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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亚?*

2020-01-05 05:37:02 学问纵横 2020年6期

区域常识及其分类框架是大家认知历史和当下世界的重要基础,也是大家思考和理解世界秩序与全球互动的关键环节。对于世界区域内部结构的认知,构成了大家理解和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使大家得以面对外部秩序的复杂变化,同时也使大家从这种复杂变化的背后,去反观自身内部的阶段性与结构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基于独特的历史语境与传统,中国周边的区域正在扮演越来越立体而丰富的角色,其中,中亚(Central Asia)的历史与当下定位尤其值得关注。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亚位于世界最大的连片陆地——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经长期扮演着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往桥梁的重要角色,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与信息交流的重要周转地区。在近代,整个世界力量中心从陆地逐渐转向海洋,这一区域又成为世界列强博弈的舞台。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构成的当代中亚,开始形成新的身份认同与对外认知框架,从而为这一区域的未来发展打上新的时代烙印。而且,由于联结东亚、俄罗斯、西亚、南亚以及高加索地区的独特区位,在当下的全球治理与安全框架中,中亚必然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层面来看,正如英国学者汉布里所指出的,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通道(中亚多数大河都注入北冰洋),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另一方面,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周边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1]可以说,封闭性与联系性共存的状态,构成了中亚在欧亚大陆乃至整个前近代世界的基本图景,并成为大家理解当代中亚及其区域定位的基本前提与基础。

一、地缘身份

长期以来,作为欧亚大陆东西段之间的交流通道,中亚缺乏稳定的政治结构、历史传承与族群结构,动荡与流动成为这一区域的显著特征。在文明史的脉络中,中亚无法形成具有连续性的整体认同,因此往往作为周边文明历史的附属区域而存在。而该区域自身在周边诸文明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则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从常识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中亚一方面始终在吸引着历史和现实的目光,另一方面却吞噬着大家对于这一地区的既有认识,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一区域内部秩序的不断变动与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这种形态,塑造了中亚在欧亚大陆认知框架中的基本状态,也构成了公众层面中亚认知的基本样态。在此基础上,大家必须首先回答与地缘身份相关的几个问题:中亚是什么?中亚不是什么?中亚会变成什么?

长期以来,中亚是欧亚大陆东西段之间的交流通道

(一)中亚是什么?

这是一个关于中亚区域及其地缘定位的问题,只有当大家理解了中亚与更大的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大家才能理解中亚本身。从历史与地理的视角来看,中亚可以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视野下广阔的西域地带,构成了中原核心叙事的重要补充,其内容的丰富与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判断相关王朝是否为大一统王朝的重要标志。中亚也可以是欧洲文明中亚历山大东征曾经接触过、[2]但同时又长期没有关注的东部世界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认知中,中亚成为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空间的组成部分之一。中亚同样可以是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内部交流的中介区域,这一区域里的绵延不绝的交通路线,为东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与实践经验。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力量的全球性扩张和世界地缘局势的演变,中亚更是成为俄国与英国“大博弈”的内陆亚洲区域,并从地缘角度影响了欧亚大陆东西端的政治军事形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史研究大家巴托尔德指出:“中亚的未来决定于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地区,中亚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完全有赖于铁路的发展(它恢复了与海路贸易有同等重要性的陆路贸易),中亚大概将不再起它以前起过的那种与远东贸易上的作用,并且也似乎不可能在西伯利亚铁路外,又修建一条贯穿中亚到中国的铁路。不管怎样,未来修筑欧洲-印度铁路的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知道在这一规划中中亚将起什么作用。为此,俄属中亚不但有其过去,同樣也有其未来。”[3]在这里,巴托尔德预测到了中亚有可能在铁路互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却没有预想到中国在新世界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当然,历史有其自身演进的主体性,中亚可以是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的俄国-苏联中亚区域,更可以是当代的中亚五国甚至更为广大的区域。从总体来看,它是一种经历过几个阶段变迁的学问-生态共生区域,是一种与周边文明及国家力量具有特定关联的区域,也是一块大家在思考自身社会与文明发展过程中无法全然回避的区域。

