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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花梨之战”与“皇帝洞”石砌工事

2020-06-09 12:26:38 现代青年·精英版 2020年5期

何以端

三百年前,一笔巨大的花梨木财富引发数县官府垂涎。贪婪需索之下,黎汉群众发动史上罕见的“罢农”,还占据霸王岭周边广阔山区,武装起义前后延绵十一年,伏而又起,两次击败全琼的常规机动官军,最终在高层清官介入下又都和平解决……

此事海南官府做得很不漂亮,而一些有学问的起义领袖却潇洒磊落,所以方志记载极少,亦难免闪烁其词。

通过史海披沙拣金,本文大致还原事件始末,锁定地理背景,再次感叹真实历史往往比文学创作更为鲜活!尤其惊喜的是,由此破解了昌江县王下乡“皇帝洞”洞口的人工石壁之谜——此次起义农民军大本营的防御工事实物。

这可能是唯一的黎峒古代军事遗迹,规模宏大保存完好,比毫无底蕴的捏造“皇帝洞”虚名有意义得多。

“吴十花梨”是现存记载中最大一笔花梨木财富,俄贤峒花梨后来蜚声天下,与此事显然密切相关。

大型石砌,触目神秘

海南建省之后,昌江县王下乡南尧河中游的“皇帝洞”逐步被外界知晓,河谷秘景与神奇洞穴交相辉映,使旅游者印象深刻。

“皇帝洞”依山傍水,在二十多米高的山腰处,洞口向北俯瞰南尧河。从远处眺望,伟岸洞穴像一头张口的大水牛。按2017年县政府所立的说明牌,该洞宽约35米,深约50米,高25米,面积约570平方米,在此之前,一些说法尺寸要宽大得多。

这是一个典型的石灰岩洞穴,附近还有若干個。与其他洞穴不同之处是:一堵足有两人高的石壁,近两米厚,整齐严实地拦住了宽阔的洞口。石壁用的是当地片石,以干摆式砌筑,外立面整齐,工艺坚固老到。

虽然墙外还有石块构成的斜坡,登墙入洞并不难,但这堵墙依然给来访者留下鲜明印象。这显然不是天生,而是人工砌筑的。

1932年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考察南尧河(当时他称为大歧河),就记述了这个洞和这堵墙:

大家考察了大岐河谷左岸,在荷乐西面附近的高耸岸壁的洞穴……洞穴的入口处有明显地是为了加固而用人工劈石砌成的石壁堵着。荷乐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人砌成这些石壁的。

史图博很自然地提出问题:谁砌的?什么时候砌的?

我加个问:为什么砌的?

工程不小,劳动量很大,绝非朝夕可成,却又并非砌房子或院墙,既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生产。唯一可能的目的是军事防御,防御外敌进入洞内。

历史上汉学问圈从来就没有进入这片秘境。那么,到底是谁防御谁呢?

至今,无人能答。

巨大财富,官逼民反

历史之谜往往茫无头绪,有时却又露出若干线头,如果方法正确,也可能在一团乱麻中抽丝剥茧。

在细考三亚“海判南天”巨石记载时,我终于发现一个有效线头,就是时任知州宋锦所撰的乾隆《崖州志》,“平黎”项下两段记载。加上对其他一些乍看风马牛不相及的记载,一步步分析下去,拼图最终浮现。

先看乾隆《崖州志》第一段:

(康熙)五十年辛卯,吴十进黎开花梨山。儋州祖牧、临高樊令欲取之。吴十纠黎抗拒。后详上宪,仍着两州县拿解。不获,遣兵征剿,伤千总一员。五十ー年,动五营兵讨之。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

试试逐句分析——

“吴十”其人,是本题第一号关键人物,其身份未见记载,但可以肯定不是黎人,否则就不需要“进黎”开花梨山。他应该是汉区有一定财力势力的人物,策划了一次进黎峒采花梨木行动。

史料多载,汉人若要砍伐黎山花梨木材,只要送峒主若干钱物(最受欢迎的是盐、铁、铜鼓,后期是火枪和银元),峒主欢喜,便即划一个大致地域允其开采,称为“发黎山”。另花钱雇的劳动力,也多是本地黎人。林莽森森,生产力有限,收获难以预期。但收获再多黎峒不会干涉,再少汉人也不能反悔。

