生得迟,从来也没有见过他。

郭有梅说,这会儿不是能见了么,听说他就在上仙人掌那一带,每天看人下棋、熬糖。

从这儿往北,山就开始像圆形的包袱,当然不是那种一个人挟起就走的小包袱,而是另外一种面目或形廓的大得几万个人也背不动的包袱。一座山与另一座山中间大都有衔接,有洼地,有草甸,甚至是小型的草原,很像是人胸前的那种情景,其实确切一点儿来说,更像是很多女人头对头地仰卧着的样子。为什么是女人,不是男的?因为就不像男的,男的躺下不是那种样子,他们更像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沟壑或石头。这些多少年容颜不改的女人,这些辽阔的女人,一路上起来又下去的女人,各仰卧各的,各自都看不见别人仰卧的样子,最多只能看见自己胸前的那两座山,她们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像自己这样的女人,更不知道前面的早已绵延着排列到了哪里。从多少年的情形来看,胡世赳觉得,更大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她们多半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仅有的,不以为还会有别的,更难相信长得也和自己差不多。就像日常里的很多女人一样,她躺展了,就以为这世上只有她一个人躺展了。

这样说来,那就应该是一些女里女气的山?这么说好像也不对,应该说它们有女人样,有女性色彩,雌性的。有人说他,说胡老师,亏你还是个老师,虽然每一届的学生只有二三十个,有时甚至还不到二十个,像一支队伍的残部,可那也仍然还算是个老师,你真的不知道咱们周围那些山是什么样子?你说不知道啊,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哪能知道,哪能懂得?女人样的山,还雌性的,都没听说过呢。越说越近了,再说就连温度和呼吸也出来了。再说那些耗子一样的孩子们,其实跟着我也学不上个啥,我将就着教他们一些带有浓重的严重的地方口音的汉语拼音,好多音我自己也发不准,他们也就只能跟着我将错就错,一错再错。越教越害怕,心里常打鼓,带着这种口音出去,进入社会,他们将来是要吃亏,让人笑话的呀。别人会说,拼音是你们体育老师教的吧?这话还真是说对了,我还真的客串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老师,领着他们一趟一趟地原地转圈跑,做狼吃羊、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春天栽树,秋天的时候上山上刨干草,割麻黄。起初人也年轻,还有些许理想,常听见心里在咚咚地打鼓,觉得愧疚、不安,尤其害怕和不希翼自己那种可笑的口音通过他们的成长扩散和流传出去,后来也就慢慢地一年一年地麻木了。除了难听的方言口音,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错别字,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字,就会根据其形状和模样去琢磨,去猜测,觉得像是个什么字,可能是个什么字,临了就连蒙带猜地念出来了,孩子们懂个啥,还以为你是对的,肯定也就跟着你瞎念一气,你怎么念他们就怎么念。这种事不光是眼前瞎念一下,要是有那么简单就好了,从小种下的毛病,就像顽固的乡音,好多人一辈子也都再也改不了啦。其实有那个瞎琢磨瞎猜测的工夫,去查一下字典不就都解决了么,很多人就是不想去查,宁愿瞎念,这种人当然也包括你在内。有时候也明知自己不对,可就是改不过来。那些山像什么?其实你早就发现山形像极了仰卧着的女人,再没有任何比那更恰当更真实的比喻,可是从来也没有说出过口,当然不能那么说,是不是?无论心里觉得它们再怎么逼真再怎么像,也不能说。你要是那么说了,一夜之间就会把自己弄黑了,漆黑一团,都不用别人上手涂抹。不是么?你发现赵亢龙说话的声腔像个女人,结果就这一个发现把赵亢龙给得罪了,且得罪的痕迹还很深,接着又拔地而起,由最初的不快直接上升为坚硬的仇恨。事情的麻烦之处和可悲之处还并不在于你得罪了赵亢龙,而是你压根就不知道已经得罪了赵亢龙,你还像原来一样,以为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实际上早已寒暑交替,天翻地覆了。其实你那算是什么发现,很多人早就发现了,只是没有人说而已。

所以胡世赳,每次在这路上走,每次他就想,还是把它们形容为包袱吧,巨大的包袱。

很多年,他一趟一趟地翻越这些巨大跌宕的包袱,因为隔一些时日,就会有事情毛发一样生出来,火星一样迸出来,毛发能剃,很多事情却剃不了。去学习,去受训,有时去看望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亲戚,也有时趁星期天去城里买一点不得不买的日常用品。再节省,再紧困,有些东西也还是不能不买,比如手电筒里的电池,旧的已经软得流了汤,你能不买两节新的?手电筒要靠电池来养活,才能发光、照亮,不买,就等于那个手电筒也没用了,作废了,那又是多大的损失?比如女人们缝衣服用的线,虽然布料是个比那更大的麻烦和难题,还不知在哪飘着呢,但是线你起码总得有吧?遥远的未来,或者不久的将来,万一某一天你走着走着突然跌倒,嘴啃泥的同时捡到一块布料呢,或者有人意外地馈赠了一块呢,可是你满家里连一根线也没有,那时候你怎么办,你又如何把它们缝成衣裳?你的心里每天都被这些针脚或岩石一样的东西占据着,堆积着,布满了杂乱无序的划痕和损伤。你进去检点,拿起这个,一手灰;拿起那个,尘埃又翻滚着荡起。只有当出了门以后,那个挤满了灰尘和杂物的心里才会空出一些地方。那些遍布在山上的各种毛细血管一样的路,多半呈黄白色,远看却又洁白,柔软,有着绸带的模样,正在前方和更远处不出声地飘荡着,悠悠缓缓地爬行着,伸展着,它们认识这个叫胡世赳的人么,知道是他又来了么?这事还真不一定哩,按道理不应该不认得,甚至有可能不用看身影,光听走路的声音也能听出来,很多时候是咚咚的,也有的时候是噗噗的、哧哧的,鞋底始终摩擦着脚下的路,那就是他走累了的时候。去参加本系统的学习班,快到驻地时忽然看见阳光下活动着一个微黑窝囊的身影,好一会儿你才认出那就是你,头上多出一块瓦状的东西,像古人的帽檐,又仿佛天灵盖被揭起,正在头顶上一起一落地随风飘扬,才猛然发现帽子上还连缀着一块粗白的孝布,你赶快扯下来,一只野兔,也可能是一只小狐狸直直地站在不远处看着你,两只小爪举在胸前。这事它们看见没什么,这要是让韩科长看见了,不骂死也得纠缠死。要是再让钟部长发现了,那就更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谁都知道,钟部长一贯的作风就是稳准狠,乘胜追击,他一挥手,下面的小喽啰们就齐声呐喊,冲啊,杀呀!

有一回你领着学生们上山打沙枣,面对那些涌来涌去的熙熙攘攘的群山,你问他们像什么。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像馒头,当然是巨大的馒头,十万个人也吃不了的、十万个人也只能啃下一个小角的那种馒头。还有的说像大炮,巨大的大炮。唯有一个比别的孩子大一两岁的明显老成的家伙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脸看不清深浅的笑,表情很复杂,更严重的是很下流,一看就觉得后面多半藏着什么东西。那时候他心里不禁暗暗一惊,觉得那家伙说不定也是看出了什么,看出了这山地的真容,只是不便说出来,怕别的孩子笑话,更怕日后落下话柄。大一两岁真的就有大一两岁的不一样。这样看来人真是每一天都不会白过,或许每一天每一刻都在让你增高,加厚,变宽,累积到一定的时日,然后再依次递减,缩小,变轻,形如灰烬。那时候他就想,说不定他看到的也正是你曾经看到的。就像太阳烤人,明晃晃、热辣辣的光线下,并不是某一个人觉得有针在背上扎,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针在背上扎,包括那些素日和你不对的人,各方面都说不到一起的,甚至仇人。

也并不是每一座山之间都有洼地,有的就没有,好不容易爬上来,往下一看,发现本应该有的洼地不知什么时候已被砍得无影无踪,一点儿都不剩,光溜溜地,直筒筒地,从上到下,削砍得那个整齐,直接就看到了沟底,甚至有时连沟底也不是,是看不见底的深涧。那时候,就像人生走到了绝路上,两腿酥软,眼前晕黑,看见天空也正在歪斜,仄倾,吱吱作响,一副很快就要塌下来的样子。再往后,就全是这样的了,刀劈斧砍,棱角分明。

那时候,那些永生永世都无法对他人言的令人心虚不安的发现也就又会从遥远的心底一路小跑着或者大步流星地来到眼前。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她的胸前只有一座山,像一头单峰的骆驼,沉睡在途中,那一座哪去了?中间的洼地或草原哪去了?风从四面八方刮来,互相纠缠一阵后,又各自远去,有赤焰般的喊杀声和苍白的劝解声零星地留下,以后又演化为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有东西被沿途留下了,不再继续跟着跋涉和转战,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打量和凝视过他们,那就是一些逐年掉队的魂灵。不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无论是否属实,与他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没有,他也从来都没有那么想过,只不过一路上枯燥地走着,闲着也是闲着,看到了什么,随便瞎想想而已。只要一转弯再看见别的什么,或者想起一件什么事,先前的一切很快就会又被忘得一干二净,就像从来都不曾有过一样。等到山路走完,下了平地,看见远处的房屋渐渐地多了起来,街道布置在其中,人稠杂起来,就又会有和先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冒出来,洇出来,牢牢地攫住你的心思。不过那多半也是暂时的,一眨眼的事,因为很可能用不了多久,走完一条街,甚至才刚刚走了一多半,就又有意想不到的东西进驻你的心里。你想推开它们,赶走它们,有些一赶就走了,有的却顽硬强横地住下就不走了,很快又深深地扎了根,甚至还占据了很大一块地方,迫使别的一些东西被挤压迅速排挤出去。

妈,饭我已经做好了,您吃一点儿再走。

不吃了。

再大的事也不能不吃饭,何况也不在于这一点儿工夫。

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就在你扒拉那两口饭的时候,把一个最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哪能那么巧,您这说得也太玄乎了。

世上的事,有时候就是那么巧,就是那么邪,经常巧得邪得叫你干瞪眼。

我说不過您。

妈主要是不想吃,心里乱糟糟的。

别乱糟糟,乱也没用。

那能由人么,谁想乱,我也不想乱。

说不定有啥事把他绊住了呢,不要尽往坏处想。

你以为我想往坏处想?你还不知道你妈是啥人?一开始真是啥也没想。

就想他也许碰到了好事,没顾上跟咱们说。

是,我倒愿意他一不小心做了大官,忘了爹娘;或者叫天上掉下的金元宝砸晕了,半天醒不过来,回不了家。可是你觉得能那么想么?

金元宝沉坠坠地压在他的身上,想翻一下身都不容易呢。

你也没正经。

妈你咋想起来我这儿了?

顺路拐进来看看你,看见你没事,我也就放心了。

我再给您准备点儿干粮。

唉,有这么一阵闲工夫,饭也早就吃完了。把饭给我拿来吧,反正已经是个迟了。

就是,这就对了,就算是上法场,也还得让吃饱呢。

姥姥,于成万说在高城看见您了。

于成万是谁?

是大家这里最勤劳的一个人,一没事就去山里砍酸刺,手上全是各种各样的伤口。

我不认得。

您不认得他,他认得您,他说他出北门的时候看见您了,见您在城门口的台子下坐着。

姥姥谁也不认得。有一天在四方,糊涂得能把月亮认成日头。心里还一直奇怪呢,咋今天的日头白洼洼的?

姥姥,我也見过白天出月亮的呢,有时是早上,有时是后半晌,真的就是一个白月亮,像是被钉住了,回不去了。姥姥您说它是提前出来了,还是头一天黑夜完了就没回去?

有人在房后咚咚地跑,院里又传来响动,忽然有两个孩子来找胡世赳,一个手里拎着一个瓶子,用一根细绳拴着,另一个拿着一个弹弓,从外面走进院子里的时候还在不停地把弹弓上的皮筋揪得啪啪直响,不知啥时候落在墙头上的两只灰喜鹊被扑棱棱地惊起,却也并没有走远,还在附近一带盘旋着。二宝起初还很生气地冲着他们叫,但他们一面叫着二宝的名字,一面伸手摸它的头,二宝很快就不再叫了,先是用嘴试探,接着就用嘴蹭他们,伸出舌头舔他们的手,尾巴摇得哗哗的。郭有梅看了半天也没想起他们是谁家的孩子,只知道他们都是胡世赳的学生,就对他们说胡世赳到城里办事去了。两个孩子互相看了看,然后又一起看着郭有梅。郭有梅以为他们说完就要走了,却没想到两个孩子站着没动,似乎还有话要说,还有事情要做,又似乎是在等着郭有梅的吩咐和回话,他们的那种老实听话的样子让郭有梅略为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平时他们可都是些野得不能再野的孩子,撩猫逗狗,爬树上房,没有他们不敢做的,这会儿却一个比一个老实。郭有梅于是就多问了一句,问是谁要找胡世赳。

两个孩子说,是校长。

郭有梅说,是校长么?校长要找他做啥?

一个说不知道。

另一个说,好像是想要和他喝一壶。

郭有梅说,喝一壶?喝一壶啥,酒还是水?

那个孩子说,当然是酒,喝一壶就是喝酒的意思,哪有喝水的,喝一壶水有啥意思。

校长是个很爱喝酒的人,甚至有些嗜酒,这郭有梅也知道,可是胡世赳却并不很爱喝酒,平时在家里都不喝。忘了是哪一年了,有一天早上,郭有梅碰见校长,两个人对面站着说话,校长身上的那种深重浓烈的酒气忽然不断地粗暴地朝郭有梅奔腾汹涌过来,很快就把郭有梅包围笼罩了。郭有梅当时就想,这个人早上还喝酒?回家以后和胡世赳说起,胡世赳说不可能,肯定是头一天晚上喝得太多,酒劲还没有散完,正好让你赶上了。郭有梅不知道校长为什么非要找胡世赳喝一壶,放着那么多喜欢喝酒的人不找,却非要找一个不太喜欢喝酒的人。

郭有梅问两个孩子,你们校长这会儿是不是已经醉了?

两个孩子说,没有,没醉,看上去好好的,挺正常,还能说话呢。

其中一个又说,还没开始喝呢,哪能醉了。

郭有梅就对他们说,人还没回来呢,等回来我告诉他吧。

两个孩子互相又看了一眼,可能是觉得把话已经带到了,就走了。他们边往出走边小声商量着,好像又要去一个什么地方,郭有梅没听清,她看见那个用一根细绳拴着的瓶子摇摇晃晃地跟着他们走,离地一尺多,不知道瓶子里面装的是啥,也说不定就是一个空瓶子呢。

啊,向阳饭店!

你闻到馅饼已经出锅,馄饨们嘈杂混乱地拥挤在锅边,像一群等待渡河的士兵。隔着临街的那几块一米见方的玻璃,你看见白案组组长抽着烟,头上的白帽子握在另一只同样白乎乎的手里,叉在腰上,靠墙站着。一队苍蝇排成雁阵,正在半空中优美地通过。你看见有一男一女两个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拿着苍蝇拍子正在慢慢地瞄准目标,屏声敛气,脚步放慢,轻到几近没有声音,玻璃上啪的一下,没打住。一个苍蝇划出一条自然的弧线,笑着说,我在这儿呢。又转移到墙上、圆桌上,啪啪几下。你看见很多苍蝇在窃笑、微笑、沉默,有的低着头,摇晃着浑圆或瘦削的肩膀,眼里笑出泪花。还有的笑得前仰后合,露出宽大的板牙和板牙中间很宽的牙缝,年轻一点儿的不会盘腿,坐在桌子上不住地打滑,往下出溜。

啊,黎明照相馆!

从照相馆的门口经过时,听见里面一个很干很冷的声音在说,坐正喽,笑一笑。你心里一惊,你见过这个照相的,一个潮乎乎的胖子,没想到发出的却是这样干冷的一种声音。

穆财主并不是一个真的财主,只是他的名字。

咋叫了这么个名字?我一直还以为他真是个财主呢。

还不是因为当时觉得好听么,爹妈给他起的,为了他将来吃穿不愁。

实际上呢,正好叫反了?

穷得叮当响,家里六个孩子,台阶一样,一个比一个高一点点。一到了吃饭的时候,伸过来一堆手,都分不清是谁的,只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碗挤来挤去,外人更分不清谁是谁的。

我见过他六月天盖着棉袄睡觉。

有一年说他这个名字不行,把他摁到一个黑房子里头,叫他改名字,一开始不改。不改也不骂他,也不打他,就只用一个办法:饿他,使劲地饿他。原以为起码得饿个两三天才会有结果,没想到才仅仅饿了一天就再也扛不住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啪啪地拍门,说愿意改了。问他想改个啥,他说啥都行。有人就说,叫牛粪也行么,他说行,别说牛粪,鸡屎也行。

后来改成了啥?

你不知道?

不知道。

穆朝阳,一个很鲜亮的名字呢,比他原先的那个好多了。他原先那叫啥名字!

我没听说过,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名字呢。

那是因为没人叫,人们都还叫他原来那个名字。在人们的眼里,无论改成啥也都没用,他永远还是原来的那个他,就连会计的账上也还始终趴着“穆财主”三个字呢。

咋没给他改成穆仁智呢?

不能改成那,改成那他就更完了,一辈子也别想翻身了。

妈,你听见孤山那边的鼓风机响了么?

没听见。

前天我就没听见。

咋了?

人们说孤山的鼓风机要是不响了,就要出事了。

出啥事?

那谁能知道,人们那么说,肯定是不好的事。

那也不一定,哪能那么准。

好事不准,不好的事一般都很准呢。

噢。

妈,你在想啥?

在想你姥姥,这时候也不知道到了哪儿了。

我听于成万说,他在高城看见过姥姥。

高城?这是啥时候的事?

最少有一个多月了。

那你回来也不说?

我忘了。

于成万咋会看见你姥姥?他到高城做啥去了?

那谁能知道。

于成万是个财迷精,啥也不管,就知道闷头闹钱。

听三青说,他们家的院子里已经铺上砖了。小孩子们想进去耍,翻跟头,于成万就不让,除了很凶地喊喝那些孩子,还把大门关得死死的,就怕把他家的砖地踩坏了。

闹成金銮殿也没人去。小孩子们不懂事,没见过砖地才往他那儿跑。

我就在想,就算别人不去,那他们自己平时还不走路了?