(二)中亚不是什么?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亚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单独单元,它无法确立自身的整体性话语与认同,而必须依附欧亚大陆周边的某一力量单元方能展现自身的能量。从现实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层面而言,中亚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它在经济和生态上的脆弱性使其无法在长时间内形成一致性的力量。在认同层面,在可预期的时段内,也难以出现一种共同的、稳定的“中亚人”意识。

例如,在中亚的漫长历史上,大家还找不到一个真正囊括这一区域的、并以本地区为政治中心的长期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便是在著名的蒙古帝国时代,中亚也并没有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而只是整个帝国的一部分。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俄争夺中亚的时代,中亚在英国殖民政策的定位上也处于某种边缘位置,其地位无法与当时作为英国南亚战略支点的英属印度相比;中亚在俄国扩张政策中的地位也要次于其在东欧和高加索方向的推进。而在中亚内部,由于苏联框架和宗教、族群因素的巨大影响,其内部存在基于行政、历史传统、生态类型、语言等多种分类意义上的区隔。因此,当代中亚五国的共同区域身份认同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远不及先前苏联的苏维埃共同体认同,也更比不上中亚各国自身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亚更多的是一个外部附加的区域概念,而较少地成为这些区域及其国家的内生认同概念。正因如此,所谓的中亚国家联盟(the Union of Central Asian Nations)——2007年由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建立的类似欧盟的涵盖五个苏联时期中亚共和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盟,更多的是一种哈萨克斯坦单方面的构想。虽然哈萨克斯坦具有疆域和经济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但在人口密度与历史传统方面具有优势地位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未必愿意承认哈萨克斯坦在这一区域发展与未来构想方面的主导地位。而且现实状况也表明,这种构想始终处于悬置状态,无法在现实层面形成具体的实践成果。在具体的发展层次上,甚至不如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更无法与更具共同性和机制性的东盟、欧盟相比。总体而言,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中亚各国在安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但在更为深层的学问认同与历史传统方面,各国着力的重点依然在于塑造后苏联时代的国家认同与国族框架,离形成所谓共同的“中亚认同”或“中亚精神”还为时尚早。

(三)中亚会变成什么?

有意思的是,虽然中亚在英国殖民帝国体系中的地位比不上英属印度,但历史上的中亚却曾经以独特的方式重塑了印度乃至整个南亚的历史,莫卧儿帝国及其创始者巴布尔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4]这种经由特定的人物与帝国关联而形成的区域性联系,为大家思考中亚的未来转变提供了基础与可能。

中亚与周边区域的连续性的确立,更多地受到近代以来欧洲常识与现实地缘转变的影响。正如卡尔·施米特所揭示的,“一战”及其后果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走向,“在先前的数个世纪中,都是由歐洲会议决定世界空间秩序,但是在1918~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第一次乾坤颠转:由世界决定欧洲的空间秩序。这意味着人们试图在一个完全失序的世界里为欧洲创设一种新秩序。在国际联盟的护卫下,世界大会对欧洲大陆的土地进行强行的重新分配”。[5]在这之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整体性影响,既有的基于帝国均势的权力格局宣告瓦解。雅尔塔体系的出现,标志着欧洲已经无法塑造整个世界框架并明确其自身的地缘中心角色。在此背景下,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开始出现不同的走向,并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类型及其内在特征。

随着历史的推进,中亚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与可能。正如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20世纪初曾指出的,欧亚大陆内部区域,因其身处内陆以及海上力量无法渗透之故,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但在他的眼里,中亚只有在附属于俄国(以及之后的苏联)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力量。而在苏联走向瓦解之后,中亚又面临着新的抉择。在构筑本区域各国自身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它是成为所谓的土耳其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还是继续留在俄罗斯的影响下,抑或是寻找美国这样的域外大国作为其平衡外交的支点,或者与中国、印度、伊朗等周边邻国形成新的睦邻合作关系——这些不同的选择路径,都将决定中亚的未来定位。而在中亚内部,各国的具体走向也将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其内部选择路径也将呈现不同的面相。