吴十这次开山收获之丰,超出想象,以致惊动州县,两个州县官“欲取之”。

宋锦这里是“春秋笔法”,说明吴十开山上符国家法度,下合黎峒规矩,无可挑剔。官府“欲取之”是无理强夺,这严重冒犯黎峒习惯法,侵害了汉黎民众的合法利益,于是吴十愤然“纠黎抗拒”。

查《道光琼州府志》职官志:“儋州祖牧”即知儋州祖觐扆,康熙四十六年至雍正二年在任,任期长达17年(如果方志没有漏记后面一两位知州的话)。

“临高樊令”即知临高县樊庶,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一年在任,任期11年,也是康熙《临高县志》的编纂者。据载这位樊庶却是清廉勤政,为民所拥戴,后因积劳成疾而去职,被列入“名宦”的。

激发民变,两地报到“上宪”,至少是道府一级。上头允许州县逮捕,(由于民黎暗中保护)官府抓不到。于是派兵“讨伐”,谁知打仗也不占便宜,损折了一名“千总”(约相当于连长)。

官方终于派出“五营兵”前往讨伐。这是清代海南常备陆军的全部,包括镇标左、右营和儋、万、崖营,大概四千余人。除了必要的留守兵力以外,倾巢而出,却依然一无所获!

三年以后,钦差大臣驾到,吴十才“出降”——这句记载应该有不准确处。据考,钦差“三大人”是奉旨测绘的,地方必须提前备妥一切,包括绥靖治安。所以,应该是海南官府主动宣布一切既往不咎,花梨亦不索取,事件遂迅速和平解决。限于篇幅,相关考证从略。

再生事端,崖州染指

乾隆《崖州志》紧接着记载了第二段:

五十八年己亥,监生邢克善入黎,取吴十所遗花梨。知州董桓祚欲分取之,善遂邀众开州款上控,波及吴高、吴尚志等。州着吴高等攻善。善遂潜入黎方,纠黎抗拒。知州会游击刘升,发兵追拿。善遂率州西民黎缴犁耙罢耕,凿散村乡。州报善叛逆,道宪卞(之纶)会总镇遣五营兵征剿,未获。伤琼兵百余人,儋、万兵十余人。由是地方扰动,黎人乘势出山掠财畜,伤妇人冯氏、林氏。越三载,壬寅,道宪沈(澄)至崖,善自出请罪,解省安插。(文内括号系据光绪《崖州志》增补)

先考据相关当事人——

查《道光琼州府志》职官志:

知崖州董桓祚,康熙四十二年起在任,其后一任是雍正五年到任的程哲。如果方志没有漏记后面一位至多位知州的话,董桓祚的任期更长,24年!

刘升,高州人,康熙五十九年任崖州营游击。

前后两位分巡道:

“(分巡雷琼道)卞之纶,奉天正白旗人,监生,五十五年任。”

“(分巡雷琼道)沈澄,浙江山阴人,岁贡,六十年任。”

“吴高、吴尚志等”,身份未明。

本题的第二号关键人物、“纠黎抗拒”官府的监生邢克善,乾隆、光绪两版《崖州志》均无先容,在《选举志》卷内甚至看不到“监生”项目。

蒙乐东邢氏史料整理的资深人物邢越先生帮助,查得当代新编《邢氏族谱》,邢克善确是崖州监生,辈分为居琼邢氏第十八世。邢氏历代成名读书人不少,该族谱相对完整、世系分明,宋末万安知军邢梦璜属居琼五世,其第四子、“肇基黄流”的邢万胜则属居琼六世。族谱中,邢克善家支为“铭派宏属”,他是邢震玉次子,长兄为邢克仁,比他大十四岁,无功名。

据邢越先容,邢氏族谱早年仅以手抄本相传,至乾隆才有木板印行。修谱时靠各宗支后代提供线索录入,如某人无后,旁支兄弟也无法提供,那么此人的记载线索就会中断。族谱载:

克善,字存之,监生。生康熙丁巳(1677),配孙氏,(生)康熙戊午(1678)。子元松、元桧。考卒雍正丁未(1726),葬小石门麻头壬山……

笔者涉足海南文史以来,邢克善身份是民间谱牒对考据作出有力旁证的第一个例子。

现在明白:为什么只有《崖州志》正面记载此事——因为第一次造反,涉及钦差到崖州下马岭立石;第二次造反,涉事官府和造反头领都是崖州的。

保卫花梨,同仇敌忾

人物基本登场以后,下面将事件逐次还原。

这可以说是海南的千古奇闻——同一批花梨木财富,导致两次黎汉起义,主要情节还高度相似。都是官府恃势欲夺民财,激起黎汉一致反抗,抓不到领头人,官府出动“五营兵”征剿,又都失利;起义都各坚持了三年,最后碰到钦差或著名清官,造反首领主动出降,和平解决。那笔花梨的下落又始终没有交待……