我猜他们也会小心地走,慢慢地,捉鬼一样地走路。因为,就算是他们自己家里人把砖地踩坏了,于成万也会气得骂呢。

尽管并没有听见明显的脚步声,但她还是一下就觉得有人进来了,只不过来人并没有进屋里来,只是在院子里晃了一下,影子一样,然后就又走了,像是被风抬着裹着飘出去的。她握着菜刀走到堂屋的门前,透过一小孔玻璃朝外面看了一下,院子里空荡,寂静,确实没有人,但是在南房的西墙边,往大门口拐的那儿,她明显地觉得看见有一种衣服的颜色刚刚闪了出去,出去时还把南房的西墙捎带着扫了一下。事实上她也并没有看见是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颜色,只是一种感觉,觉得它们在她来到窗口之前刚刚一溜烟地飘逝着闪了出去。

她推开风门,呸了一声。

她低声说,狗杂种。

墙头上的一只灰喜鹊忽然站了起来,有些惊恐地看着她。她对它说,卧着哇,不是说你。

街上没有狗,当然也看不见一只鸡,不过你听说有些人家是养着鸡的,至于养在什么地方,那就不知道了,各人有各人的办法,各家有各家的秘密,至少表面上是看不见的。你从临街的一些人家外面路过,绝不可能看见一个里面有叫声或者翅膀蹄子乱拍乱动的鸡窝或兔窝,最多只能看到放在窗户下的一只坏了的水桶或者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劈柴。偶尔有时候还能从某一孔窄小的玻璃窗户上看见里面的窗台上放着一盆或者几盆花,也只能瞥见有红的花、绿的叶,至于是一品红还是美人蕉,则从来都很難看清。说有时,说偶尔,也就是因为那样的时候并不是很多,大多数的人家还是比较凌乱和马虎的,风马牛的东西放在一起,棉袄上卧着猫,雨衣下面很可能还挂着一把二胡。人出门,不是头发上沾着显眼的棉絮,便是一头乱草,或者有一小撮甚至几撮秀发顽强地站着,不听话地支棱着,身上也是披挂着零碎的线头或者掉下来的头发,白森森的皮屑。有的人家,家里有勤快的人,有爱干净整洁的人,才会有那种闲情和喜好,种几盆花。大凡那种人家,不光是里面整洁有序,门前也打扫得很干净,连一根鸡毛、一根草棍都没有,早上起来还会在那些已经风化磨蚀得很利害的碎砖上面洒一点儿清水。不要小看那一瓢或半盆清水,洒了和没洒完全不一样,洒了就会有一种雨后的清新和湿润。屋檐下吊着一串干豆角,几根来年打籽做种子用的老黄瓜,都是些平常之物,真正有点价值的怕丢失的东西从来不会放在外面,这也很能看出这家人的仔细和谨慎。

城郭微小而陈旧,毛茸茸的有了很多黑绿苔藓和豁口的城墙。短短的几条灰色的街上,最常见的是马车和自行车。马车有三匹马拉着的车,也有一匹马或者一头驴拉着的。前者就比较正式了,走起来也很是威武,马蹄声响亮,铃铛清脆,看见这样的车过来,行人就会马上站住,等它过去。与前面那种正经的马车相比,后者则更有点儿像随意出没的流窜犯,由于车型小,更灵活,能出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也能在某一条最细窄的最想不到的小巷子里碰到它们,也不知道土拨鼠或耗子一样地在搬运什么,忙乱什么。往往赶这种车的也大都面色黧黑,像是常年混迹于炉膛灶火间,常年被烟熏着,要是再加上人本身也长得矮小,就极容易被忽略,不大会有人注意,甚至就在你的身边或前后不远处走着,也常常会被看不见,除非拉车的那头马或驴的嘴不小心碰到了你,你才会真正地发现了它们,看见一辆足够孤独的驴车,正从一片阴影里出来,或者一直就在烈日下烤晒着。这样的驴车,有时无声无息地停在路边、人家的房后,赶车的要是再戴一顶宽一点的草帽,会像蘑菇,会连眉眼都看不见。

在已经过去的那两三个月里,姥姥差不多每天都在行走,四处打探,寻找舅舅的消息和下落,身上背着的小面口袋里装着干面饼,那就是她最主要的干粮。姥姥那个人,对别人严,对她自己更严。虽然有时候走着走着忽然觉得饿了,虽然干粮也就在她的身上背着,也不需要请示谁,和谁商量,随时都能吃,但是也绝不随便吃,仍然还是像平时在家里一样,严格坚持正经的三顿饭甚至两顿。看看已经到了甚至早就过了吃饭的时间,就找一棵树下或者一层台阶,坐下,从口袋里拿出干粮,一边吃,一边观察眼前和周围的情况,顺便也还能捋一捋这些天来的所见所闻和已经去过的那些地方,再顺便总结一下这些天来的经验和教训,为下一步的行动理出一些头绪或眉目。每一次总结,也都有收获,也都会总结出不少问题,发现某一天的费劲行走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搭了工夫费劲不少不说,大方向还是错的,驴唇不对马嘴,越走越离谱。还发现,那次在机械厂附近,嘴还是懒了一下,当时就应该过去再多问几个人,说不定就能问到一些有用的情况,结果还是嘴懒了一下,没有去问。当时也确实想问来着,可是后来怎么就忘了问呢?武装部的红墙外面碰到一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人,以为是个热乎人,却没想到原来是一个只会行走、会喘气的冰坨子。那么,怎样判断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呢?主要靠抬头仰望,看太阳在天上的位置。姥姥从来都把太阳叫作日头,感觉有时像是在说一个人,特指一个亲近却又遥远的法力无边的人。要是碰上阴天,天上没有太阳呢?那就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和感觉去判断了,觉得可能已经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了,或者觉得还早。这主要说的是路上人烟稀少,甚至四周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那时最可靠的就是太阳,太阳不会骗她,也不会骗任何人,怕就怕当你最需要它的时候它正好不在天上。那时候人就比较糊涂了,天地混沌,白天像晚上,或者大风刮着,从天上到地上,再到身边,周围既没有可以参照的,也没有一个能打听的,就只剩下一个人判断和琢磨了。判断对了你就对了,会省不少事,要是判断错了,接下来那就不知道会有多麻烦多费劲。那时候,你就得要为你的愚笨和无脑无心、有眼无珠付出相应的,甚至更多更大的代价。风中看见远处影影绰绰的好像有山墙,有人家,有的房顶上还冒着一股一股的烟,等到走过去以后才发现什么也没有。假的?不过在姥姥看来,这些都不重要,都能忍,也能克服,挺一挺也就都过去了。

姥姥,世上的利害的东西里面,你最怕狼还是最怕鬼?

这两种东西啊,实际上都怕,不过最不好打交道、最难对付的还是人……

狼和鬼好打交道?

它们啊,基本和人没有交道,你见过它们和谁有交道?

姥姥,从南梁到城里,一趟就七八十里路,来来回回多少趟,你是怎么去了的?

还能咋去,一步一步走去的。

李成茂他们住的那一块的人说您有翅膀呢,说平时藏着从不拿出来,等到了路上,一看路上没人的时候,就拿出来了,就哗的一下展开了。

准备起飞呀?

对。

你连这也不懂?他们那是在编排你姥姥呢,恨不得把我说成是妖怪。

那种话其实也说过呢,说您变成一个围着头巾的仙女,一招手,武装部的吉普车就吱的一声停住了;往看守所的大铁门前一站,两扇黑漆漆的大铁门就哗的一下全开了。

说没说过我是铁扇公主她妈,红孩儿他姥姥?

那倒没有。

肯定也有呢,只是你没听说。可惜你舅舅不是牛魔王,要是,还用我这么到处乱跑么。

她说没有,其实有,胡荣荣也听到过,只是她没好意思告诉姥姥。人们传说一个人和堆砌一个人是很利害的,就像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样,无数双手,很快就把一个人装扮起来了。

胡荣荣回到娘家,和郭有梅说起她见到姥姥的事。

郭有梅说,别人出去不敢说,你姥姥出去我放心。我说过想陪着她,她去哪我去哪,好让她也有个伴,人家还不让呢,不要我,说嫌我累赘呢。

胡荣荣说,姥姥是没问题,咱们两个加起来也不如姥姥。

郭有梅说,十个咱们两个加起来也不如你姥姥。

一年前,结过婚不久的胡荣荣第一次回娘家,才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婆家那边的一个本家兄弟就来了,听见一辆自行车一阵稀里哗啦地乱响,随后本家兄弟连才就在那种哗啦作响的声音之后出现她们的面前,像是从昏暗的舞台一侧仓皇上来的一名小炉匠,人尤其显得渺小,模糊,其实连才不至于那么小。看见那辆自行车以一种歪斜苟且的样子将就着靠在树下,看见连才的帽子上缝缀着一块粗糙的白布,胡荣荣和郭有梅都吓了一跳,眼眶突突地跳,一看那阵势,就知道婆家那边有人死了。是谁?她们想到了好几个年纪大的人,平时有病的人,只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会是来柱,胡荣荣的男人。胡荣荣的眼睛猛地睁大了一下,一句话没说就跌坐到地上,随即又晕厥过去。郭有梅跪在地上,一边掐胡荣荣的人中,一边问连才,来柱是咋死的?连才说是闷烟,昨晚临睡前灶膛里还有火,他也没管,就那么睡了,早上起来,人早就硬了。胡荣荣后来苏醒过来以后,郭有梅问她,你没告诉他睡觉前要把火灭了?胡荣荣软软地躺着,有气无力地说这事他也知道,懂得。又说,这会儿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连才在一旁说,大家经常也不灭火,也就那么睡了,一直也都没事。停了一會儿后又说,一定是昨夜后半夜的时候风向变了,烟出不去了,没有出路就只能再顺着原路回去。连才说他亲眼见过,说有时候刮的是乱风,不是顺着一个方向刮,而是来回变,忽左忽右地变,忽前忽后地变,根本不知道也看不出到底刮的是什么风。那缭乱的风就在烟囱的出口那儿左右开弓,打耳光一样,呼的一下打过去,再呼的一下扇回来,打得烟在里面上不来,出不去,都在里面窝着,憋着,看那情形,更好像是存心要把下面房子里的人熏死、闷死。

妈,来柱来了,就在大门外站着呢,不敢进来,怕你骂他。

胡说个啥!想吓死我?

你不骂他?

我哪儿敢骂他,他这会儿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没人再敢骂他。

你不认他这个女婿了?

我倒是想认呢……是他不认咱们了。

打发完来柱以后,胡荣荣就经常回来,有时候天很黑了,以为肯定不回来了,猛然听见外面有丁零零的自行车铃声响起,郭有梅就知道她又回来了。脚步声噔噔的,那就是穿着皮鞋,要是声音很轻或者完全没有声音呢,那就是又换成了布鞋。把车子在院子里支好,黑咕隆咚地进来,摘下头巾。现在她时常罩着两种颜色的头巾,有时是紫色,有时是墨绿色。婆婆有一次从门缝外面偷看她,她就把她的那块紫色的头巾蒙到脸上,不一会儿竟然睡着了,让老太婆除了站得腰酸腿疼,瞄得眼睛干涩,再没有任何收获。来柱死后,胡荣荣觉得她至少有两次看见来柱回来了,一次是在她和来柱自己的那个家里,一次就是在娘家,躲在大门外不敢进来的那一次。这种事,没有人会相信,连自己的妈都不信,还有谁能信,所以胡荣荣也宁愿相信是自己眼花或幻觉。在她自己家里的那一次,她正睡着,突然被一阵脸盆掉下来落到地上的声音惊醒。地是砖地,崭新的青砖,所以脸盆的咣当声很响。脸盆平常就放在专门放脸盆的那个铁圈里,可以说连同它下面的那个铁架子一起就是为了专门放脸盆而量身打造的,很多人家里都有,除非连下面做支撑的那个铁架子也一起倒了,此外脸盆再没有丝毫独自掉下来的任何可能。响亮的咣当声中,她睁开眼,朦朦胧胧地看见来柱好像就站在堂屋通向里屋的门口,呆呆地站着,整个人冷冷的、木木的,不说话,看着她。此外他的脸上和身上还有一种颜色,一种说不上是青白还是偏蓝或者偏绿的颜色,也有点儿像高大的墙角下或者房屋的背阴处的苔藓的那种清冷和凉气……她惊叫了一声,里屋的门忽然开了,有人叫着她的名字从外面进来,一切随即结束。她看见脸盆真的就在地上,这是最让她吃惊和害怕的。脸盆在架子上放得好好的,怎么会掉下来?是来柱弄下来的么?他要干什么,像往常一样要洗脸?后来她想,那好像更像是一个梦呢,梦外面的人走进来,或者撞进来,梦就破了,碎了,不再成形。梦有点儿像一个蜘蛛网呢她觉得,不过可没有蜘蛛网结实,比那种亮晶晶的丝线缠绕起来的格局脆弱多了,几乎容不得哪怕任何一点点的破损或震动,甚至还不如吹出来的一口气。不信你试着忽通一下,或者一个激灵,打个冷战,很快就什么都没有了。

家里有一个小凳子,那是来柱以前经常喜欢坐着的地方,来柱就坐在那上面和她说话,或者看着她。胡荣荣后来就不能再看那个凳子,一看就会觉得来柱正坐在上面,即使不看,背对着它的时候,也会觉得来柱还在那儿坐着,就把它拿了出去。一开始放到了墙头上,结果自那以后总是影影绰绰地看到好像有人在墙头上坐着,面对着窗户的方向,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不得不又拿下来,放到一堆烂椽子中间。过了两天,却发现又被婆婆不声不响地捡了回来。郭有梅问,拿回来放在哪儿了?又给你送回来了?胡荣荣说,放到他们自己屋里了。郭有梅说,那你就不要再管了,你还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上面有人家儿子留下的念想呢。

郭有梅又说,你姥姥哇还不是一样,我病了,她都顾不上来看一下,就顾着寻她的儿子。

胡荣荣说,我不是对来柱没感情,我就是怕那种东西,一想起来就头皮发麻。

郭有梅说,我要是死了,你也会怕么?

胡荣荣说,肯定会。

郭有梅说,我还指望你给我穿上最后那一身衣裳呢,看来是指望不上了,你都吓成那样。

胡荣荣说,该穿的再怕也得穿。

又说,咱们这是在說啥,姥姥还没考虑那事呢,你倒先开始想了。

在云西茶坊的路边,姥姥坐在一个树墩上,一边吃着干面饼,一边留意着过往的行人。旁边一个和她有着差不多同样经历的老太婆,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浑身上下灰腾腾的,此前一直看着姥姥,明显有一种想上去搭话的冲动。后来果然就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动着离姥姥越来越近,终于挪到了姥姥身边,对姥姥说,他婶子,又碰见您了,我光是在粮食局的门楼里就见过您好几回呢,这还不算在法院外面,在体育场的跑道上,在冰棍厂对面,在邮电局旁边。

粮食局外面有一个门楼,上面有顶子,三伏天能遮阴,下雨天能躲雨,那下面经常有人,领着孩子的,挎着篮子的,肩上搭着口袋或挎着包袱的,有时甚至还有赶驴的也会挤进去。

姥姥说,噢,你见过我?还好几回?

老太婆说,那咋没见过,早就很熟了。我每一回来,碰不上别人也总能碰见您。不是好几回,没有一百回,也有几十回了。他婶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没有人比您更坚强更劳苦。

姥姥说,快别这么说,我有啥坚强的,我和你是一样的人。

老太婆说,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佩服您哪。

姥姥说,我哭的时候你没见过呢。

老太婆把一双三角眼睛瞪圆,说,不能哇?他婶子,您也会哭?

姥姥说,凭啥我就不会哭?我不是人?

老太婆把三角形的眼睛弯成两条线笑了。

姥姥看见她嘴上灰扑扑的,一看就知道她啥也没吃,就问她,早就过了吃饭的时候了,你咋不吃干粮呢?

老太婆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她那有些干裂的嘴唇说,早上吃过了,我不饿。

说不饿,一双三角眼却不时地偷偷瞟一眼姥姥手里的干面饼。

姥姥说,我早上也吃过了,这会儿觉得饿得很。

老太婆说,他婶子,不瞒您说,我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吃了,赶黑的时候再吃一点儿就行。

姥姥说,是舍不得吃吧?出来东奔西跑,风吹日晒,哪能不饿。

又说,你也不想想,你要是饿病了,倒下了,再也出不来了,你的事情咋办,谁能替你?

姥姥说着,掰了一块干面饼给她。姥姥把面饼递到她的眼前,老太婆慌乱得又是摆手,又是往后退缩,忸怩了半天,最后总算不好意思地接住了。吃第一口的时候,面饼一半含在嘴里,一半露在外面,用一种献媚的表情讨好地看着姥姥,这让姥姥自己有点儿承受不住了。姥姥就对她说,你就自自然然地吃吧,就当是吃你自个儿的,你把我弄得反倒不好意思了。

他婶子,您这饼子里还放了糖精?

放了一点儿。

甜丝丝的呢,我一吃就吃出来了。

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放一点儿好,出门在外的,要不嘴里太寡了。比不放好吧?

好吃得很呢!一看您就是那种讲究的人。

不过就是放了一小撮糖精,哪有啥讲究的。

咦,这还不讲究!还要咋讲究?大家平常就啥也不放呢。

吃着姥姥给她的干面饼,老太婆竟然挤出几滴稀疏的泪水,低下头,悄悄地用手抹了。

刚才,林场那边有一个人轰鸡一样就是在轰她,嘴里

地吹哨子一样地响着,说着“嘁”“去”之类的一些字眼,老太婆且战且退,两条腿老树根一样弯曲着向后移动着,灰白的头发被风刮着,飞舞着,一边退却一边还故作强硬镇静地和那个人叫唤了几句。凭着多年来的经验,姥姥已大致猜出她出来是干啥的了,后来一问老太婆,果然也是为了她儿子的事。

临出门前,胡世赳问那个嘴边有一撮毛的卖货的附近哪有厕所,那人看了他一眼,好像没听见一样,什么也没说,转身又做别的去了。胡世赳推开那两扇斑驳的木门,走了出来。

街上的房屋虽然高矮不齐,但都紧紧地挨着,一看就不会有厕所。有的甚至还是两家共用着一堵墙,更说不定房梁上面也是通着的,互相都能听见对方的说话声。胡世赳看见有人站在墙角,背对着街上,身体一抖一抖的。接着又看见一个人站在一根电线杆子前,直接尿到电线杆子上。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自然,从容而又无比的放松。胡世赳看着他们,在心里问自己,你能么?你也能像他们一样最省事最快捷地把自己的那点事情马上解决了么?