吴十造反三年,最终一抚了之,但花梨财富仍未处理。由第二段记载可知,无论儋州还是临高的官府都没敢强取这笔大财。五年之后,轮到邢克善重新处置,“取吴十所遗花梨”。

按乾隆《崖州志》的“春秋笔法”,邢克善入取花梨,显然也是合理合法,受到黎峒认可的。然而官府再次垂涎。这回是崖州知州伸手了,已当了16年知崖州的董桓祚,“欲分取之”。

邢克善是本地人,有学问有功名,见官可以依法不跪。他看重自己的身份,并未如吳十般简单地“纠黎抗拒”,而是在皇朝体制框架内依法维权,“遂邀众开州款上控,波及吴高、吴尚志等”。动员群众上诉,揭发知州任内诸多劣迹,还涉及其他“污点人物”。

这些控告显然有力,邢克善知道要害,证据确凿,董桓祚不敢在体制框架内接招,只有出阴招指使关系人动武,“州着吴高等攻善”。记载至此,双方是非曲直已一目了然。

合法渠道被苛政野蛮堵塞,“善遂潜入黎方,纠黎抗拒”——作为官方记载,当然不能说邢克善正义官府不义,用语是很小心的。但事实清楚,这件事激起了黎汉广大群众的愤慨,一边倒地支撑邢克善。

康熙前期因为海禁和三藩之乱,地方赋税紧张,常有州县多年拖欠钱粮的,设法捞点额外“花梨财”补贴欠账,或许也是无奈之举。如果儋州、临高方面还多少有点不为人知苦衷的话,那么崖州董桓祚作派的官逼民反性质,就特别明确了。

修乾隆《崖州志》的宋锦,知崖州五年,是位“慈惠清廉”的名宦,继董桓祚后知崖州不到三年的程哲,亦入“名宦”;而前后知崖州24年的董桓祚却不入“名宦”,其官声之不良已跃然纸上。宋锦在语言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公道地表述了此事。

此后官府压力一再升级,双方对抗更加表面化。先是崖州地方军“发兵追拿”,这是官兵第一次公然出动;邢克善则发动整个崖州西翼(约相当于当代乐东全县范围)汉黎百姓“缴犁耙罢耕”,出现史上罕有所闻的“罢农”,同时又“凿散村乡”。按村乡不能“凿散”,这意思是:官府对该地区的管治已完全瘫痪。

这是一件广泛社会事件,不过论到性质还是和平非暴力抗争,与吴十不同,依然体现了邢克善的“监生”身份和高度理性。

董桓祚却再次滥权,向上“报善叛逆”,加大迫害力度。“道宪卞会总镇遣五营兵征剿,未获”。“道宪”即雷琼分巡道,是省按察使的派出官;总镇,海南常备军最高指挥官。琼州军政当局偏听偏信,或者干脆与董桓祚同声同气了。

如前所述,琼军除留守兵以外倾巢而出讨伐义军,同样再打败仗,折损百余人,比讨伐吴十那次还狼狈。

清官亲临,和平解决

此后广泛“地方扰动”。既经武力抗拒,邢克善再也不可能“非暴力”,而走上吴十道路,实行武装割据了。不过在与官府长期对峙中,记载仅伤两名民妇,这恰恰说明控制了几乎整个崖西的义军,行事相当克制,邢克善领导得力。

官府既无可奈何,农民军也没有主动进攻。就这样直到新任道宪沈澄上任,为此事亲到崖州,事件很快和平解决,“善自出请罪,解省安插”。

“沈澄,浙江山阴人,康熙间由岁贡历官雷琼道。清介自守,表率有方,多善政。凡所属有瑶黎者,必语其官司,示以诚信,由是皆率俾焉。”(《道光琼州府志》)

沈澄系以贡生新出任雷琼道,此前官声未显。他已知此事重大,很可能主动接触邢克善,“示以诚信”。后者是明白人,深信沈道之诚自行出见,一身担当所有“罪过”,愿停止对峙。

沈澄当然会给他足够申述机会。由于官逼民反的过程很清晰,于是尽可能息事宁人,参与人员一律既往不咎,回家安居乐业,事件和平解决。沈澄亦因敢作敢为,爱护黎汉百姓而官声远播。

毕竟,造反首领邢克善号召力太大,不宜再留崖州,所以解送广州“安插”。省城不是“远恶”之地,这不算为难他,而且他的监生功名应该还是保留了的,他的子孙依然能参与科举。有敢作为的清官沈澄在,那批花梨木估计官府再不敢染指,而按照邢克善们的初衷处分了。

此案,官府文牍无疑是清晰的,宋锦尽简叙述。通过分析,官场的泾清渭浊、官民关系、黎汉关系,以及行政良劣对地方治乱的直接影响,令人信服地展现在眼前。在苛政压迫下,黎汉绅民会自发地团结抗拒,并一再击败官府大兵。

按族谱所载,邢克善去世于“安插”广州五年之后,归葬本地“小石门”,即乐东县千家镇西南方,石门水库大坝东北1公里处。

落实历史,还靠地理

十一年两次起义,整个来龙去脉似都已清楚。但是,事件发生在哪里,凭《崖州志》两段惜墨如金的史料仍然毫无头绪。

招致儋、临、崖三个州县垂涎、如此顶级的花梨山,到底在哪里?农民军一再击败官军的古战场,又到底在哪里?如果不能在地理上落实,那么整个故事将依然处于某种悬浮状态。

解开谜团的钥匙,在追寻史图博足迹时不期而遇。事件核心地域居然与这三处都没有关系,而在第四个州县:感恩。

请看民国《感恩县志》(海南版50页)的两段:

砂锅岭,又名吴十峒,在城东北二百余里。《旧志》作一百里,误。岭上有石如门。相传入其内甚宽敞,栋柱梁桷悉备,非人工所能为。内有石棋一局,院中芭蕉数本,里人或误入者可取食,若挟之以出,则昏迷莫知所向,掷之则醒。好事者有心寻觅,亦不必遇,因名为小桃源。《旧志》

钟鼓岩,在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前面临水,上有石室一所,倒悬石球无数,望之文采灿然。有水从上滴下,历年久而地不贮水。左右有穴,望之阴翳。好事者秉炬而入,仅容一身。行里许昏黑,寒冽莫测,底止。中有二石,扣之,一如钟声,一如鼓韵,故名。《旧志》

该志注明系引用旧志记载,据考即康熙《感恩县志》的两个版本,限于财力一直不能出版,原书大部亡佚。但其后乾隆、道光两版《琼州府志》对这两条各有承接性记载传。其中,乾隆《琼州府志》有“钟鼓岩”一条,内容与民国《感恩县志》大致相同。道光《琼州府志》则“砂锅岭”“钟鼓岩”皆录,“钟鼓岩”条小字注按“萧志”即乾隆《琼州府志》;“砂锅岭”条小字注按“县志”,即康熙《感恩县志》,唯词条内未记“又名吴十峒”。

1937年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玉道”图幅包括尖峰岭以北的昌化江干流、俄贤岭西段地域,其东侧是“吾什峒”图幅,包括俄贤岭东段及整个南尧河流域。当时新设的白沙县、乐东县以俄贤岭分界,岭南属白沙,岭北属乐东(这个地图也可能标反了);但此前,南尧河流域一直属感恩县。

今称“皇帝洞”位置,该图标注为“钟鼓衙”,钟鼓衙附近及其下游的南尧河两岸若干小聚落,标注为“吾什峒”。“吾什峒”与“吴十峒”谐音,峒名与事件挑头人“吴十”相同;“钟鼓衙”与县志“钟鼓岩”谐音。

县志“吴十峒”,除了洞穴还包括周边区域,传说色彩浓厚;地形图则作为南尧河某段中游的地名,相互大致吻合。县志“钟鼓岩”,地形图“钟鼓衙”均实指岩洞,汉字汉意,亦相互吻合。实地考察,方志记述的不少景物要素,如芭蕉、“有水从上滴下,历年久而地不贮水。左右有穴,望之阴翳”等都符合现场。

对相关时间及因果作个分析:康熙两版《感恩县志》都在吴十造反之前编撰,此后直到民国十八年才重修。因此,“又名吴十峒”之载显然是民间相传,民国志采访所加。至于里程出入,因为小路崎岖复杂,方志前后记述不尽一致是可以理解的。