很快就有了回答,就像从一口井里上来一只桶,水面上印刻着两个字:不能。

胡世赳站在路边,暗暗地咬着牙,身上一阵一阵地袭来的那种紧迫感让他忽然变得有些神不守舍。他看着街上那些过来过去的人,发现他们不再具有各自的姓名和身世,也不再具有任何的识别性和观赏性,瞬间变成一些纯粹的影子和声音,乱七八糟地过来,又面目模糊地过去。影子,声音,确确实实就只是一些纸片一样的影子和声音,灰蒙蒙地在街上急疾或者黏稠地过着,流动着。而它们,早就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起身,哗哗地来了,进驻到了他的身上。就因它们的到来,用不着拿手去摸,他就知道脸已经变得很硬了,嘴紧紧地闭着,好像更担心它们会急中生智甚至慌不择路不顾一切地从嘴里奔涌出来,因为他觉得听见了它们的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这更让他对那两个人充满了羡慕,看人家哗哗的,热气腾腾,一泻千里,淋漓尽致。其中一个,背对街上站在墙角的那个人,一条胳膊上还扎着一个红色的袖章呢,应该是一个在这街上负有某种职责的人,连那样的人都能,而他却不敢也不能过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敢过去,不能像他们一样。深井里仿佛有一个声音正在边上升边说,你当然不行,好歹你也还是个老师呢,在大街上就随便解开裤子?你要是实在想解你就解吧。

我不解,胡世赳说,我也觉得是一件很羞的事。

身边没有人,胡世赳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他看着那两个人轻松自然地先后离去,他们就像在街上临时站住和一个熟人打了一个招呼,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说心里话,他多少有一点佩服那两个人,佩服他们的随意和若无其事,在一种最为正常自然的行走中一抬手就化解掉了眼前的烦恼和困局。而再看他自己,更像是一个被麻烦缠身的人,脸上渐渐泛起焦躁,眼里也开始有煎熬驻进。这以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觅。他走着,感觉自己已被拧成一根绳子,那绳子反复扭曲,不断绞结,变得越来越紧,越来越僵硬。街上的房屋就像从同一种模具里脱出来的,他不需要细看就知道没有自己要找的,他一目十行地走着,又时刻小心地辨认着,很担心在哪个地方会一不小心漏过去。在一个临街的门口,有一位老人坐着,盯着挂在前面树上的一个鸟笼子。他向老人打听,老人用手指了一下街的对面。

一个高深的大型载重卡车可以轻松穿过的门洞,初进入时有些幽暗,过了门洞却豁然开朗,有人家,有菜地,有煤山。一个穿着一条红毛裤的男人,手里端着一个铝制小锅,脸色苍白浮肿地站在院子里,胡世赳向他询问,那人的手指朝里面的更深处指去。穿过几户人家门前自制的柴扉篱排,很快,胡世赳就看见有成排的平房,大多是绿油漆的门窗,也有一部分是橙黄色,但都无一例外地紧闭着,给人一种遗弃的荒无人烟的感觉和印象。在那些房子的尽头,甚至还有一座孤零零的白色的二层小楼。这地方有一种气象,荒败却威严,寂寥而又不乏肃穆甚至紧张,有一种集体或公家的痕迹,却没有那种烟熏火燎的日常生活的气息,当然也就更没有柴米油盐的痕迹,这一點,从那些局促龌龊的挤成一团的门前围挡着柴扉篱排屋顶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油毡和废旧车胎石棉瓦的自建房屋前一拐过来的时候,胡世赳就已经看到并感觉到了。胡世赳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曾经属于什么部门,什么性质。胡世赳从那些房子前走过,看见有的门窗上挂着窗帘,有的则从里面糊着报纸,甚至还有用木板钉起来的。在一间里面糊着发黄的旧报纸的房子前,胡世赳略为停留了一下,正在抬起头看时,一旁的那扇门忽然开了,从里面呼地冲出来两个人,扭住胡世赳的两条胳膊便拉了进去。

他们说他们早就发现他了,看见他一直左顾右盼,贼头贼脑,就知道他跟踪他们已不是一天两天了。胡世赳正要说话,后面一只脚已将他踹倒,接着又有一只手把他揪起来。

胡世赳说他进来是找厕所的,有人说这个大院子里有。

听到他这样说,有人笑了一下,他们当即觉得这个人既阴险又愚蠢,既狡猾又幼稚。胡世赳听到他们说的都是本地话,和胡世赳自己的口音完全一样,其中只有一个人好像是尾音拉长上扬的浑山口音,浑山距离这里虽然也有二三百里的路程,可毕竟也属于同一个地区。

从门前并不狼藉的荒草和那寂静得更显荒败凄凉的外表下,你无论如何都很难想象这房子里面会有人!而实际的情形是,不仅有人,而且有好几个人,像是在开会或者商议一件什么事情。甚至在靠窗户的地方放着的一张桌子上还有一部电话,两个搪瓷脸盆,只是因为一进来就被打懵了,胡世赳还没有来得及发现。胡世赳从外面被拖进来以后,看见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但是胡世赳完全没有看清他们的长相,因为首先映入他眼睛里的是一个跪在地上的人,雪白的麻绳,五花大绑着——是他的小舅子郭照业……胡世赳瞬间就惊呆了。

胡世赳无比惊愕地说,照业,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妈正在满世界找你呢!

(事后,胡世赳曾匆忙而短暂地想了一下,一路走来,沿途经过了那么多的地方,为什么非要在那间里面糊着旧报纸的房子外面站住呢?那是什么?那也许就是一个人的命吧?除了命,除了命中注定,他再想不出任何一个合理的且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

屋里的几个人看见他认得郭照业,不禁都在吃惊之余相信他们此前的观察和判断都是非常准确的,而之后所采取的果断措施也显然是对的。几个人互相看看,好像一时也没了主意,事情完全让他们没有料到。当然,到这时为止,他们还不知道这二人之间的关系,要是知道是姐夫和小舅子碰到了一起,说不定会惊得把一张脸翻转过去。这时,一个脸色黑得铁片一样的人站起来说,行呀,你真是利害,一下就找到了你要找的人,多秘密的地方也难不住你。

胡世赳说,我不是找人的,我就是进来上个厕所。

那人说,大家不是三岁的孩子。

另一个也说,就是,这么大的城里,哪儿也不去,直奔这里就来了。你怎么不到西关的毛驴店去?怎么不到南门的大水坑去?警犬也没你这么利害。

警犬也得拜你为师呢。浑山口音的那个人说。

胡世赳说我没事去那儿做啥。

好一张利嘴!还挺有理。

忽然有人走到他身后,伸展开一只手,用手掌做砍刀,在他的后脖子上狠狠地砍了一下,他的腰不由自主地往下一坠,接着又不听使唤地往上一提,一下一上,全是由突如其来的生疼在调节和做主。他感到脖子后面迅速出现了辛酸、火辣的一圈,与他的项上人头之间形成了一道明显的沟壑或分界线,瞬间让它们成为两个部分和两种东西。他忍住从远道而来的眼泪,没有让它们流出来,当然不能让它们流出来,一个被盐和其他滋味腌过很多年的成年人,砍一下那算什么?在那同时,也没有让他的那些古板庸常的牙齿在他们的面前龇出来,倒不是有意要保护它们,掩护它们,让它们在他的嘴里隐身、藏匿,乃至憋死,只是因为龇出来也并非是英勇凶猛的獠牙,要是有几个凶悍尖锐的獠牙,那倒也还值得一龇,他们看见了,至少会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慌乱,更说不定会就此停止对他的砍伐和纠羁,放他走。这种砍法,他当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太熟悉了,是学校里某些男老师对付某些顽劣男生时惯用的手法,每次砍之前竟然也会有一番象征性的磨刀的动作,把准备做砍刀用的那只手立起来,在另一只手上唰唰地摩擦几下,表示刀已经磨过了,然后就开始砍,往往一掌砍下去,能顿时砍出两汪眼泪。不管你多顽劣,那么来一下,也足以让你龇牙咧嘴地疼上半天。他背朝门口的方向坐在一个长条凳上,看见青乌乌的砖地上全是乱七八糟的烟头,还有一些撕碎了的纸片。在他被拽进来之前,那些碎纸片就已经有了,他不知道他们撕了什么,但是他当然知道是谁砍的他,就是那个鼻子有点儿发红的人,留着背头,看上去至少也是个文明人,至少也应该是高中或者中师毕业,可没想到出手竟也那么重,人真是不可以貌相呢。他闻到他的那只手上有纸烟和香皂混合的气味,并不是很强烈,只是如丝丝缕缕的鼻息一样从他的脖子后面绕着传送过来,就好像有一个人趴在你的脖子后面悄悄地喘气。又听见有人叫他尚主任,便知道他姓尚,和尚的尚,是的,一定是的,至于是什么部门的主任,那就不知道了。

尿了。胡世赳忽然听见他们在说。

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谁尿了?一只猫?一条狗?一个人?听他们的语气,更像是在谈论一个不懂事的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他打量一下周围,并没有那么幼小的一个孩子。从趴在地上变成坐在靠墙的长凳上,就像做了一个梦,不久又到了地上,就像又做了一个梦,却不是前一个梦的延续。脸贴住湿漉漉的砖地,睫毛上沾满灰尘,有的灰吊子呈粘连状,珠帘一般垂挂在眼前。朦胧和粘连中看到一条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溪流越过山冈和沟梁,来到平地上,开始往一些砖缝里汇聚,沙沙地下渗。也并没见有人在半路拦截,小溪水为什么不再欢快不再清亮?是自带泥沙还是有山洪注入?他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昏暗暗的天色里,只见一只簸箕悬在上面,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发现又看错了,经验告诉他,那并不是一个簸箕,而是父亲的一只手。一只手有那么大么?有,当然有,有时候就会有那么大,尤其是从下往上看的时候,更尤其是从睡梦中被惊醒或者打醒的时候。父亲的簸箕忽上忽下地扇动着,问兄弟几个到底是谁尿的,兄弟几个互相推诿。一般的做法是首先把自己拎起来,摘出来,放到一条线的外面,然后再回过头来指认他人。就在他试图把自己拎起来接着再摘出来的时候,看见地上湿了一大摊,心里顿时就先虚了一半。那时候他就有点儿怀疑是不是自己尿湿了那片地方,试着活动了一下两条腿,发现裤筒里面湿淋淋的,才知道真的是自己尿了。

于是他说,不用再找了,明人不做暗事,是我尿的。

可能多半是由于身體里面突然的腾空和轻松来得有些太过于意外,整个人还沉醉在其中,猛一下还出不来,眼睛也没有来得及睁开,脸上和身上微微地颤抖着,他都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出来的,也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他躺在地上,闭着眼睛对他们说,我这一泡尿啊,从鼓楼那儿开始,光在小南街和北大街就打了两个来回,憋了太长时间,现在终于尿出来了,终于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嘴边浮现出些许舒心而轻松的微笑,他说话的那样子像个瞎子,脸上的表情更像,屋里的那几个人好像都看见了,只有他本人没有看到。

操着一口浑山口音的那个人说,一切都会解决的。

又是浑山人!他们就爱说话。如果有一堆人,遇到事情,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一定是浑山人。他不明白浑山那个地方的人怎么会那么说话,为什么一定要把每一句话的尾音都拉得那么长,上扬得那么高。很多人都觉得浑山人精明,强硬,不太好惹,常常还会有那么一点儿不讲理,这已经成为除浑山人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人差不多的一种共识。这会儿他好像多少有些明白了,除了人本身就强硬利害,和他们的那种说话的腔调也大有关系。每一句话的尾音往上一扬,一抬,话里的那种强硬、不满、不耐烦,包括谴责和最终的决定就已经都出来了。这样的一种人,这样的一种说话方式,无论与谁展开交锋、斗争,谁都会败下阵来。他不断地对你说,不断地用他的那种奇怪的声音折磨你,最终你只能告饶,好好好,就按你说的。

隐约好像还记得,至少有两次,在手工业管理局门口和北街小学的门外,他觉得自己就快要不行了,就要完了……有几个瞬间,也差一点儿就朝一根电线杆子后面走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迈开腿。那么,是什么让他没有走到那些墙角或电线杆子后面去?他闭着眼睛想啊想,想起一些灯捻般的所谓意志,小黄花一样地长着,瘦弱地开着,但更多的更跨越不过去的还是心里那种怎么撵也撵不走的羞耻心,正是它们,紧紧地拽住了他,尤其那所小学,尤其那些眸子黑亮黑亮的小孩。那时候他们正在课间活动,羊羔一样,小狗一样,到处奔跑,在跑动的同时也能看到门外的大致的情景。一个人,一个成年人,你能在那些黑亮黑亮的眸子面前解开你的裤子?有人当然能,但他胡世赳却无论如何都不行,他咬着牙从他们的面前走过。

他看见郭照业嘴里塞着一块灰黑色的毛巾,弯腰曲背地蹲在那里,曾经有一瞬间好像在向他使眼色,但胡世赳却不明白郭照业要说什么,更看不懂他的眼色。他想,如果能离开这里,有机会出去,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快回去告诉家里,尤其是要告诉郭有梅和她妈,让老太太不要再到处乱跑了,因为他知道郭照业在哪里了,只是不知道照业他出了什么事,怎么会被囚禁在这么一个地方,要不是他因为找厕所误打误撞地进来,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看看那几个人,此刻他们正围成一个圈,抽着烟,低声说着什么。不久以后,胡世赳被两个人推搡着向外走,他们从背后拧住他的手,怕他跑了。那也是他此生最后一眼看到郭照业。

一只脚迈到门外时,听见屋里响起咚的一声,郭照业一头撞到了那个红砖的灶台上。

每次来,都能看见一个很瘦的人生着气从里面冲出来,气得脸色发红或发白,偏分头上的一缕头发耷拉到眼前,有时候手上会拿一沓材料。也就是他,经常冲人们喊喝一顿,让大家不要胡闹。这个身材瘦得像麻秆儿一样的人,溜肩膀,腰尤其细,比很多女人的腰还要细。一开始她们不知道他为啥要生那么大的气,也不知道在生谁的气,每次一出来,脚步都踏得很重,像是要把地上踏出一个坑来,一看那就是真生气,两条胳膊挥舞着,手上要是正好拿着一沓什么材料,那材料也就跟着一起哗哗地响。时间长了以后才知道生的正是她们这些人的气,是她们让他不省心。每回她们一来了,里面就会把他派出来,他一出来脸上就准是阴天。

老太婆对姥姥说,他婶子,您不认得他吧,我可是早就认得他,二人台唱得可好了!你看他那身量,你看他那腰、那眉眼,天生就是又会唱又会跳的,好多女的都还不如他呢。有的女的,唱《挂红灯》《五哥放羊》,腰笨得像怀了六七个月的,水缸一样,那能蹦起来?

姥姥抽着半支她自制的卷烟说,他倒是不笨,走路就像风摆柳,一看就是个贱人。

老太婆小声说,他婶子,就这个瘦鬼,除了《挂红灯》《双开门》,还会唱《十八回》呢。

姥姥说,噢,你听过?

老太婆说,听过,那年在沙家湾,我正好在我妹妹家,他们在那儿唱,看的人可多了。

姥姥说,我只听说过名字,一回也没有看过。

老太婆说,我倒是听过好几回呢。他婶子啊,我跟您说,可不是我想看,我老不正经,实在是动不动,一不小心就碰上了。没办法哩,碰上了就得听,不想听不好意思听也得坐在那儿听,也不能走,因为后面还有别的节目呢,你要是半中间走了,那不是把后面的全误了。

姥姥说,会唱那个的人可不多。

老太婆把手一拍说,要不咋说是人才呢,没有两下能改了行?

姥姥说,靠唱那个就行?就能改了行?那怕是不行呢。

老太婆说,谁说是凭那个了?凭《十八回》当然不行。您看,他原来不是还啥也不是嘛,跟着别人到处打溜溜,应该是后来才慢慢地变成今天这样的,这会儿多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那凭的是啥?咱们也不知道人家凭的是啥,就知道一定是有本事,有办法的,那还不是本事?我看是和脑子灵、会说话、会来事有关。一般的人,都是没嘴的葫芦,本来就不会说,就算是有,也往往说不出来。你说不出来有啥用,啥用也没有,你就真是个窦娥也没用呢。

姥姥说,据我看见的,咱们这个地方,至少就有十来个窦娥。

十来个?老太婆说,他婶子,您说少了,可不止呢。有些是不出来,您没见过。大家村里的胡山羊,魏仙女,丁虎生他爹、他大爷,都是,这还没算上别的村里的呢。胡山羊是腿断了,想出也出不来,每天坐在门口看天,流口水。魏仙女腿倒是没断了,却只能爬着走。

姥姥说,还漏了一个呢。

老太婆说,漏了谁?

姥姥说,你——

老太婆张开没牙的嘴笑了。老太婆对姥姥说,您又拿我开心。

姥姥说,每个人都要急慌忙乱地生儿育女,生了他们也不知有啥用。你说,要是没有他们,大家这阵子不是好好地在家里坐着么,还用得着东奔西跑地出来受这罪?

老太婆就说,自古遗留下来的,谁要是没有,又会比谁都着急,会觉得自个儿天生就比别人短一截儿,求天跪地地四处祷告。又说,他们本家的一个侄儿,两口子每年必去庙里,平时逢初一、十五必烧香。另外医院也断不了常去,每一趟回来,包里全是一包一包的药。

姥姥说,那叫两条腿走路,也叫双管齐下。

老太婆说,几管也不行,没用。后来还是从别人那里抱养了一个,这会儿已经十来岁了,脑后留的小辫还没剃,看人,和人说话,从来用的都是白眼儿。光白眼儿也就算了,还动不动就呸人,惯得已经没样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一看那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将来有他们受的。

姥姥说,这会儿他们还经常往庙里去么?

老太婆说,早就不去了,觉得有了,用不着再去了。

姥姥说,凡是去庙里的,大多是这种人,一觉得没用了就不再去了。

老太婆翻着眼睛,看着姥姥。

她们坐在树下等着。瘦子说要进去请示领导,已经进去好半天了,却还不见出来。有风刮来,有很厚很稠的灰黄和黄白的尘土刮起,帐幔一样,她们被雾腾腾灰蒙蒙地遮住,连先前坐在一起的人都看不见了。老太婆在风尘里问,他婶子,您还在么?姥姥回答说,在。听声音也并不远,就在旁边,却又奇怪地觉得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两双满是青筋的手就互相寻找,摸索,忽然终于碰到了一起,互相就紧紧地抓住,没再松开。那时节,世界一下不在了,时辰也跟着没有了,她们唯一能做的只能继续坐着,等着。事实上,世界在的时候,时辰在的时候,她们所能做的也还是那些。过了一会儿,那厚重的帷幕般的黄尘慢慢地变薄变稀以后,她们才又渐渐地浮现出来,看到周围的一切,看见身边的人,头上身上全是土,纯粹就成了一个土人,要不是眼睛还能转,嘴还能张开,光看外表,完全就是从土里刨出来的一个个几千年前的土人。变得土眉土眼的老太婆对姥姥说,我还以为您不在了呢。姥姥说,我能去哪。姥姥看见老太婆满脸全是一层细细的黄土面,感觉是仔细地均匀地敷上去的,整张脸上,只有两个眼睛是红的,下眼睑那儿还聚集着一些烂纷纷的像是被铰碎了的红赤的肉。

妈,你给姥姥带了啥干粮?

你姥姥人家自己还带着呢,我又给她烙了几个饼。

油酥饼?

哪是油酥饼,就没油,一滴也没放。我本来想少放一点儿油,你姥姥不让放,说一来浪费油,二来最关键的是要是放了油,反倒不能长久保存,几天以后就都坏了。

不放油就坏不了?

那还用说!不放油,几年也坏不了。无非就是越来越干,到最后就干得咬不动了,不过要是拿水一泡,就又软了,和新的一样。

姥姥又吃不了多少。

就是,就是因为是你姥姥,又吃不了多少,我才敢烙饼。要是换成一个年轻后生,那可给他烙不起,一口袋面也不够他吃的,只能给他蒸窝头。

桂鱼的姥爷来了,桂鱼她妈两天给她姥爷吃了十个鸡蛋,桂鱼她爹回来就开始和她妈打架,已经打了十来天了还在打,家里的玻璃都打烂了。

啥女婿,那还能叫个人么!

桂鱼也觉得她爹不是人。她姥爷来一趟不容易,四百里地呢。

午后过去了一大半,郭有梅看见屋里的光线客人一样开始告辞,撤离,纷纷地走了,都退到了窗外,窗格子上又镀上了一层黄澄澄的金。她站在地上目送着,忽然听见二宝在外面大叫,叫声中又听见一个人在用和二宝同样大的声音说,有人么,家里有人么?快把狗看住!