地形图勘测,在民国《感恩县志》出版(民国二十年)后仅仅五六年,两者应有相关性。不过地形图地名按惯例仅取同音,地名与县志字面不相同,也可能是实地采访,两者独立互证。

花梨蜚声天下,工事全岛唯一

有了地形图,“吴十峒”与“吴十”相关的可能性大增。如果再联系皇帝洞口如此大规模而又“来历不明”的规整防卫堆砌物、俄贤峒-霸王岭的花梨甲于海内、南尧河流域地形非同一般的险要封闭……种种“吴十”相关性,恐怕就不应再有怀疑了。

大家将事件拼图整理一下——

“吴十花梨”之所以引得三个州县官食指大动,乃至激起民变,就是因为“生黎”深处的俄贤峒-霸王岭花梨,此前尚未被人充分了解。吴十的规模开采,意外收获令人震动,此后,这里的高质量花梨就闻名遐迩了。

通常“开黎山”所获,未必马上外运,一来湿木太重难运,二来伐后虫蚁喜欢蛀蚀边材,而心材则咬噬不动,这就完成自然初加工。这笔巨大财富,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官府,也是吴十和邢克善起义军经费的底气所在。

当初儋、临两地方官伸手拿花梨,或因七差盆地乃至霸王岭山区曾属儋州“七坊峒”,而吴十本人或是临高的民人。这个推测是否正确,并非事件关键。重要的是,地理上能够与儋、临、崖三地都有“勾连”的花梨大产区,非俄贤峒-霸王岭莫属。

说到邢克善,崖州西翼山区与感恩东部山区的主要天然通道是昌化江河谷。在大广坝水库蓄水前,这条通道一直是畅通的,民间常有往来,当然某些路段也比较狭险。只要沿江下行到佳叨村附近,便既可進入俄贤峒,也可上溯南尧河。

位于昌化江河谷东岸的俄贤峒,有若干峡口,又是进入南尧河谷的门户。俄贤峒北行,可经燕窝岭再到七差盆地(这是史图博行走路线);西北行,可经东方村再到县城,路都不算太艰险。

南尧河谷地理特别封闭,地势崎岖,像一个出口向西、向俄贤峒的长口袋,易守难攻。南尧河下游是两个大拐弯(现已被库水淹没),再上溯则更狭窄险阻,石灰岩陡壁几乎直上直下,在南尧河水电站大坝往下一看(现在已是事实上的无人区),就知道了。

南尧河谷外出的另一条小路是正北,经过今日王下乡,穿越霸王岭长长的险峡(1937年地形图称为峨沟峒)到七差盆地南缘。此路极难极险,一般人根本不敢走,只有当代千辛万苦才能修通公路。至于史图博离去时翻越南尧河源头、海拔七百余米的分水岭山坳进入昌化江中游河谷,同样不是官军能走的。

全琼兵力先后两次“围剿”都大败而回,正因为非同一般的复杂地势。他们只能从俄贤峒仰攻南尧河谷。长途跋涉、不熟地形、与地方百姓为敌,在狭隘的通道里昏头转向,到处受弓箭伏击,不败才怪呢!

大广坝水库修筑前,库区河谷不少宜居平坝都有传统村落。官军未至,农民军在这一带可以休养生息,大兵压境便退入南尧河谷坚守,层层设伏,待机袭扰。南尧河谷“吴十峒”遂由此得名。

“皇帝洞”大溶洞,是俄贤岭-霸王岭石灰岩地貌的典型发育,洞中套洞,洞后又有洞,前后三个大洞,而某些内洞据说深不知底。这自然成为起义军大本营,洞口的石块堆砌物工事,显然是最后一道防线。

不过官军极可能无法通过南尧河下游险峡,进不了吴十峒,所以“皇帝洞”工事也未经实战,随后就慢慢被遗忘了。《感恩县志》虽然补录了“吴十峒”,对这道石砌壁也没有记载。

昌江县政府1987年竖立的“皇帝洞自然保护区”水泥碑,地名显然是臆想,所谓民间传说也是应景编派的。1986年的《海南岛地图册》中,这个地名仍未标注。

“吴十花梨”是史有明载最大一笔花梨木财富,“吴十洞”规模宏大的石砌工事,是迄今所知唯一黎峒古代军事遗迹,农民起义事迹记载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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