郭有梅闻声出來,看见一个生人站在街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很旧的上面有两根带子的那种简易的黑色的手提包。二宝确实正在对他龇牙,除了大叫,还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呜呜声。

郭有梅说,别怕,不咬。

来人有些害怕又气恼地说,不咬?谁说不咬!都扑过来好几回了,不咬你是真的。

听他这样说,郭有梅差点儿笑出来。她叫住二宝,二宝趴在地上,眼睛却还看着来人。

好像是县医院的一个人,终于迈过门槛进来了,长得像个马猴,一边的脸上还有一小片树叶状的印记,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在某一天的黄昏时分找到了郭有梅,让她去医院领人。

郭有梅问,领谁?

来人认真地端详了一下郭有梅,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从年龄上来看,应该是你的男人。

郭有梅说,我男人?

来人说,你男人不在家吧?

郭有梅说,不在。

来人说,那大概就对了。

在郭有梅的印象中,凡是医院的人,都应该穿着白大褂,甚至还应该戴着口罩。可是眼前的这个人身上却没有一点点和医院有关的东西,既没穿着白大褂,更没有戴口罩,相反却戴着一顶有些软塌的帽子,身上也不知穿着些什么,郭有梅没看清,反正和医院无关。可是后来,郭有梅忽然又认为他是医院来的人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应该见过这个人,一年前或者半年前,有人来他们这一带宣传预防什么传染病,这个人好像就在其中,当时也穿着一件白大褂,至于是不是医生,那却不知道。不过最关键的还是他脸上的那一小片树叶状的印记,那是能让郭有梅想起他来的一个最重要最醒目的标志。郭有梅觉得脸上有那种记号的人并不是很多,甚至十分稀少,就算有,也不能都在同一个位置上,亲兄弟之间也不会有那种巧事。

他们说话的时候,有很多蝙蝠在附近一带飞来飞去,不断地发出噗噗的飞翔声。如果闭上眼睛,不看它们,会以为是有很多绸缎或者布做的小旗子正在黄澄澄的夕照里迎风招展。人站在院子里,脸上和脖子后面有时候会被蝙蝠在低飞的过程中不小心摩挲一下,擦着飞过。不过好像也并不影响说话,那个人至少有两三次很自然地把手伸到后面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郭有梅说,我让他去城里买点儿东西,他咋就去了医院?

来人说,好像不是他自己去的,是有人送他去的。

当下,郭有梅就跟着那个人去了医院,去了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郭有梅看见亮着灯的医院大厅,不断地有人进出,有的抱着衣物,有的拎着饭盒,还有的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棍,独自站着。就要往里走的时候,那个人却说人不在里面。接着又指了一下医院大门东边的一片小树林,小树林很黑,旁边有两间红砖的小平房,屋檐下有一盏雾雾的不太明亮的灯。

郭有梅问,那是啥地方?

那个人说,你说那是啥地方?先进去认认吧,看看到底是不是,别闹错了,要不是更好。

是四月的最后几天,草还没绿,到处枯瑟干黄,风刮得有些怪里怪气,你本来觉得刮的是南风,可是一转身,才发现其实是北风,这就让你有些闹不明白了。你又转过身去,发现还是南风,那时候,你就有些心慌了。稍微镇定了一会儿,试着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再转过身,刚一转过来,迎面凉飕飕的,就发现刮的又是北风。这一下,彻底懵了,就站在原地,不敢再随便乱动了,整个人就好像被五花大绑地捆住了一样。天地固然有太多叫人看不懂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就连多年来最为熟悉的风也有多种招数和另外的好几副面目,平时都藏着掖着,某些时候有意无意地随便使出一招,就足以叫人跌入云里雾里。有的人就此带着满心的疑惑过完后面剩下的时光,更有的忘记了来时的原路,从此不再回来。

她说红凤凰,粉凤凰……

姥姥问她,你在说啥?

她说我在说这花呢。

是杜鹃花,粉红的一片,就开在姥姥家的窗台上,她从外面一进来的时候首先就看见了。

山野里当然没有杜鹃花,方圆几百里以内的山野也没有,全是些耐旱的高寒植物,说耐旱说耐寒,其实也非常不准,一上了冻,就都干了。花也少,还短命,快六月才慢慢地开了,八月份一过就都死了。仅有的两棵杜鹃花长在两个花盆里,这还是从姥姥家里拿回来的呢。一开始她不拿,没想过要拿,但是姥姥对她说,你能拿就拿走吧,拿回去好好养着。

姥姥,您不要了?养了好几年您不要了?

想要呢,咋不想,可是想要也不能要了,要不起了,姥姥实在是顾不上它们了。人一走,门一锁,等再回来的时候,它们肯定早就都死了,想也能想得到。

不能把它先寄放到别人家里么?

那多麻烦人家?虽然不是个人,不用和人家搭伙吃饭,可也得让人操心它呢。

姥姥,那我就先替您养着。这么好看,要是死了太可惜了。

你也觉得可惜?姥姥就是不放心它们。

我从外面一进来的时候就看见它们了。

你不拿,我也得给了别人,总不能眼看着它们死了,明知道它们肯定要死。

姥姥,我先替您养着,等您再回来,或者以后再不出去了,我再给您拿来。

两盆花,费那劲做啥!来回七八十里地呢,姥姥以后要是想养还能再养。

姥姥您很会养花呢。

姥姥早就发现了,姥姥其实不配有这些东西呢,那得是那些有用不完的闲工夫的人才行。

然而,让她们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瘦子又一次哄骗了她们,除了没有任何一点点指示带出来,他本人也一去不复返了,进去了好长时间都没再出来。他们坐在地上,也有的站起来走一会儿,都在用手拍打着身上的土,一边拍打一边朝那个门里望着。他们中间,有手帕的用手帕擦擦脸,没有手帕的就用手在脸上来回抹几下,要是手比脸还脏,那就更越抹越脏。

瘦子再出来的时候,有人因为等得不耐烦或者又有别的事已经走了,但老太婆和姥姥还在。她们看见他的瘦长脸上的表情恨恨的,还有一些垂头丧气,便分析他很可能又是从里面被撵出来的,硬着头皮出来的,要依他本人的意思,当然是不想出来的,更不想面对这么一些人。他先是靠在门前的柱子上,点着了一支烟,然后抬起头看着天,一条腿轻轻地抖动着。

老太婆看了一会儿后说,看看,二人台的动作又快要出来了,想起了往年的鼓点和胡琴声。

姥姥说,他好像在里面挨了骂。

老太婆说,当干部是好,不过可远没有他从前走台子那么自在呢。

不过让她们又没有想到的是,瘦子根本不承认他从前唱过戏,更别说是连戏也算不上的那种不入流的二人台。看看剩下没几个人了,他就过来说,别人都走了,你们怎么还不走,还在等啥?想等着入席宴请你们一顿?几个人呆呆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坐在姥姥旁边的老太婆忽然说,那娃,我看过你的戏哩,你唱得真好。听到这话,瘦子明显地吃了一惊,但是更好像是平地里闪了一下,被吓了一大跳。他看了一眼老太婆,说你胡说什么呢,谁唱过戏?认错人了吧!老太婆说,那咋能认错人,太熟悉你了,认不错的,能认错亲戚们的孩子也认不错你哩。接着又一连串说出几个二人台的剧名。瘦子嫌恶地在自己的身上拍打了兩下,又在袖口那儿掸了两下,然后冷着脸对老太婆说,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唱过戏,更没有唱过什么二人台。这一下,她们就都有些愣了,尤其那个老太婆,即刻陷入一种夜半三更般的迷糊之中。她告诉姥姥,她是这样觉得,唱过就是唱过,没唱过就是没唱过,怎么能不承认呢,还一下就把那么些年全都抹平抹掉了,那难道不是他曾经走过的路么,说不要就全不要了,说不承认就全没有了,那些都没有发生过?更何况那也并不是些啥见不得人的事。姥姥就说,你没看出来么,他就是要让人觉得他妈一生下他来就是一个既没经过风又没见过雨的干干净净的人,福洞里长大的,别的都没经历过。老太婆呆呆地想了一会儿后说,他婶子,我又说错话了吧,暴露了人家锅底下的黑。她们都看出他明显不想让人知道他过去的那些事。

不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那以后,自从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人里有他过去的观众以后,再看那两个老太婆的时候,就和看别的那些人不一样了,瘦子的眼里就多出了一份以前没有过的警惕和阴鸷,他实在不知道她们哪年哪月在哪个犄角旮旯里看过他的演出……那样的一笔又杂又乱的糊涂账,永远也算不清了,花红柳绿,阴晴圆缺,连泥带水又烟熏火燎,无数个白日和夜晚重叠在一起,难解难分。是的,谁也别想算清楚,没有人能理得清那一切。

这一天晚些时候,两个老太婆和瘦子小小地吵了一架。

是瘦子本人先挑起来的,也不再说先前的那种要宴请她们的冷嘲热讽的话了,而是用手指着她们,说她们坐在这里很危险,就像坐在悬崖边上。看她们好像没有听懂,就又说她们坐在这里,本身就是在犯罪。姥姥问他,已经犯下了?他说对,正在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犯。听见他这样说,坐在姥姥旁边的老太婆就小声说,你还会唱《十八回》呢,你那不是犯错误又是啥。老太婆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姥姥一个人才能听见。姥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把老太婆的话原封不动地说了出来,只不过是大声地说出来的。从这时候起,姥姥变成了老太婆的一个扩音器、大喇叭,老太婆每次小声地说一句,姥姥就大声地把她的话扩出来。

姥姥说,你还会唱《十八回》呢,你那不是犯错误又是啥?

就像发生了一件天崩地裂的事,瘦子的一张本来五官够得上端正的脸上瞬间就变得十分可怖,好多地方都移走了,不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两个眼睛扯成小旗子的样子。他脸色煞白又黢青地对她们说,你们这两个死老婆子,不要血口喷人!小心我让公安局抓你们!

老太婆低声说,那更好,正好把你那事情跟他们也说一说,还正愁找不见他们呢。

姥姥大声地说,那更好,正好把你那事情跟他们也说一说,还正愁找不见他们呢。

作为扩音器和喇叭的姥姥,自然也及时地把老太婆的这句话大声地扩送了出去。

瘦子呢,听完这句话,忽然哑了,半天再没有作声,他脸上那些先前移走了的地方慢慢也都又回来了,鼻子是鼻子、眼是眼,都又回到了各自原先的位置上。从这以后,无论人多还是人少的时候,他都很少再与她们对视,尤其尽力避免眼神上的交接或碰撞,一旦发现就要碰上或者感觉可能要碰上两个老太婆的目光,就即刻闪开,更多的时候他不看她们。他不看她们看哪儿呢?看别的人,看别的地方。有一天她们坐在路边,看见他下班回家,从他手上提着的一个黑包里探头探脑地伸出几根绿叶,姥姥认为是要移回家里去的吊兰草,老太婆则非说是一把韭菜。有拖拉机过来,黑烟小山一样弥漫着耸起,瘦子就在那阵黑烟里不见了。

小五把赶来的那辆小驴车藏在一个黑暗的地方,驴和车也都是临时和队里雇来的,谁雇就记在谁的往来账上,年底结算。驾车的小驴没见过世面,也或许是紧张或生疏的缘故,就像一个乡下的孩子到了城里,一停下来就又拉又尿,还不停地用蹄子刨地,甚至还嗷嗷地叫唤了几声。小五就赶快去安抚它,摸它的脸,说它,行啦,悄悄的啊,一会儿咱们就回家。

这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这中间郭有梅回去过一趟,就是去找小五,因为除了小五以外,郭有梅实在是再想不出任何一个人能够帮她做这件事。回去的路上,郭有梅浑身酥软,昏昏沉沉中第一个出现在她脑海里的人就是小五,也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还有他们的荣荣,可是做这样的事,没有一个男人还真是不行。郭有梅想,就去叫小五吧,也只能去叫他,麻烦他了,好在一个人一辈子只死一回,并不是经常死。要是经常死,那可真有点儿死不起了。小五并不是她们的亲戚,只是胡世赳从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因为人好,所以尽管很多年已经过去了,和老师的关系反而比从前上学的那时候更好了,有时候甚至情同父子。知道老师没有儿子,每逢老师家里一有事情,只要知道了,小五就准会来帮忙,干完活,常常连饭也不吃就又走了。所以郭有梅回到村里后,连家也没回,直接就去找小五。回家去有什么用,什么用也没有,郭有梅想,除了对着墙发愣,就是看着窗户着急,回去了也还是没办法,还得出来。郭有梅找到小五的时候,小五正在水泵房前弯着腰,两只手上全是沥青一样的黑油。

小五,小五!你在做啥?

虽然不是那种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的响天晴日,却也是正经的白天,小五听见有人在叫他,可是怎么又觉得是一个昏昏沉沉的黑漆深夜?小五看见是郭有梅,见她容颜失色,一张他不再熟悉的脸分明又是一张灰白的死人的脸,身边好像还影影绰绰地开着一些黑色的花。

小五本来想问她,怎么会有那么多黑色的花跟着你来了?你没看见么?可是却没有问出口,因为小五不知道它们是一路跟来的还是她领来的。最终他说的是,水泵坏了,我来看看。

小五在这世上啥也管不了,只有这个柴油机和水泵归他管,眼下其中的一个也像一个人一样病了,小五来了半天,它一声未吭。一进门小五就对它说,你哪儿难受,跟我说说呗。

看见旁边没有别人,郭有梅就对小五说,你胡老师死了,你去帮大家把他拉回来。

听到是胡世赳老师的死讯,就像冷不丁头上响起一个炸雷,小五简直不能相信,因为就在几天前他们还见过,说过话。可是看到郭有梅那种样子,就知道这事是真的,并不是瞎说,更何况说这话的人是师母郭有梅本人。这一下,小五好像也多少有些明白那些黑色花朵的来意了,它们静悄悄地跟着,也有时飘荡着涌来涌去。问是咋死的,郭有梅摇着头说不知道。

小五说,我这就去雇车。

连手都没顾上洗,小五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擦了擦手,然后又去锁上水泵房的门。锁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里面的那个“病人”。回过头,看见郭有梅和那些黑色的花都在等着他。

听见范光明的一个胳膊发出嘎巴的一声,大家都在心里说完了,断了,肯定断了。田雪英好像已经完全忘了自己也是当事人之一,一边上去拉扯张所兵的衣服,一边对张所兵说,行啦,不能再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张所兵说,不能再打?你好好看着哇,可要打呢,今天要是不把他打死就没完。那时候,范光明的两条胳膊已经从后面被反剪起来,拧到了一起,脸朝下,鼻子已经压扁,贴在桌子上,上半身也趴在桌子上。张所兵的两个眼睛急速地耗子一样地朝四周扫视了一下,大家觉得,张所兵一定是想找一根绳子或者一根铁丝一类的东西,想把范光明的那两只拧到一起的手捆起来,不过却并没有找到,因为哪里也没有他要找的那两种东西,就只好又把他那急切兇狠的眼神收了回来,重新放到了范光明的身上,确切一点来说是重新放到了范光明的后背上和后脑勺上。知道张所兵接下来很快又要出手了,这对大家来说却是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没怎么打过架的大家却判断不出重点在哪里,张所兵可能要从哪里下手。于是,就觉得该是大家上手的时候了,就一起上去把张所兵抱住,拉开。

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大家并不是旁观者,并不是一直看着范光明在挨打而没有人敢上前去,因为在这以前,大家什么也不知道,连张所兵是啥时候来的都不知道,更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来。谁能想到那么远,那么复杂?以前从来也没来过,谁能想到他会来?就算做梦,梦上一百个人也梦不到他。那时候,大家正在旁边的另一间屋里谈论大家的小农场究竟应该种些什么作物的问题。按校长的意思,他主要是倾向于种麦子,李连柱则认为应该种土豆,温子明说的是萝卜,段婷婷和康白银赞成种胡麻。想种什么的都有,高拴财甚至提出种西瓜或者香瓜,马上招来众人的一致抨击,谁会种西瓜或者香瓜,你会么?高拴财马上不再吭声,瞬间瘪了下去。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却唯独没有一个人提出种高粱或者玉米,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就在于大家都让那两种东西给吃怕了,所以才没有一个人提议。在所有这些意见或者建议中,我最赞同的还是李连柱和温子明的意见,那就是种土豆或者萝卜,因为划拨给大家的那一小块地最适合种那两种,然而校长却一直尖声叫嚷着要种麦子。校长说,麦子,麦子啊麦子!一定要种麦子!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了,表现得像个不懂事的任性的孩子一样,明知道麦子收成不好,是所有庄稼里产量最低的一种,属于大家的那一小块地连一百斤麦子也打不了,还一个劲地“麦子麦子”。校长对于麦子的这种不管不顾的酷爱和深切的向往让大家感到无比的诧异和费解,他在说那些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他的两个眼睛里都绿汪汪的了,像是绿色的麦苗在随风荡漾。好像就在那时候,隔壁忽然有了动静,大家觉得是出事了。大家立即终止了讨论,开始往出跑。大家也是在猛然听到这边的房倒屋塌的响声以及田雪英的尖声哭喊以后才刚刚跑过来的,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本身发展得太快,再加上张所兵的来势也过于迅猛,每一个动作都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大家没赶到之前,先是一记直拳,一记表面上静悄悄实则却又快又准的直拳,接着一个“黑虎掏心”,又接着是一个“泰山压顶”,范光明就已经被彻底压下去了,这都是后来大家听说的,范光明本人当然不会说,属于他本人的丑事、羞事,当然不能说也说不出口。大家赶到的时候,范光明起是已经从地上起来了,却又正在被重新摁倒,上半身趴在桌子上,脸和鼻子被压扁,鼻孔压成一条线,嘴好像比原来正常的时候大了一倍,在桌面上挤成一种不规则形状,大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样的一番情景。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范光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呢,就在大家把张所兵拉开并抱住的时候,老范就像毛驴尥蹶子一样,从后面抬起一条腿给了张所兵一下,踢到了张所兵的裆里。

张所兵因此就在大家的裹挟中抽搐着对大家说,你们看看,这是个啥人?

再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张所兵是田雪英的男人,而田雪英和范光明都是大家的同事。

校长终于闹明白了,校长在终于闹明白他们之间的事情以后,吃惊得两个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校长说好狗日的,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竟然一点点也不知道,我又聋又瞎啊。这一下轮到校长难受了。前一天刮了大风,好多人都捂着脸,失魂落魄地到处乱撞,第二天不刮风了,校长仍然捂着脸。问他为啥还捂着脸,校长说羞哩,觉得没脸见人呢。大家说是他们的事,你又没做啥,羞啥?难道和你也有关?他说,唉,可没那么简单呢,还有别的娄子呢,麻烦不小呢。看他脸上的表情:他面无表情,不过又可以说有很多种表情,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主要以呆傻为主,就像是拉尿到了裤子里一样,因为他刚刚才把田雪英作为模范报了上去。说田雪英啊,这一回可把我害死了。又说那种事都长着腿呢,而且比飞毛腿還要飞毛腿,跑得比风还要快。大家听了,顿时觉得他的手上扎满了细密而又难缠的棘刺,猪鬃一样,却远比猪鬃难对付多了,短时间内休想清理干净。又见他整个人走路都是歪的,走一会儿就会停下来,好像鞋里进去了钉子或小石子,这件事让他彻底忘记了坚持要种麦子的事。

关于小农场里到底应该种什么,唯独没有听取范光明和田雪英的意见,后来问他们,他们说啥都行。夏天里,好多学生都在他们的作文里这样描写道:大家的小农场五颜六色……

这一回,他们基本没有瞎写,也没有照抄报纸或黑板报上的话,尤其是开头部分,他们的观察大体是对的。不过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刚勉强好了还没一会儿,到了后面,他们就又开始瞎写了,整段整段地抄着报纸上的话,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或者学来的话,甚至还出现了三个字的成语,这让人不禁想起三条腿的蛤蟆或三条腿的猫。我的心里开始有些凉了,在这个问题上,能说他们已经没什么救了么?我好像提前看到了十年后、二十年后的随便某一天,还是在这同一片土地上,他们正在熟练地重复着他们父一辈就有过的各种姿势和动作。

不过,这话我对谁也没说过,只是让它们在我心里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就放它们走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肯定又是到医院去了,要不就是又搜寻偏方去了,寻到了么?

寻到了,是黄家洼的一个大仙给的,这一回说不定有效。

去那里的人多么?

多,大家足足等了两天才轮上。

两天?那你们住在哪儿?

有亲戚的就住在亲戚家,那是个别的人,谁能碰巧在那儿有亲戚?大多数的都没有亲戚,都坐在街上,等候在离那个门不远的地方。你得时刻看着、盯着,万一轮到你了,你不在呢。

那吃饭咋吃呢?

不吃,我看好多人都不吃,或许吃了我没看见。不过我知道有人带着干粮呢。

你说你看见我姥姥了,在哪看见的?也是在那儿?

不是,是在四方。

你肯定是我姥姥么?

你姥姥是不是高个子,灰白头发?

是。

那就是了。我当时就觉得面熟,在哪儿见过。海螺说好像是你姥姥,我就一下想起来了。

她也不认得你吧?

不认得。好像有一个人在骂她。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老太婆,个子小小的,另外一个人拉开一扇门出来,往她的脚下泼了半缸子水,水里还有一些湿漉漉的黑叶子。

那肯定是喝剩下的茶水。

我得走了,今天回去就得要试那个偏方呢。

你去吧,但愿灵验,但愿这一回没白跑,能顶事。

你咋了,没精打采的?

我把姥姥给我的一盆杜鹃花养死了。

你姥姥给你的?你姥姥哪有杜鹃花?

咋没有?姥姥亲自给我的,姥姥可会养花了。

你就哄你妈哇,姥姥会不会养花我还不知道?

你知道啥?

我知道你姥姥不会养花。

你才是瞎说呢。姥姥养得可好了,红彤彤的一大片。

我咋不知道呢?

你说这话我才奇怪呢,姥姥真的养得可好哩,你却说她不会养,连自己妈会啥都不知道。

还是杜鹃花?

对,杜鹃花。

我好像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你有多久没去过姥姥家了?

去年还去过呢,是我没看见?

窗台上红彤彤的一片,你能没看见?

叫你这么一说,说得我心里毛飕飕的,等再去了我得好好看看。

再去了你可就真的啥也看不见了。没有了,啥也没有了,都空了。

没有了?

没有了,凡是活物都没有了,花也没了,鸡也没了,因为姥姥一锁门,就没人能管它们。

看见郭有梅把十块钱折叠到一起塞到那个人的一只手里,那个人仿佛怕冷似的把那只手又插进身上的一个兜里,小五就知道没问题了,行了,他们可以把胡世赳老师抬到他赶来的那辆小驴车上去了。趁着夜色和周围一带树枝的掩护,他们嘁嘁喳喳地走着,吃力而又惊慌地走着。那个人其实也还不错,看他们很费劲,还上来搭了把手。小五抬着前面,两只手从两边的腋下伸进去抬住肩膀,胡世赳的两条腿包括两只脚主要是靠他托着的。最后还嘱咐他们,路上万一碰上人,万一有人问起,就说人还活着呢,就说拉的是一个病人。看见他们几个人都有些惊恐,就又说,按道理应该没人问,更不会有人上来细看。黑更半夜的,这时候路上应该没什么人了,就算有人,而每一个在路上的行人心里至少也都有着三分以上的惊恐和不安,要紧的首先是保证自身的平安,少有人会管别人的闲事,除非碰上了联防队的人。

黑漆漆的夜,小五赶着车,小毛驴的尾巴不时地扬起来,毛簌簌地拂到他的脸上。

郭有梅说,这么黑,要是有一盏马灯就好了。全忘了,啥也没想起来。

小五说,也怨我,雇车的时候就应该想到的,连马灯一并借上。

郭有梅说,咋能怨你。要是没有你,这会儿还不知是啥样呢。

小五说,这种话就不要说了,我又不是外人,还是先想想最要紧的事才对。

郭有梅说,最要紧的事是啥事?

小五问郭有梅,回去以后去哪儿,直接拉回家里么?

郭有梅说,不能,不能回家,那肯定不行。

这事其实小五也知道,不能把一个死在外面的人拉回去,那样一来,他们马上就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引起众愤,多少年了,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他们也不敢。所以小五觉得,这才应该是眼下他们最为要紧的事情,别的都能克服,唯有这件事却没办法克服,必须得想出个办法。所以,有一阵工夫,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站在路边,望着黑茫茫的夜,商量着到底应该把人拉到哪里才对,才合适。郭有梅没有主意,胡荣荣更是不懂,她们都看着小五。

也确实就像那个人说的一样,这一路上,他们基本没碰见什么人,有时候看见一个影子,唰的一下过去了,就知道可能是一个骑着车子的人。也有夜行的拖拉机,突突突地走着,前面的大灯开着,两个黄色的碗一样,又像是两个碗大的又黄又圆的眼睛,眉心很宽地镶嵌在黑夜里,出现在对面,不过这样的车从来也没有理会过他们,更好像是压根就没看见他们。

又一个影子唰的一下过去了以后,小五在黑暗中说,实在不行,就去夢家湾吧。

郭有梅说,梦家湾?

梦家湾距离他们村里还有将近十里地,小五所以想到了梦家湾就是因为连他也不知道那一片地方究竟属于哪里,还由于梦家湾那一带全是荒坡,从来没有人耕种,那里有的只是山冈和洼地,既有高大的巨树,又有很多小树林子。小五觉得把人埋到那里,麻烦可能会小点儿。

郭有梅说,那就梦家湾吧。

郭有梅知道梦家湾,胡荣荣也不止一次地去过那里,每年的春天,村里的女人们都会去那里拾捡地皮菜。夏天到来的时候,整个梦家湾开满了各种野花,尤其以金盏花最为耀眼。

这样,路过梦家湾的时候,他们就把死人从车上抬下来,先寄放到了荒坡下的一个现成的小土窑里。小五又抱来一些树枝和石头,掩堵在小土窑的外面。那时候天还没有亮,但是他们重新上路,开始往村里走的时候,看见东边的天底下已经出现了一溜沙子一样的白色。

郭有梅说,快亮了。

胡荣荣那时候已经没有眼泪了,听见郭有梅说天快亮了,也忽然想起了时间。她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轻声说,快五点了。

郭有梅说,走了整整一黑夜。又说,幸好刚才没人看见。

他们三个人都不说话走着,看见小毛驴的嘴里不断地喷出一些雾雾的白气。从燕子崖那儿要拐弯的时候,胡荣荣忽然尖叫了一声,哭喊着说有人从后面拽住了她,把郭有梅和小五也都吓了一跳。小五停住车,过去看时,发现后面并没有人,是一个树杈钩住了她的衣服。

郭有梅说,我还以为是他追上咱们来了。

小五赶着车,边走边说,天一亮就得去请木匠。

郭有梅问,请谁,王贵还是板眼?

小五说,这两个人可能都不行了,可能得去别的村里请。板眼听说跌坏了腰,不能动了。王贵现在连徒弟都没有,就他一个人,更何况又正在给夜校做板凳,他想来也来不了。板眼为啥跌坏了腰,因为翻墙头;为啥要翻墙头,因为要逃跑;为啥要逃跑,小五却没来得及说。

已经渐渐地能看见村庄的模样了,他们忽然看见整个村庄都是黑蓝色的,这情景尤其叫郭有梅和胡荣荣吃惊不已。这像是村庄的某一个侧面,好多年来她们好像才是头一次看到,因为她们从来都不知道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她们多年住着的这个村子竟然还有这样的一副面目。这会儿看起来,村庄很像是一个走马灯呢,暗中一直都在转着,转来转去,把这样的一番情景不小心转到了她们的面前。她们很清楚地记得,坐落在村前的那些房屋,大多数都是土黄色的,只有几间是青色的,甚至还有一些白墙,院子里有碾坊的潘寿桃他们家,外墙就全是白色的,可这时候一律都蓝幽幽的。她们吃惊地看着,又吃力地想着,住在那些蓝幽幽的房子里的都是些啥人呢,难道她们都认识,甚至还很熟?可是,难道又真的不认得么?

不过,要是用另外的一种眼光去看,要是站到更高更远的一个地方去看,整个大家这一片地方,就是一个巴掌,甚至很有可能连一个巴掌也算不上。要是按照这种比例算下来,我好像大概知道大家是谁了,大家十有八九只是一些虱子,甚至是虱子的那些还不会迈步的儿女。

但是,不管怎样,我都不想也更不会去诅咒这片土地,我不怨她,即使哪一天她把我一口吞了,再咬烂,嚼碎,吃得连一点点渣子都不剩,那是她的事,或许那也更是我的命。

姥姥,您知道我爹他已经不在了么?

瞎说,我看见他正在黑板上写字呢。

姥姥,您一定是看错了,你看见的一定不是他,是别人。

是别人?我看见穿着白衬衫,衣襟掖在裤腰里,那不是他?

姥姥,那是以前的他,他以前确实就是那样的。

那也说不定,姥姥的两个眼这么多年早就叫风吹坏了,一见风就流泪,眼前模糊得啥也看不见。

那没风的时候呢?

没风的时候是干的,又干又涩,就像车轴没油了那样。

是不是眼珠子转一下也会觉得磨得疼?

那倒不至于,要是那样的话,怕是就快瞎了,离瞎不远了。

姥姥,您能看见我脸上的这几个黑斑么?

你脸上有黑斑?啥时候有的?

姥姥您没看见?真的没看见?

没看见。姥姥只觉得你脸还挺白的。

姥姥您又看错了,不白了。

晚上的时候,关守城来了,一进来就皱着眉头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想来得不行,你们这个家,我其实一点儿也不想来,拿八抬大轿抬我也不想来呢。

她说,那你还来?没人请你来,更没有八抬大轿去抬你。

关守城说,我不想来,是因为你们做的事,不来又不行。

又凉飕飕地说,两代人,两个寡妇,有时候实在也是觉得你们可怜呢。有几十号人都闹着要来呢,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拿着斧子,他们来了你们能招架得住?是我拦住了他们,是我不让他们来,让他们各回各家去。我对他们说我去就行啦,一两个女人,用不着这么多人。

她立即冲到他的面前,有些羞愤又气恼地说,是大家愿意当寡妇么?大家自己愿意的?

关守城躲开她,走到一边说,算了,不说这些了。我是来通知你们一件事,说完就走。

马车昏昏沉沉地走着,不过马身上的铃铛却是醒着的,一路上都在清脆欢快地哗啦啦地响着,这车几天前才给一户人家娶过新媳妇儿,几个铃铛是现装上去的,事情完了还没顾上往下取。铃铛上还系着手绢那么大的红绿两种颜色的绸子,声音响亮,颜色鲜艳,路过一些村子,就会有人出来看,女人、男人,站在村口或路边,甚至还常有满头大汗的小孩在扬起的尘雾里跟在后面跑一会儿,就是为了听铃铛的声音,看那红绿两种颜色的绸子火焰或花一样在路上走着、飘着。看看离村里已经越来越远了,就不再追在车后面跟着跑了,都站住,转身又往村里跑。人心里有事那是人自己的事,铃铛可是从来都不管人是啥心情,不管你麻烦还是高兴,只要马车一走,它就会响,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说着,丁零哐啷地晃着、唱着。

路过长流水,长流水的人们在看着他们。

路过圪料坡,圪料坡的人也在看着他们。

路过白土沟,路边有人问,车上坐的是啥人?

没有人回答,赶车的人帽檐捂在眉毛上,半睡半醒地赶着车,马车哗啦啦丁零零地走着。

远远地已经能看到西王庄的房子和树木了,虚虚的,淡淡的,朦朦胧胧的,若有若无的,像是远在天边,用蘸水的毛笔画抹了几下,却又并不是。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西王庄的人们就该不干了,就该也拿着铁锹和斧子出来阻止甚至围攻他们了,更何况本来他们要来的也就是这里,马车于是就在一片梁上停了下来。梁上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树,一看就是一个向来都没有人烟的地方,白天的时候都是这样,到了夜里,除了月亮或星星,就更是啥也没有。没有人烟就对了,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有人烟还不行呢,哪怕有最不起眼的一点点儿也不行。郭有梅和胡荣荣都从车上下来,在她们下来之前,小五最先跳下车,往一堆湿土前走去。她们看见有另外两个人早就已经先来了,拄着铁锹,站在坑前,不一会儿第三个人也已经从墓坑里爬了上来。最先扔上来的是一把铁锹,接着是一把洋镐,最后上来的才是那个人,满身的土,头上眉毛上也顶着土。墓已经挖好,也是一片荒地。必须得是荒地,小五说,是荒地还不一定行,不是就更不行了。那三个人,只有一个长得很粗壮,膀大腰圆,另外两个很瘦小,光看外表以为没啥劲,却没想到三个人的力气都大得很。他们是南面黄家洼的,刚在旁边的柴村做完一件同样的事,正打算要回去,小五不知怎么听说了,就及时地截住了他们。

小五对着墓坑说,胡老师,以为梦家湾行,没想到梦家湾也不行,村里不让在,就在这里给您找个家吧,您好好地安息吧。

风吹着她们,她们回头望了一眼,看见有一个旋风,好像穿着半透明的雨衣,正在坟地里扭动着,旋转着,慢慢地往高处走,最后好像是脚一蹬地,呼的一下就上去了,飘走了。

康白银在表彰会上发言说,等闲识得东风面,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会议结束后,康白银从后面追上我,问我认不认得霍家堡的黑大明,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他的小姨子一家人想要把户口从十二窑的山上迁移下来,迁到平川里条件比较好一点儿的霍家堡,只要霍家堡主事的黑大明同意了,事情就算成了。我說我不认识黑大明,见也从来都没见过。又说,你不是先进工编辑么,还怕他个黑大明,他敢不同意?不管他是黑大明还是白大明,只要你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往他的眼睛里一戳,他都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康白银脸红了,一时有些急眼地说,你讽刺我。

又说,这能顶啥用,到了黑大明那里,还不是照样被撅回来,他才不管你那些。

我是在和他开玩笑,我知道康白银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基本老实得像一截木头,从来不会为自己去争取什么荣誉,是大家呼啦一下把他选上去的。于是,我向他说起了一个人,一个叫黄贵人的人,说要是这个叫黄贵人的人能出面,很可能黑大明那边就基本没问题了。我也想不起是从什么时候脑子里有了这么一条线,好像是听谁说过,说黄贵人说话,黑大明一般是会听的,至于为什么,却好像又没人知道。康白银说他既不认识黑大明,又不认识黄贵人,两眼一抹黑,无论走哪条路都不通,都堵得死死的。又问我是怎么认识黄贵人的。我其实和黄贵人也并不熟,严格来说,就连说是认识都有些勉强。我为什么知道黄贵人?因为我曾经在平川联校带过两年初中,班上有一个叫黄薇薇的女学生,她爹就是黄贵人,她是黄贵人的二女儿。康白银听说了这些后,当下就把我看成是他的救星,对我说,抽一个星期天,咱们啥时候去找找你那个学生,让她跟她爹说一说,要是能把她爹说动了,就再让她爹去跟黑大明说。我表示没问题,可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都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我不知道黄薇薇这会儿在哪,什么情况,只能通过别的学生,慢慢地打听。康白银说,这事着急也没用,你慢慢地打听吧。又说,他的那个小姨子说了,说事情要是能办成,能让他们一家人离开那个苦寒高山上的每年九月份就开始下雪的十二窑,那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大恩人,必有重谢。

康白银抹了一把鼻涕,好像事情已经办成了似的,掰着手指头说,黑大明肯定是要谢的,还有你,这又跑出来个黄贵人,还有你那个学生,黄贵人的二闺女,都要谢的,都跑不了。

我说我就不必了,不要考虑我。

康白银说,不能不必!没有你这个线头,就永远扥不出后面那一串人来,一环套一环,缺了哪一环都不行,就像幕布不拉开,戏就永远开不了场,这件事你就是幕布,没你哪行。

这是啥声音,又有锣又是鼓的?

是南园那边在唱戏呢。姥姥,三青她姥姥还想和您一起看戏呢。

三青她姥姥?她倒逍闲,姥姥可没有别人姥姥那么有福气呢。

姥姥您不去看?

不去。人坐在戏台下,魂儿也不在那儿,那还看个啥。

姥姥,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您,可总是忘了,您出门为啥总要带个笤帚?

你说呢?

到了哪儿了,拿出来扫一扫?

你把你姥姥说得太娇贵了,姥姥可没那么讲究。辟邪的。

辟邪的?能辟了么?

老太太,还是少说两句吧,说多了对谁也没什么好处,好多事情你又不知道,既吃不准又不懂,大家还经常措手不及,经常吃不准呢。

什么,不走了?还想讹大家?想得倒不赖,越说越来劲了,还想安营扎寨?你安一个试试?看见没有,上面那两排窑洞,你以为是住人的?全住着武器呢。

行啦,别说你没见过世面,别拿这个来做遮挡,大家也没见过,咱们今天就疯子对傻子。

早上一醒来,张铜鼓从屋里飞奔出来,爬上梯子往隔壁的院子里看,看见院子里还和往日一样荒草丛生,没有任何动静。一部分房顶露了天,几根椽子从梁上耷拉下来,其中一根落下来的时候正好戳烂了窗户,把一个上面画着一个红圈的椽头露在朽烂歪斜的窗户外面。大门是从外面上了锁的,也不知是谁锁的。这按说就应该是正常情况,也是他平常知道的,可是……张铜鼓扶着墙头,站在梯子上愣了一会儿,把那个院子仔细地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然后才有些不甘心地回去。因为他觉得,好像在哪些方面总有些不对劲,在他的某种意识或者记忆里,那个院子应该是光溜溜的,没有荒草,就算有一些杂物,也断然不应该是满院子的荒草。如果真就是满院子的荒草,那个东西又怎么能骨碌碌地滚动呢?如果没滚,他听见的又是什么呢?可是,好幾年了,满院子的荒草,苦味,那也是真真切切的,没有丝毫做假的,他也是知道的,就隔着一堵墙,再清楚不过,满村里也再找不出一个比他更清楚的了。

看见赵玲已经醒了,张铜鼓犹豫了一下,对赵玲说,昨天夜里,旁边那家人好像回来了。

赵玲说,哪家人?谁回来了?

张铜鼓说,还能有谁,郭有梅她们家。

赵玲说,你就胡说吧,都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张铜鼓说,我就知道你不信。

赵玲说,谁能信,没有人会信。我要是也这么说,说郭有梅和荣荣又活了,你会信么?

张铜鼓说,荣荣也死了么?好像她和她姥姥都还在,只是没人知道她们在哪。

他忽然又愣了一下,好像又听到一种嗡嗡嘤嘤的嘈杂,声音既远又不远,不远时甚至好像就在窗外,顿时觉得脸上的皮肉在沙沙地响,一遍一遍地被抻开后又复原,变得很紧很硬。

赵玲说,别的人没办法,死了也就死了算了,荣荣结婚还不够一年,幸好没孩子。

张铜鼓说,她不是疯了么,就她那样,没孩子更好,有她那么个疯子妈,孩子也好不了。

赵玲说,她要是不疯,也不会砍死她的亲妈。

张铜鼓定了定神,问赵玲,你知道关守城到底去哪了?

赵玲说,关守城?你要不说,我都想不起这个人了。早先听有人说去了草原,在二连。

张铜鼓说,那他中间有没有回来过?他们家的人有没有去看过他?

赵玲说,别人家的事,那谁能知道。

张铜鼓说,好,那就让他在二连继续住着吧。

听说是在那里放羊。

不管他放啥,放羊还是放马,随他的便。

女人说他放着自己家火烧眉毛的事不着急,反倒对别人家的事很上心。女人说的还是宅基地的事,都已经说了好几年了,从那边的院子里一没人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想着再换一块地,重新起两间房子,离开现在这个无论怎么看都很不吉利的地方。一家人有一个人不在了,那很正常,可是郭有梅家所有的人都不在了,让谁说也不能说是正常的。他们的房子紧挨着郭有梅家的房子,从郭有梅家再往西是一条路,要是也有人家,说不定人家早就搬走了。守着身边这么一个阴森森的荒院子,他们也时常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灰蒙蒙的。也不能全怨人神经过敏,也许就因为挨得太近,有时候确也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响动,或者明显地感受到一种没有真凭实据的不祥。有一年,一个明晃晃的月亮地里,听见旁边的院子里有人竟然在唰唰地扫院子,他们没敢过去看,而是关上门回了屋里。郭有梅活着的时候,就经常那么扫院子,荣荣和胡世赳有时候也扫。他们不敢想,万一真的看见郭有梅拿着扫帚的背影呢?

门一响,关守城摇摇晃晃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一张脸红涨着,说话,看人,都斜着眼睛。

关守城说,我今天可是喝多了,你们谁也别招惹我。

先是在门框上咚地撞了一下,撞得连窗户和窗户上糊着的纸都在呼嗒呼嗒地响,就像外面在放炮,接着就醉醺醺地往灶台上坐。灶台上放着一盘烩菜,公正地来说,说良心话,他并不是成心要往那个盘子上坐,确确实实是因为迷糊得没看清,刚坐下,就听见盘子在他的身底下烂了,他自己也听见了一阵嘎巴声。关守城有些不好意思地从灶台上站起来,红涨着脸,醉眼蒙眬地转过身,看着那个已被他坐碎了的变成几瓣的盘子和盘子里面的菜,却完全不知道在他的裤子后面已经粘连了很多的菜,有豆芽,有葫芦条,有土豆片,葫芦条和土豆片因为被压扁压实了,就都紧紧地粘贴在他的裤子上,豆芽和葱丝则像一些颤颤巍巍的胡须一样丝丝缕缕地垂挂着,还有汤水滴答着,也由于粘得不牢,他一转身一动就往下掉一些。

并不是一个雨天,可是她看着,觉得看到了很多只踩在浑水里的脚,心里渐渐泥泞极了。

今年好像没有人在东山上取石头,所以很少听到炮声。往年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有咚咚的炮声传来,震得地动山摇,坐在家里,看见整个房子都在颤抖,发动,像是要起身离去。

六月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雨里,人都走光了,知道我回去吃完饭以后还要来,校长就让我顺便去他家帮他取一盒茶叶过来,见我没穿雨衣,只戴着一顶草帽,校长就把他的一件雨衣拿出来,并不容分说地裹到我的身上。我问他为啥不自己回去,他说他这里有客人,走不开。

雨淋淋地下着,路上没有人,只看见一只避雨的猫。我穿着校长的雨衣到了校长的家门口以后,校长的儿子大龙在我背后叫了一声爹。我回过头,对他说,我不是你爹,你爹他有事回不来。大龙看见是我,先是吃了一惊,接着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还以为是我爹呢。

回家的路上,麻绳一样的雨线落在我的身上,其实更准确一点儿来说并不是落到了我的身上,而是落到了校长的雨衣上。那么,在这雨里,到底是我湿了,还是校长的雨衣湿了?答案好像很明显,应该是后者。这以后,我就在雨里想一个事情,就像刚才,我要是一直不转过身来,那我就一直是校长,是大龙的爹,至少在校长的儿子大龙的眼里是这样的。不过,只要一转过来呢,瞬间就不再是校长,顺理成章地也就不再是大龙的爹。这么看来,一个人,一个东西或者一件事情,是与不是,好像也就是一瞬间一眨眼的事。原以为有多么的重大,多么的金科玉律,千山万水,不可更改,不可逾越,其实也不过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在我短暂地兼任校长,兼任大龙他爹的那一个湿淋淋的瞬间,我还是我原来的儿女们的爹么?如果不是,那他们的那个父亲是谁,又到哪里去了?在那个瞬间,他们的父亲是否又另有其人?

接下来,又有一连串的事情来了。我是谁?是那个只有周围一小部分人所认识的胡某人么?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你把你的惯常的名字和那一副已被周围人熟悉的头脸提供出来,展现出来,冒雨站着或者迎风走着,别人一看就会立即认出,这是某某,甚至还会略有外溢,外溢到某些你并不认得却觉得你似曾相识或有所耳闻的人。不过,当把所有这些外表的特征全部隐去,再扒去衣服甚至皮肉骨骼,只把一个人的喜怒和全部的心思愿念裸露出来,摆放出来,还会有人认得这是誰么?相信没有人能做得到。无论换成谁,即使明确告知你,这是你最为熟悉的一个人,你也照样瞠目结舌,茫然四顾,因为你根本认不出这是真正的谁,你把最熟悉的几个人分别过一遍,最后仍然没有答案,眼前这黑红的一堆或一点儿心思和愿念,到底姓张还是姓李,没有人能认得出来,甚至自己也无法认出自己的。父亲当年赋予了我这个名字,恐怕也只是出于相对的用心再加上更大的随意,事实上可供他选择的范围有无限之大,无限之宽广,比如他给我取名胡风或者胡雨、胡雪,胡天或者胡地,胡星星或者胡月亮,胡小马或者胡鸽子,胡狗子或者胡蝲蛄,胡山峰或者胡地洞,事实也肯定是无论他当年选取了什么,决定了其中的哪一个,我将来都得顶着它,以它为名头,在世间的某一个角落里坐卧行走,早出晚归,或者晓宿夜行。那么,我是此时的我,还是另一个此前从未呈现过的我?

回到家,见女人正用一块废旧油毡把一堆劈柴苫起来,在那个过程中,还不时地把一只手放到头顶上挡雨,明显是无用功,明显没有任何意义,却还在不时地做着。这个女人,她是你此生最理想的伴侣么?一个问题突然滑落出来,如同一只蜥蜴从柴垛上跳入水里。却过了很久才有了答案,回答是混沌的,不是一道晃瞎眼的闪电,更像是站在一片稠乎乎的泥水里,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大半辈子已然过去了。你让她回去,你把剩下的砖头压在油毡上。

好好的,咋说死就死了呢?

没说要死,事先可没说过要死。

噢,我是说,咋一下就没了呢?要是病了好几年的一个人,那还有个防备。

不知道。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

听说身上不止有黑青,还有伤。

你也知道了?你是听谁说的?

人们,我也是听街上的那些人们说的。

看来是人们都知道了,是有黑青,还有伤。

那也就是说,叫人打过?

应该是,不过我真是不知道,真是不知道发生过啥,这事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他才能说得清。不过你看,他也不能说了,他把这些都带走了。

那也不一定,好多事情其实都黑洞洞的,说不定连他本人也说不清呢。

真要是像你说的,那就更没人能闹得清了。

今天咱们碾出来的这点儿米,你先拿上回去,后面的算我的。

不,你先来的,要拿也应该是你先拿。

这有啥先来后到的,又不是排队买东西。你先拿上回去,我不着急,一会儿还会有人来帮我的。

真的有人要来帮你?我是打算要和你一起推完的。

真的,这还能有假,说话的工夫就来了。你快回去吧。

还是你最好。

这有啥,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快走吧,回去吧。

那我就先走了。

姥姥和他们接上话了?

接上了,只不过没接成。早就都不灵了,人老了,他们认为她说的话古板得可笑,就跟扔了块石头差不多,只换来那些人的一片笑声。有一个人在上面笑得最利害,左摇右晃的,一不小心闪了下来,听说跌坏了腿。

没让姥姥赔他的腿?

他自己要笑,自己跌坏的,咋能让你姥姥赔。

姥姥也真是够胆大的,哪儿都敢去。

当妈的为了孩子,能豁出去,尤其你姥姥,老母鸡一样,老鹰一样。

大姨姥姥认识的那个人也不顶用?

那是个骗子。不过好像也不能说他是个骗子,反正是不顶用,除了没用,还给你添麻烦。

一个没用的人,非说自己有用,把自己打扮成个有用的人,那还不是骗子?还要咋骗呢?

大姨姥姥也是一片好心,她还不是想帮你姥姥?让那个骗子又吃又喝,还留在家里住了好几天,那人还瞎出主意。凡是她觉得有点儿用的就都捡起来,不管人还是事情,哪怕一个线头!就连打地窖的时候也想着你姥姥,到哪了,吃了没,黑夜睡觉的地方潮不潮,有风没有。

我明白了,难怪最近总是有人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我呢。

你说啥?有人跟着你?

我啥也没说。桥断了,我从桥上下来的时候就看见了。

你好好说话,别吓唬我。

我没好好说话?我这不是在好好地说话么?

你说啥有人跟着你,还说桥断了,说得怪吓人的。

当然有,只是你看不见罢了,和你们这种人永远很难说到一起去。

大家这种人?那你又是哪种人?

不和你说了,我得出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前天就躲在电线杆子后面。

从孙玉喜家的羊圈那儿一拐过来,张铜鼓就觉得头顶上面有个黑黢黢的东西,是突然多出来的一部分,他一抬头,猛然看见半空中坐着一个老女人——张铜鼓先是狠狠地被吓了一跳,接着又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儿面熟,却又一下想不起是谁。再一看她的身后,哪是什么半空中,她是坐在一个高台上,手里转动着一个木吊槌,正在一声不吭地捻羊毛。又看她身后那个院子,那不是关守城的家么?那眼前这个像一块黑铁一样的女人,就应该是关守城的女人了。关守城的女人他难道不认得么,当然不是。可是,直到这时张铜鼓也还是没有办法把眼前这个独自坐在高台上捻羊毛的老女人和印象中的那个皮肤很白的女人重叠成一个人。张铜鼓不禁在心里惊呼,几年没见,她可是老得太利害了,怕是关守城本人见了也会不认得呢。

有喜鹊在周围喳喳地叫着,是在几棵树上,很多,有黑的,也有灰的。

有人抱着一只身上既有红毛又有绿毛的鸡从小路上过来,是国宾。

张铜鼓看着上面,问国宾,这女人还没嫁了?

国宾说,应该没有,要是嫁了早走了。国宾也抬头往上看了一下,就像看天上的云彩。

张铜鼓又抬头往上看了一下,看见她还在一直捻羊毛,两个眼睛看不出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身体一动不动,木吊槌在她的前面无声地哗哗地转着。看她的样子,好像并没有看见他们,似乎也不知道下面有人。张铜鼓的印象渐渐地清晰了起来,记忆好像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从地平线的尽头,背负着一些东西,吃力地走着,慢慢地回来,想起了她从前的样子。

国宾说刘二广的女人就走了,嫁到桃木沟去了,嫁的那个人也姓刘。

张铜鼓说,真会嫁,这样就不会因为孩子姓啥打麻烦了,姓谁的都行。

国宾说,对,即使有麻烦,也属于一家人内部摩擦。

张铜鼓说,对,这也不容易碰到呢。

国宾问张铜鼓怎么会在这里观察这个女人,张铜鼓说正好路过,忽然看见了,觉得她又生又熟,就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其实呢,是在到处寻找张保,但转了一大圈都没找到。

国宾说,好像在毛驴店呢,在和谁说话。

张铜鼓说,那我得赶快去,要不然一会儿又不见了。

为了节省时间,以免张保又跑了,张铜鼓决定不走大路,从最近的一些小路上穿插过去。从他和国宾说话的地方再往南几步,就是王四牛的房后,张铜鼓绕过王四牛的房后,从纪真龙家的院子前经过,看见昔日把一家人遮掩得很神秘的院墙几乎已变成平地,当然不是直通通的平地,而是那種有障碍的平地,上面堆积着残垣断壁的平地。眼前的荒败破落的景象让张铜鼓感到吃惊,要不是到处犄角旮旯地找张保,他平时也很少到这一带来。纪真龙他们这一家人,也是死的死、亡的亡,剩下的好像也早就听说不在了,可是……房顶上的烟囱里却有烟正在冒出。张铜鼓匆匆地看了一眼,不知道是又有人回来了,或是有乞讨要饭的住了进去。时常有一些乞讨要饭的人,会选择那些久无人住的荒院子、空房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在确定了确确实实没有人烟后,会把自己安排进去,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甚至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一个大本营,让自己也变成一个有家的人。在他之前,门上可能没有锁子,甚至有可能连门也没有,他住进去就配了锁子钥匙,天亮后锁上门出去,天黑以后再回来。也有的,手里有了一点点积蓄,渐渐地就不再到处讨饭了,开始做起了别的。一个叫破五的山东人,就不再四处出击了,丢了先前用来乞讨的棍子和油腻黑亮的口袋,在山崖下打了几孔窑洞,以最低最便宜的价格专门留宿那些住不起正经店的。除此以外,还学会了干一些劁猪骟羊的营生,一把明晃晃的小刀就是他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工具,时常揣在裤兜里,从谁家外面经过,到了谁家的院子里,碰上适龄的猪羊,碰上邀请,马上就能开始。先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划开一个口子,再把手伸进去把要取的东西掏出来,眨眼的工夫就完了,小猪被放开,带着一些血,痛苦地号叫着远去。可能也是因此缘故,他的身上尤其手上,一年到头都有一种很重的腥气。小猪们好像逐渐也认识他了,一看见他过来就大声叫唤,然后箭一样地逃走。

张铜鼓急急地走着,看见赵老虎家的那个十四五岁还在尿炕的孩子坐在房顶上,面朝南看着远处,好像在等待着什么。等待什么?看着那个略有些孤独的身影,张铜鼓想,等待被褥晾干,再上去把它们再一次尿湿?又往前走,看见那个院子里的铁丝上果然晾晒着东西。

秃鹰家、刘志海家,仓库、牛栏,柱子朽坏得体力已严重不支、露出里面如蛀牙般层层石头的河边小庙,小庙旁边的癞头家,癞头家旁边的瘦牛家……这些矮小拥挤的连环画一样的人家,这些没有人翻看的越来越酥脆发黄的连环画。张铜鼓从癞头家与瘦牛家中间的夹道上穿过时,看见癞头站在摇摇欲坠的庙下,看看周围没人,把帽子从他的那个石灰岩般的头上摘下来,拿在手里,用另一只手拍打着头顶。为什么要拍打?因为拍打可以一定程度上止痒。癞头的那个头上,长着一层一层的白森森的石灰片,用手一抠,就能抠下完整的一片。癞头不想戴帽子,因为戴上帽子以后,头上就会痒得难受,奇痒难耐,可要是不戴帽子,又会受到人们的取笑和嫌恶,只能在没人的时候才能把帽子摘下来一会儿。张铜鼓走了几步,又返回去,看着癞头。正在专心拍打头顶的癞头忽然发现有人在看他,马上停止了拍打,并迅速地把拿在另一只手里的帽子戴到了头上。张铜鼓看见癞头白了他一眼,像是飞过去一只白鸟。

最初的几回,发现人没了,郭有梅吓得不轻,就心急火燎地到处去找。后来,也就慢慢地习惯了,发现反正不管多迟,到时候都准能回来,就渐渐地没有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担心了。不过,跑得最远的一次并不在周围,竟然跑到了四十里以外的高城,那一次可是把郭有梅吓死了,以为彻底丢了,找不到了,没想到两天后坐着陈士奎的拖拉机回来了。陈士奎去高城拉东西,在街上发现了她,然后就把她拉回来了。从拖拉机上下来,在郭有梅和陈士奎说话的那个过程中,一转眼又不见了。郭有梅找遍了附近一带,也没有看见一点儿影,后来回到家里,看见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先回来了,站在院子里,面对着窗户,照镜子一样,左歪一下,右斜一下,一只手抬高,一条胳膊举起来,嘴里喃喃哝哝地说着什么,声音低到无法听清。

凳子仰面朝天地翻倒在地上,毛衣用一张报纸包着,藏在桌子后面。一个白色的塑料发卡藏在镜框后面的灰尘里。窗户的玻璃上不知用什么画的,红艳艳的一大片,擦也擦不掉。

这些都是胡荣荣留下的。

郭有梅一边擦着,一边看着画在玻璃上的那些东西,既不像云彩,也不像霞光,更不像是衣服或日常所用的别的什么东西。后来她好像看出一点儿什么眉目,怀疑那很可能是一些花。

每天糟蹋一點儿,破坏一点儿,比如用剪子把一块手绢剪成一些细条,然后把其中的两根扎在头发上,剩下的都编成一条绳子。要是用一种公正的眼光来看,绳子编得还不能不说精致。比如把一些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悄悄地藏起来,包括吃饭用的碗和筷子、菜刀、勺子或擀面杖。到吃饭的时候,郭有梅就得到处去找,有时候藏得不深,一找就找到了;但也有的时候到处都找不见,问她,也不说,只是嘻嘻地笑,或者很生气地转过身去,不再理睬。那时候,比那更早一些的时候,郭也梅就知道不对了,她在心里自己和自己说,麻烦来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又来了。甚至常常还有不认识她的时候,眼神恨恨地看着她——郭有梅很怕那种眼神。

除了破坏和糟蹋,当然也有不破坏、不糟蹋的时候,比如扫地,明明早就已经很干净了,满地上连一颗米那么大的沙子也没有了,可是还要不停地扫,一遍一遍地扫,郭有梅无论怎么说也没用,根本就不听。胡荣荣一边扫着,一边很神秘地抬起头,除了用嘴,两个眼睛和一张脸上的表情也都在说话,先是警惕地朝四周看看,然后两条眉毛飞扬,压低声音告诉郭有梅说,地上还有脚印,所以必须得扫,而且要扫干净,要是不扫干净呢,夜里你就别想安生地睡着。看见郭有梅不太相信的样子,就低声而很着急地说,看见没有,多明显的两个脚印,你怎么就看不见呢?你这么迟钝,这么呆傻,将来一定是要吃大亏的。郭有梅瞟一眼地上,看见光溜溜的地上,并没有什么脚印。不过郭有梅也顺着她说这回看见了,还检讨自己以前一直受到蒙蔽,啥也看不见。听郭有梅这么一说,她也高兴了,把扫帚死死地摁在地上,用力扫着。

知道夜里为啥常有乱七八糟的声音么?

不知道,为啥?

就是它们在作怪。

谁?这两个脚印?

对,一到夜里就都站起来了。

这两个脚印?

唉,你呀!我本来不想说你,想给你留点儿面子,可是不说不行,还是得说你几句。你又被一种表面现象迷惑了,你真的以为这是两个脚印?你想得真是太简单了,一点儿脑子也不动,事情有那么简单么?要是真有那么简单,你也能去当诸葛亮了。你见过女的诸葛亮么?

没见过。

因为就没有,你到哪儿见去。

你是说这不是两个脚印?

笑话!当然不是,不过表面上看着像,所以就把你们这类人都迷惑住了。其实是两个人。

两个人?

明白了吧?

连你也不是女诸葛亮?

我还不行,还可得修炼呢。

要修炼几年呢?

几年?你以为是过家家呢?五百年也不够呢,也还是一锅夹生饭,最少也得一千年。

你修炼哇,你好好地修炼哇,妈是没希翼了。

你太悲观了,希翼还是有的……有太阳,有星星有月亮,就还有希翼。一到村外,大家迎面就碰上了大片的青草,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在起舞的同时,还一层一层地翻卷着涌过来,逼过来,包围大家。青草味浓郁到呛人的地步,大家中间,有人开始头疼。

是谁在头疼?是你么?

头疼的是袁运喜,不是我,我还没有那么想不开。

校长本来让袁运喜带着卷子去葛家岭监考,不过就在袁运喜认真准备了一番,回家理了发,又换了一身新衣服,背着一个挎包就要出发的时候,忽然又不让他去了。不让袁运喜去让谁去呢?接着就点了我的名,让我去。我说我什么准备也没有呢,既没换衣服,手边一时又连个挎包也没有,就这么赤条条地去?校长说,你赤条条?你一丝没挂?接住又说,换啥衣服?让你去是让你去监考,又不是让你去相亲,换衣服做啥?学生们要看的是卷子,又不是你!我说监考起码也应该有个监考的样子,就这么穿得像个讨吃要饭的一样去?校长说,你穿得像个讨吃要饭的么?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虽然穿得也确实不好,可是实事求是地说,距离大家常见的那些到处讨吃要饭的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以我现在的这个样子,要是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外,人家大概不会以为我来是想跟他们要一口吃的。校长后来又说,没有挎包,难道连手也没有了么?这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把一沓卷子拿手里,就出发了。

葛家岭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有没有一百个人,好像也说不准。地势是逐渐升高的,前一半时间主要是在没有人烟的旷野里穿行,到后面就开始弓着腰爬坡。我拿着印在白纸上的卷子赶到葛家岭的时候,那里的老师和学生们说,远远地就看见我了,看见我在长满杂草的路上走着,有时候又好像一只从半空中落下来的鸟一样在地面上飞着。为什么会给人一种鸟的感觉和飞的印象?他们说主要是看见头发和衣服都在飘扬,手里的卷子也在飘扬,所以像飞。

他们给我倒了一碗滚烫的水放到我的面前,水太烫,得等一会儿才能喝。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等着水稍微晾凉一点儿的那个过程里,李连柱忽然以一种出乎意料的甚至完全超出常理的盖上十八层被子也梦不到的方式和结果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说出现也还不够很准确,说降临可能更贴切得多。当然也不能说他是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分明也就是从门外走进来的,当时那情景,更像是一阵风把他吹过来的,送进来的。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走进来的李连柱,看见李连柱也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接着,李连柱避开众人,单独把我叫了出去。

李连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是校长让他来的,他是来换我的,让我回去,他来监考。

我说,咋不早说?

李连柱说,谁知道他想啥。

这以后,我没再说什么,把卷子交给李连柱,就开始往回返,沿着来时的路。

回来以后,我也没去问校长,为什么突然让李连柱去换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李连柱去葛家岭,我不想问他。他后面要是有什么说法,我倒想听听,要是没有,要是装着混忘了,装着压根就没这么回事,那也就算了。人世间的事情,又有多少是能够说清楚又能道明白的。不过,回来以后,我却听说袁运喜得了一种头疼的病,疼起来的时候要死要活,在炕上翻滚,甚至拿头撞墙。按规定监考是有补助的,袁运喜难道是因为失去了挣补助的机会才导致头疼欲裂?听说针也打了,药也吃了,却都不管用,眼下又正用中医治疗。我想起袁运喜理了发,换了一身新衣服,斜挎着一个挎包的样子,像极了一个正准备要结婚的喜悦无限的新郎官。

有一天回家的路上,我决定顺路去看看袁运喜,走进他们家以后,看见这位“新郎官”正脸朝下在炕上趴着,头上插满了各种型号的长长短短的银针,从貉狐沟请来的一位老中医正在旁边坐着。我对袁运喜说,不要疼了,你还没出发呢,而我已经到了葛家岭了,一碗水还没晾凉呢。要是按照某种比例来说,我应该比你更疼呢。袁运喜嘟囔着说,你这是哪里的算法。老中医起身,弯着腰又从针包里抽出一根银针,拿在眼前看了看,用手捻着插进去。

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从獾子沟的一名瞎眼婆婆的随意的叙说中,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校长和李连柱的关系问题,他们不仅仅是同事关系,而更是一对“夹山”兄弟。什么是“夹山”兄弟?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就叫“夹山”兄弟,意为不那么亲近、紧密,中间好像夹着一座山。亲兄弟之间没有夹着那样一座山,所以亲兄弟就叫兄弟,从来不叫“夹山”兄弟。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校长和李连柱竟然是一对“夹山”兄弟,也没人能看出来。

星期一见到校长,大家互相点头,打招呼,谁都没有说什么。中午回家的时候,竟然一不小心又走到了一起,一开始明明路上没有人,也不知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校长给我一根烟,接着又把一只手搭到我的肩上,对我说,虽然说起来都是同事,可是我觉得在所有咱们这些人里,咱们俩还是最亲近的。我说我也一直都这么觉得。然后大家一起放声大笑。校长抓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有什么困难就和我说,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你要是瞒着不说,那就不够意思。不过你要是想当局长,想当县长,想腰缠万贯,那我可做不到,那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就是把你这个老兄活活地累死,甚至让我死了再重新活一遍,也给你办不了。我说在你的领导和指挥下,只有高兴,没有困难,更没有麻烦和任何非分之想,校长听了,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后来不知怎么又拐到李连柱身上,校长说实在是不太喜欢那个人呢,说起来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不是,可就是喜欢不起来,还不仅仅是自私的问题。又说早就想把他弄走,可也不那么容易弄走呢。我说连柱还是很不错的,甚至非常不错,不能弄走,弄走了只能是大家的损失。校长说唉,比你可差远了,没法比呢。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要是在从前,要是放在年轻的时候,放在那种人人可能都曾有过的多愁善感,水分充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年时代,我可能会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可是现在我不会那样做了。记录下来干什么?是要让谁看的?让别人看么,那还不如直接把这事说给别人,岂不更省事?专门写给自己看么,自己心里清清楚楚,又有什么记下来的必要和意义?既没有目的,又不追求意义,那记录这些所为何故?是现时不看,等留着将来老了的时候再看么?那你想说明什么?事实上没有用,别的没有,它最多只会让你想起曾经是多么的泥泞。

六棱镜只有六个面,即使多棱镜也只不过比六棱镜又多了几个面。那么,一个人到底有多少个面呢?这事至少我不知道,更说不上来。对于我来说,一个人就是一个深渊,一个无尽的深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无尽而漆黑的深渊。以前,裴安顺说他至少有两副心肠,白天一副、夜里一副,或者人前一副、人后一副,外面一副、家里一副,我还不信,现在信了。

姥姥,对不起。

对不起姥姥,我把您给我的杜鹃花养死了。

姥姥,我每天都给它们浇水,从来也没有怠慢过它们,可它们还是死了。

对不起姥姥,我不想让它们死,可它们不听我的,还是死了,手一碰,花瓣就掉下来了,纸一样。我把它们捡起来,再按原来的样子安上去,它们就不干了,脸就黑了,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又过了一天,好像中了毒,全身都黑乌乌的了。姥姥您见过有人嘴唇发黑,冒着白沫么?换果的三姐也住在娘家,经常昏倒,平均两个月昏倒一次,嘴角上全是白沫沫。

对不起,姥姥!

不好意思,我又来了,还是觉得在你们家等他比较保险。

你们还没吃饭吧?

张铜鼓问了两句,张保的女人刘翠萍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张铜鼓坐在张保家的一个凳子上,一开始是坐在炕沿上的,在炕沿上坐了半天,才猛然意识到可能离人家女人有点儿太近,因为他能很清晰地闻到她脸上抹了油的味道,所以这以后才又从炕沿上转移到了地上的那个凳子上。张保的女人刘翠萍已经有好一会儿没和他说话了,刘翠萍也坐在炕沿上,两条腿从炕沿边上耷拉下来。张保的女人刘翠萍正在用一團细毛线织着一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张铜鼓却没看出来,刘翠萍也没告诉他。这个晚上,张保的女人刘翠萍大部分的时候都低着头,手里的几根黄色的毛衣针挑来挑去地织着。张铜鼓坐在凳子上,背靠着后面的一个柜子,一会儿看看刘翠萍,一会儿又瞅一眼那几根黄色的出来进去又上来下去的毛衣针,他实在看不出刘翠萍手里织的是一个什么。一个长条形的领子?一只毛线手套?在那个过程中,刘翠萍有时会抽出一根毛衣针,在自己的头发里轻轻地划两下,像是在思索着什么,然后就又开始不声不响地织。刘翠萍用毛衣针在头发上划的时候,也仍然不看他。张铜鼓想,肯定不是一件毛衣,要是一件毛衣,刘翠萍的胸前就会有很大的一堆。可是接着又一想,很快就又自己推翻了自己先前的猜想,怎么就能肯定她织的不是一件毛衣呢,要是一件毛衣刚开始织,那也不是很短的一条,很小的一点点么?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一件毛衣不也都是从最初很小很窄的一小溜开始的么?所以这么一想以后,张铜鼓就又回到了先前的原点上,原地转了一圈,仍然还是不能确定刘翠萍手里正在织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先前和劉翠萍并排着都坐在炕沿上的时候,因为距离太近,张铜鼓就不敢盯着人家硬看,只是偶尔偷偷地瞟一眼,然后就又把脸转过去了,一边说着自己急需一块宅基地的话,一边看着屋里正面的摆设。等到后来转移到凳子上以后,就觉得能正面看刘翠萍了,还因为她大部分的时候都半低着头,看一下,她也不一定能知道。那时候,张铜鼓突然发现刘翠萍的脸其实也并不像平时看到的那么白,上面竟然也有好些黑点呢,眼眶下面,鼻子两边,啊,等等,不只是有黑点,还有两个绿点呢。张铜鼓就觉得奇怪了,一般人脸上都是黑点或者红点,怎么还会有绿颜色的点点呢?张铜鼓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刘翠萍,脸上咋会有绿点点呢?

大约七点多,不到八点的时候,刘翠萍放下手里的那几根毛衣针,洗了手,开始蒸包子。面原来是早已发好的,包子馅也是早就拌好的,就放在一个盆子里。刘翠萍一会儿揉面,一会儿又要坐在板凳上拉几下风箱。那时候,张铜鼓忽然发现自己像个障碍,占据着人家的板凳不说,本身坐在那里,就对于过来过去的刘翠萍形成了一种妨碍,刘翠萍好几次都不得不奓着两只面手从他的脸前和身后绕着走。明白过来以后,张铜鼓就向刘翠萍建议,她只管安心包包子就行啦,拉风箱的事她就别管了。张铜鼓说自己反正坐着也是坐着,而她又忙不过来。刘翠萍一开始不同意,非要自己拉,后来看到张铜鼓坐在板凳上不起来,执意要帮她拉风箱,就不再坚持了。这样,张铜鼓就呼嗒呼嗒地拉起了风箱,刘翠萍让他停的时候他就停下,让他拉的时候再拉,还不时地瞄一眼灶膛里的火势,发表着关于火大火小的意见和评论。

就是不一样,黑夜还吃包子。张铜鼓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想道。

一口气蒸好两笼包子后,张铜鼓也完成了拉风箱的任务。屋里弥漫着一场大雾一样的蒸汽,刘翠萍在白皑皑的大雾中出没,张铜鼓也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腰。刘翠萍拿出一个包子让张铜鼓吃,张铜鼓说不吃。这以后,刘翠萍洗了手,重新拿起了那几根毛衣针,又织了起来。

你们还没孩子?

好半天了,织着她那个还没有成型的还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刘翠萍终于问了张铜鼓这么一句话,不过即使是说话的时候,刘翠萍也并没有抬起头看张铜鼓,她的眼睛仍然还停留在她手里的那个东西上。那时候张铜鼓好像正在走神,不知在想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想。不过,寂静中他听见刘翠萍说话了,却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再加上刘翠萍的声音本来就不高,甚至可以说非常低,张铜鼓就不知道刘翠萍说了一句什么话。好不容易这个女人开口说话了,张铜鼓就很想知道她说了一句啥,更为关键的是,要是不知道她说的是啥,你又如何接住她的话并回答她?张铜鼓觉得,要是不知道人家刚才说的是啥,你简直就完全没法让自己开口。

于是,张铜鼓看着刘翠萍,说,你说啥?

刘翠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你们还没孩子?

原来她问的是这么一句话,这一次张铜鼓听见了。张铜鼓说,没有。

这以后,刘翠萍就又没有话了,又把头低下去,一只手很灵活似乎也很有规律地运动着。张铜鼓想,听清楚别人说什么,真的很重要,就像刚才,人家问的是孩子的事,可是你要是没听清却又自以为听清了自作主张地回答说我吃完饭了,或者说我一会儿回去再吃,那成了啥?就凭那一句话,刘翠萍要是把你当作一个神经病看待,那也很正常甚至完全说得过去呢。

赵玲本来去年又有了,可是去白庙看了一场戏,回来后就又没了。张铜鼓思忖着,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刘翠萍。想了一会儿,觉得还是算了,刘翠萍的脸上虽不阴沉,却也绝不晴朗。

寂静中,更远处——他看到一个孩子,那是他们的儿子小虎,谁也没有想到,三岁的小虎,骑着一辆最简易的玩具车,竟一溜烟地骑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张铜鼓平时不让自己想这些,可是这会儿,耳朵里不断地回响着那辆玩具车吱吱扭扭的响声,还夹杂着别的一些声音,艳阳天和风声交替着出现。张铜鼓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吃惊地发现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可是张保还没有回来。张铜鼓就想,这么迟了,人家女人可能要睡觉了。又想到张保,家里包子已经蒸好了,也不回来吃。这么看来,张保这个人还是存在的,真实的,只是他很难见到罢了,每次都差那么一点儿。明摆着的事,蒸了那么多包子,刘翠萍一个女人,哪能吃得了,更何况刘翠萍还是那么一个女人,话少,力气小,想来胃口也大不到哪里去。这样想着,就从凳子上站起来对还在继续织毛衣的刘翠萍说,等不回来了,又白跑一趟,我也回呀。

听见张铜鼓这么说,刘翠萍就立即放下手里的毛线和竹针,也站在地上,摆出一副送客的样子。这以后,张铜鼓在前面走,刘翠萍跟着走在后面,出了屋里,又穿过院子,等到张铜鼓一出了街门,就听见身后的大门已经关上了,接着又是一阵稀里哗啦的插门上锁的声音。

张铜鼓回过头看着黑暗中的街门,就觉得面前的这个家以后不能再来了,很明显的已经叫刘翠萍很讨厌了。整整一个晚上,刘翠萍几乎就不怎么和他说话,很卖力拉了那么一气风箱,也根本不解决什么问题,该冷脸的还照样冷着,冷冰冰,冷森森,很像是一块焐不热的石头呢,这么个女人啊。以后,要找张保,也只能在别的地方找了,包括张保家的附近一带。

这一年,张铜鼓一次也没有遇见过张保,说一次少,真的就是一次也没有碰到过,有时和别人说起,还没有人信,都以为他夸张,因为别人都能见到,唯有他碰不见。比如就在几天前,王世荣说他路过榆树院的时候,看见张保了,背着手,不知在那里说什么。说着便自告奋勇地带着张铜鼓去堵,还说十拿九稳,并且还问找到以后怎么办。张铜鼓说,找到以后我重重地谢你。王世荣就说,说好了啊,可不能反悔。就快速地往榆树院走,很快就到了榆树院,一问,才知道张保才走了,又说连五分钟也没有。两个人听说后就赶紧往出追,可是找遍了附近一带,连张保的一点儿影子也没有。那时候,就连觉得十拿九稳的王世荣也彻底愣住了,歪着头,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既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不过对于张铜鼓来说,却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这太正常了,太在意料之中了,如果要是真的突然看见了张保,那反倒会把张铜鼓吓一大跳,会觉得什么地方或者哪些方面一定出了问题,事情变得很反常了。有相当长一个时期了,虽然明明白白地知道他有家室,有妻儿,更有职务,不过在张铜鼓的眼里,张保早已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滴水、一股烟,在张铜鼓不找他的时候,他是活着的、存在的,像是活动在一堵墙的后面,一张牌的背面,和除张铜鼓以外的其他人打招呼、说话,除了肩负着外面的身份以外,还同时兼任着一个女人的男人,两个孩子的爹,做着他该做或不该做的一切。但是只要张铜鼓一开始行动,开始追赶或者四处搜寻他的时候,即便是一滴水,也是一滴不能让张铜鼓发现的水,在张铜鼓即将到来的时候,迅速地让自己蒸发,要是来不及蒸发和晒干,便眼一闭渗入到地下;即便是一股烟,也是一股不能让张铜鼓看见的烟,在他即将出现的时候,飞快地飘到空中,然后迅速散开。不,应该说没有然后,没有那么啰唆和复杂,应该是在上升的过程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应该说是边走边消失的才对。

村里像你這么糊涂愚昧的女人,现在还有多少?

多了,基本都是,有的还不如我呢。

不行,得想办法,要改变这种情况,这样长期下去怎么得了。

你有办法?

你先别得意,不要高兴得太早,也包括你在内呢。

我知道,我肯定也在内呢,我没高兴。

每次做完饭以后,郭有梅都要首先把菜刀藏起来,或者放到碗柜的深处,或者用别的东西压住,遮挡住,等到做下一顿饭的时候再拿出来。除了菜刀,另外还有斧子镰刀一类的危险的东西,那也是都需要藏起来的。这会儿不同以往了,以往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藏匿的,都在它们各自应该在的位置上。有时候看见胡荣荣的一双眼睛亮闪闪的,接近于贼亮,好像在到处找什么,郭有梅的心就会跳得扑通扑通的,她就怕她哪一天忽然对那些菜刀斧头一类的东西发生了兴趣,那可能就预示着将要有更大的麻烦来了吧?所以,一句话,尽可能地不能让那些东西出现她的眼里,不让她看见。眼睛看不见,首先就应该算作是第一层的预防和保护,郭有梅觉得,凭她现在的样子,看不见的东西也许她不大能想起来,而要是想不起那些东西,不惦记那些东西,而它们也不招惹她,不刺激她,不进入到她的眼里,距离危险也就会相应地更远一些,少一些。而有些事实也在慢慢地证明,郭有梅想的是对的,她的担心也是对的。

剪子也不见了。好像有好多年没见过它了。

有一天,在从她的婆家回来后不久,胡荣荣这样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从娘家到她婆家之间的那条路,她应该是永久地记住了,每次都是一个人,从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即使是后来有了这样的病以后。当然,也从来都是突然就走了,突然又回来了,事先从来不和任何人说,包括郭有梅,包括那边的公婆。只有一次,回来告诉郭有梅说,在那条路上,她碰到一个人,有人要卖给她一匹马,她没要,因为没用。没用其实还在其次,更主要的还是觉得那马看上去有些奇怪。这以后,那个人又要扶她上马,要让她骑马去看海,比画着唱着,我为你牵马拽镫……她听出他说的其实是一个水库,就是不远处的孤山水库。

对郭有梅说,我要马做啥,没用。再说,马是集体财产,私人咋能拥有?

又说,一看那就是个疯子。

说这些的时候,是大声地说的,说完以后,朝四处看看,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反正郭有梅是不知道。又看见郭有梅站在地上愣着,就很快又过来,把嘴贴着郭有梅的一个耳朵,小声地说,其实也不是没用,那么大的一匹马,那咋能没用?你知道么,我主要是怕犯错误,集体的财产,个人咋能据为己有?你明白我说的话么,能明白么?人生虽然漫长,可是人生的路上,关键之处,要紧的地方,却往往只有那么几步,走不好就全完了呢。

郭有梅说,犯错误的事咱们不做。

听郭有梅这样说,她眼里顿时浮现出一线笑意,像一湾水,浅浅的,弯弯的,接着又伸出一只手,赞赏地拍了一下郭有梅的肩膀说,嗯,你还算是个明白人,也终于说了句明白话。

贴着郭有梅的耳朵说话,小声地说,低声地说,把声音压到最低,这也是她近一个时期以来新养成的一个习惯,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话都被她嘁嘁喳喳、诡诡秘秘地说成了一种悄悄话。郭有梅觉得,那么说话,她一定是觉得旁边站满了人,尽管很多时候只有她们两个人。

能看出来,有时是自己对自己说话,说的声音也并不大,一副好像很没办法的样子。那时候郭有梅正在外屋的地上盛好一升米,准备借给住在村西的三狗他妈,实际上自己家里的米也已经很少了,可郭有梅还是决定借出去,不能让人家白开一次口,多维系一份人情就多一条路,不然就会立即变成一堵墙,挡住你的去路。这样的墙,不需要有多少,更用不着上升到密集的程度,往往是只要有那么几道就够你受的了,让你发现你已无路可走。郭有梅竖起耳朵听着,听见胡荣荣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剪子不见了,并没有拼命地寻找,也没有大喊大叫。郭有梅就告诫自己,不要出声,不要去接她的话茬,就让她自己一个人唠叨一会儿也不妨事,唠叨一会儿,再过一个时辰,说不定就已经全忘了。要是顺着她,也和她一起谈论起那件事,那可能就会像把一个东西扔进火里,越烧越红,烧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郭玉梅想起自己藏在一个包袱里的那把剪子,这会儿觉得是不是应该藏得再深一些。

晚上,没有再提剪子的事,只是一个人窝在一个墙角里,小声地唱了一会儿,唱着唱着,后来就睡着了。郭有梅心里掠过一阵惊喜,郭有梅就怕她再提剪子的事,更怕她在心里惦记。要是光看她睡着以后的样子,看上去那分明就是一个正常的好好的人,要是不醒来,不说话,谁也看不出会有什么毛病。郭有梅想起了从前,想起她没病的那时候,竟从来也没听她唱过。

深夜,有流星嗖嗖地划过,好像一些接到开会命令的人,正在心急火燎地赶往某个地方。

半盆水倒到院子里后,郭有梅拎着盆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

有流星嗖嗖地划过,像小队的人马,正在急疾地赶往某地,有迷路的一头栽进山里。

我慢慢地走着,走一步,看一眼,走一会儿,停一会儿。

我要是说我以后还会回来的,有谁会信呢?同样,我要是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来了,又有谁会信呢?猛一听上去,这就叫人不知所措了是不是?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不过在过了那些圆形的包袱般的山地以后,我渐渐地想明白了一些东西,为什么非要叫人信呢,这件事情真的就那么重要么?实际好像没那么要紧,不是么,信了怎样,不信又能怎样?况且这种事究竟谁说了算,好像谁也不算。话再说回来,你对别人的所说和所做又信过多少,又当真过多少?不是也一样当作马戏或者事故围观一下,还有很多时候甚至围观也不去围观,只是远远地瞟一眼,就让它们永远地翻过去了么?你过去了,他也过去了,过不去的和一时过不去的只有当事人自己。就像洪水过后,泥糊糊里只剩下一棵形容枯槁的树,那即便是一名当事者,它至少得需要好几年才能缓过来,别的同类和它有关么?无关,没有谁能替它,更没有谁愿意替它。不过,凭什么让别人替?要知道从始至终你也不曾替过谁。狰狞之手、庸常之面大白天造访,或者夤夜叫门,该谁的就是谁的。倘或过门不入,或与你擦肩而过,那只能算作是你的造化。直接地来说,你的造化便是他人的不造化,反之亦然。它讲述自己及其家人的梦一般的故事或遭遇,有愿意听的会停留一下,不愿意听的连停留也不会停留,直接掠过,或者视而不见,去奔赴各自的盟约。没有盟约的,宁可在大地上游荡,在角落里昏睡。

星辰清朗,晶明,可是映衬它们的夜空却是暝晦的,黑暗的。

一个酒瓶盖,两个酒瓶盖,三个酒瓶盖,四个酒瓶盖,五个酒瓶盖,六个酒瓶盖,七个酒瓶盖,八个酒瓶盖,九个酒瓶盖,十个酒瓶盖,十一个酒瓶盖,十二个酒瓶盖,十三个酒瓶盖,十四个酒瓶盖,十五个酒瓶盖,十六个酒瓶盖,十七个酒瓶盖,十八个酒瓶盖……

一朵玫瑰花,两朵玫瑰花,三朵玫瑰花,四朵玫瑰花,五朵玫瑰花,六朵玫瑰花,七朵玫瑰花,八朵玫瑰花,九朵玫瑰花,十朵玫瑰花,十一朵玫瑰花,十二朵玫瑰花,十三朵玫瑰花,十四朵玫瑰花,十五朵玫瑰花,十六朵玫瑰花,十七朵玫瑰花,十八朵玫瑰花,十九朵玫瑰花,二十枝杜鹃花,二十一枝杜鹃花,二十二枝杜鹃花,二十三枝杜鹃花,二十四枝杜鹃花,二十五枝杜鹃花,二十六枝杜鹃花,二十七枝杜鹃花,二十八枝杜鹃花……

去往孤山水库的路上,她的嘴里一直这样不停地说着。走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她觉得见过,也可能认识,可是却想不起他是谁,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不过,自从他从后面把他的一只手伸进她的裤子里以后,她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儿不那么好对付。因为,在他的那只手伸进来以后,她觉得不光是一只手,一起伸进来的应该还有一把锉,好像就是木匠们常用的那种锉,正在很猛烈地锉着她的皮肉。这以后,她就不能好好地走路了,她就怀疑他有可能是个木匠。她扭麻花一样扭了几个来回,发现不顶事,就抓住那只手,拔萝卜一样把它拔了出来。转过身,看见他的手里却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也没有听见他的那把锉掉到地上后的响声,就奇怪了。

锉呢?你的锉呢,没拿出来?

哪有锉,没有锉。

听他这样说,她就觉得那把锉还应该在她的身上,就在她的裤子里,她伸了伸腿,却没有东西掉出来;又把腿抬起来,放下,还是没见有东西掉出来;又原地跳了两下,还是没有。

不要跳了。这就是海,好看哇?多大的一片海。

确实,眼前全是水,远得都看不清对面的东西。

我有三毛九,一毛买冰糖,一毛买咸盐,剩下一毛九,刘全全拿走。

刘全是谁?

刘全全拿走,剩下一毛九,刘全全拿走。

只要你听话,我给你三毛九。

我不要你三毛九,我就要一毛九。

好,那就一毛九,我给你一毛九。

她看着他,眼睛里有了亮光。

没有一毛九,给你两毛。

我就要一毛九。

真是个死心眼儿,两毛不比一毛九多?

就要一毛九。

好,我给你两毛,你再找给我一分,这就成了一毛九了。是真的,没哄你。

还有完没完?能不能快点儿?

后面忽然又多出来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上来的,一张猿人的脸,黄澄澄的牙,一嘴很长的大黄牙,把两颗玉茭粘住,接起来,正好是他一颗牙的长度。不过,中间两个门牙更长,大概需要六颗玉茭,分成两组,再粘接起来。黄牙主要是对这个把锉藏起来的人表示不满。

黄牙说,拿着两毛钱,也想来占个便宜。

木匠样的说,是她非要一毛九,怨我?

黄牙说,快点哇,麻烦死了。

木匠样的说,那也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哇?我先来的,对不对?

黄牙的声音越过他的肩膀和头顶,冲着她大声地说,我给你五个三毛九,十个三毛九。

她说,剩下一毛九,刘全全拿走。我就要一毛九。

木匠样的回头对黄牙说,显得你有钱?一上来就瞎咋呼。

黄牙笑着说,唉,愣死了。

他们面前的那片水,有的地方发蓝,有的地方发绿,还有的地方则好像生了褐红色的锈,不过他们中间可没有人顾得上去想其中的原因。一部分山映在水里,多数的时候显得安安静静稳穩当当的,但是有时候会突然打一个冷战,浑身哆嗦一下,像是受到了惊吓或者推搡。

回去的路上,路过大水坑的时候,张铜鼓摔了一跤。好像也并没有啥东西绊他,走着走着就摔倒了。张铜鼓倒在地上,自己都觉得失笑,幸好是这么一个黑漆漆的夜里,没人看见,要是在白天……忽然他不笑了,因为感觉嘴里热乎乎的,还有东西顺着嘴角往外流。用手抹了一下,觉得手上有些黏,就觉得可能是血了。还有鼻子,鼻子里也是热辣辣的,唰唰的,下面黏糊糊的。胡乱抹了几下,张开嘴往出吐的时候,听见嘴里有东西在嘎啦嘎啦地响,顿时就怀疑有牙掉下来了,掉下来的牙和那些没掉下来的牙在嘴里相遇,磕碰在一起,就发出了那种嘎啦嘎啦的响声。这以后,他又张开嘴,同时伸开一只手接着,果然有两个牙随着黏热的血一起到了他的手里,被他接住了。舌头在嘴里迅速扫巡了一遍,很快又探测到两个最新的豁口,像小时候换牙的那时候一样,用舌尖舔了舔,先舔到一个洞,接着又是一个洞,便知道豁口那里已没有牙了,这才明白牙并不是磕断了一部分,而是两个牙都掉出来了。

他抬头看了一下,没有月亮,只有星星,星星很冷很高远地镶嵌在黑蓝色的天上。

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倒是很快就起来了,除了觉得身上虚弱,没有劲,好像受到了一次重重的惊吓,别的倒没有什么。当然,脸上和嘴里的疼痛是一下去不掉的,鼻子也还在酸。拿手摸了摸脸,感觉脸上变得很高,很鼓,颧骨那里正在一丝一丝地疼,便知道颧骨也碰破了,是那种见风以后的疼痛,破处就像洒了酒精或盐一样。另外,脸上摸上去还有些细腻的感觉,他当即就知道那应该是扑倒以后脸上就沾满了地上的细面面土,那种土沾到人的脸上或手上,脸和手就会变得很细。这以后,他慢慢地往家里走,脑子里传来赵玲看见他以后的尖叫声。

和他想的一样,赵玲看见一张血糊糊的嘴和一张浮肿得又高又鼓的其间还夹带着血丝和血污的灰色的脸在门响过之后出现在她的面前时,果然吓得惊叫了起来。张铜鼓对她说,别怕,小时候让马蜂蜇了就是这样的。这样说的时候,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又鼓又肿的紫涨涨的脸,两个眼睛被挤成一条线。除了这些,还有暮色、庄稼、烟,烟里模糊的人脸和身影。

赵玲以为他叫人打了,他告诉她只是摔了一跤。

好好的,咋就摔了?

张铜鼓说,明天再和你说。我先睡呀,身上一点儿劲也没有。

第二天醒来,张铜鼓张开嘴,让赵玲看,说短了两个牙。

赵玲说,牙呢,在哪,我看看。

张铜鼓说,扔了,当时就扔了。

赵玲说,扔了?

张铜鼓说,不扔了还有啥用,你还能再安上去?

赵玲说,好好的,咋就能摔倒?

张铜鼓说,我也不知道。张铜鼓说着,看着窗外,好像在回想着什么。

赵玲说,就怨张保。

张铜鼓说,对,除了怨我自己,还有就是他。那个狗东西,我再也不去找他了。

在和张铜鼓说话的时候,赵玲吃惊地发现,一夜之间,张铜鼓老了十岁也不止,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好像还不仅仅是老,还有陌生,还有别的。那张脸,除了让她觉得陌生,生分,还有些怪怪的东西,变得她都快不认得他了。每次她从外面进来,都会不由自主地下意识地在门口停顿一下,就感觉炕上坐了一个生人,一个她从来都没见过的人。

赵玲对张铜鼓说,你最少老了十岁,我这还是少说了的。

张铜鼓凄凉地笑了一下说,有可能。我也觉得从里到外好像突然皱了一下。

从这一天起,张铜鼓就时常觉得身上没有劲,大部分时候都睡着,有时候穿好衣服起来,也还是在炕上坐着,背靠着墙。赵玲发现他的脖子好像比原来变长了也变软了,软软地支撑一个头,头好像更软,经常动不动就垂在胸前。坐在屋里,听见野猫在旁边的院里凄厉地叫。

张铜鼓对赵玲说,猫叫得人心里好麻烦,你能不能出去把它赶走?

赵玲说,哪有猫?

張铜鼓说,叫得这么利害,你没听见?就在旁边那个院子里。

赵玲就出去,踩着梯子上了墙头,往旁边的院子里看,却并没有看见有什么猫,别说野猫,家猫也没有。不过,荒草丛里似乎有东西在活动,却看不出是什么。又从梯子上下来,捡了一块小石头,又踩着梯子上去,把手里的小石头往草丛里扔去,好像听见草里唰的一声。

赵玲问张铜鼓,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在做啥?

张铜鼓说,还能做啥,睡着,要不就坐着。

赵玲对张铜鼓说,你快快地好吧,等你好了,先去给你镶两个牙。

张铜鼓说,这样不好看?

赵玲说,好看不好看也得镶,不然呢?你准备后半辈子就这么豁牙露齿地过呀?

张铜鼓说,镶两个金牙,大金牙。

赵玲说,难看死了!你不怕人说你是坏人?影片里好多坏人都有金牙。

张铜鼓说,我是在瞎说呢,金牙不光难看,也不是谁想镶就能镶得起的。

赵玲说,镶得起也不镶,除了难看,还恶心。

张铜鼓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张保的女人,脸上不只有黑点,还有两个绿点点呢。

赵玲说,刘翠萍?绿点点?

张铜鼓说,对,还是墨绿色的。

赵玲说,你咋知道?

张铜鼓说,那天在他们家,我看见的,就是后来我摔倒的那天。

赵玲说,就是从他们家出来以后摔倒的?

张铜鼓说,就是。

赵玲说,刘翠萍,我也有可长时候没见过她了。

张铜鼓在赵玲的脸上看了一会儿以后说,你没有,你就有两个粉刺。

赵玲说,想叫我也有绿点点?

张铜鼓说,绿点点不好,我看见她那两个绿点点就觉得不干净,她让我吃包子我也没吃。

赵玲说,还叫你吃包子?还叫你做啥了?

别的就没了。张铜鼓说。他没有提帮刘翠萍拉风箱的事,他觉得提了不好。

后半晌,没有太阳了,天气灰蒙蒙的。

郭有梅先是隐隐约约地好像听见一声锣声,以为接下来还要敲,后面却再有没有了。她也就是那时候才回来的,就像几天没吃过饭,一回来就在柜子前吃了两碗饭,是站着吃完的。

郭有梅说,出去混了一天,连一顿饭也没混上。

她说,他们以为我喝酒了,我说我没喝。

说着又踮着脚没有声音地走过来,贴着郭有梅的一个耳朵,压低声音,满是神秘地说,实际上我喝了,我是骗他们的才那样说。

你是在哪喝的酒?

一毛九。

看见她头上扎了好多小辫,裤子上全是土,郭有梅就想拿笤帚帮她扫扫。来,给你扫扫。郭有梅还是尽量温和地对她说的,却没想到她一下跳开,站得远远的,接着又一弯腰,咣当一声,从裤带上掉下来一把菜刀,把郭有梅吓了一跳,两个眼眶顿时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提防了那么长时间,看来防来防去还是没防住,这是啥时候藏了一把刀?郭有梅想着,伸手去捡,却有一只更快的手抢在她之前拿了起来。先前没拿菜刀的时候还好好的,脸上也并没有出现凶狠之色,这会儿手里握了菜刀,脸上的神色也一瞬间跟着变了,还像一只恼怒的狗一样龇出了牙。郭有梅惊愕地看着。郭有梅想了一下,慢慢地伸出一只手,想把刀要过来。

把刀给妈。

给你?凭啥给你?

凭我是你妈。

嘁!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是谁?还想冒充我妈。

荣荣,我真的是妈。

你这一套,骗骗小孩子还行,想骗我,你想错了。

你连妈也不认得了么?你想想看,你才吃的那两碗饭,是谁给你做的?

聪明一点儿的,你就赶快走,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小心我敲死你!

这成了啥了,连妈也敢敲?把刀给我,我给你做饭去。

不吃!你无非是想在饭里下点儿药给我,以为我不知道?

郭有梅装着要去柜子上拿东西的样子,故意不看她,慢慢地朝柜子前走去,实际是想趁她不注意把刀夺下来。不过,就在她忽然转身,伸出手要夺刀的时候,一边的肩膀上已经被狠狠地砍了一下。又接着,带着重重的铁锈气的刀来到了她的脖子上、脸上和头上,郭有梅忽然感到身上乏累得利害,就像一口气走了七十里路以后的那种感觉,郭有梅觉得自己再也走不动了。坐一会儿哇,躺一会儿哇,累死了。郭有梅听见自己对自己说,又觉得好像是年轻的时候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她躺在地上,看见屋顶上红红黄黄的一片,一会儿怀疑是火,一会儿又觉得好像是外面照进来的晚霞。听见远处的地里有人在喊叫,却听不清在喊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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