总体而言,作为世界整体空间秩序的一部分,中亚的这种内部结构将形塑其外部走向的持续性与整体性;而其本身,则将会更多地受到欧洲之外区域与国家的重大影响。“欧洲之外的中亚”与“亚洲之中的中亚”将成为衡量其整体秩序及定位的两大基础。

二、内部结构

漫长的20世纪,既是一个世界历史的真实舞台,更是一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地缘政治实践场域。它不仅塑造了当今世界的整体秩序,而且也对各区域内部结构形成独特影响。意大利学者阿瑞基提示大家: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不断扩展,成为和担任霸权国家所需要的领土和资源也在持续增加。[6]俄国在中亚的推进,以及苏联在这一区域的制度改革,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领土与资源的结构性变化。

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过程,不仅是其帝国结构在中亚的延伸,同时还是其边疆观念在中亚这一新的历史与生态空间中发展与立足的过程。从历时性角度而言,中亚被纳入俄国的实践成为俄国边疆理念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其“亚洲性”或者说“欧亚性”的关键部分。因为对俄国来说,它自身独特的“边疆性”正是在其与东部“蛮族”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而且在其自我叙述中,俄国本身也成为整个欧洲的屏障。由于俄国这一屏障的存在,核心的欧洲区域才得以继续成为欧洲,才没有被所谓的“亚洲性”所侵蚀。而随着俄国版图的东向拓展,欧洲文明的屏障才越发深厚。到了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俄国政府进一步向中亚方向推进,“设置一系列类似当时帝国内部已建立的机构,把半野蛮的臣民拴在共同的国家制度上,深入亚洲草原,开辟一条通向进步和文明的道路”。[7]在这种思想认知之下,俄国本身向中亚的扩张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其内部“流动性”被渐次消除的过程,中亚之前存在的内部多样性与变动性被以新的形式加以分类与固化,并在“文明开化”理念的引导下被纳入到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内部治应当中。与此同时,俄国的“欧洲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被逐渐稀释,“亚洲性”或者“欧亚性”特征开始凸显,并作为一种整体认知与身份认同的类型化特征,进入关于俄国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哲学争论当中,并延续至今。

从历史的过程来看,俄国逐渐征服哈萨克草原的过程是从哈萨克诸汗政权渐次被征服开始的,哈萨克草原上的中玉兹、小玉兹和大玉兹分别在1822年、1824年和1848年被控制,为俄国进一步南下打下了基础。随着俄国在19世纪后半叶逐步吞并中亚地区,以及控制地域的拓展,产生了分区治理的内在需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当局在中亚北部设立草原总督区,驻地为鄂木斯克,在南部绿洲设立土尔克斯坦总督区,驻地为塔什干,这两大总督区的建立,确立起“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中亚治理基本格局。从周边生态与政治态势而言,这一治理格局尽管在组织方式上呈现多种形式,但其内在基础始终是中亚生计群体在气候、土地、水资源方面形成的分布态势,就总体而言,其“南-北结构”始终未变。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即便在俄国控制这一区域数十年之后,当时的行政治理格局基本上依然保持了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所反映的正是当时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格局及其相关的人口与群体分布规律。[8]长期以来,在这种中亚的“南-北结构”中,主体位于费尔干纳的南部区域,这一区域在经济、人口、历史学问等方面占据优势。

进入20世纪,在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间隙,由于当地的独特历史环境与生态群体特征,中亚社会内部的主体性意识逐渐高涨。随着苏维埃政府在当地渐次掌握权力,并在之后苏联的整体政治实践和治理框架中形成新的“平等”话语,进而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转变了长期以来“南-北结构”中以南部为中心的历史图景。以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为中心的北部草原区域开始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与生态单元进入中亚既有的权力与社会结构当中,并逐渐成为当代中亚新的“南-北结构”中的北部中心。随着苏联时代当地社会建设的推进,中亚区域内部围绕新的加盟共和国的认同也逐渐加强,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亚内部叙述历史与理解边界的方式。

如果大家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就会发现,中亚各国当前的边界现状,是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的结果。这场在中亚区域进行的巨大的“社会实验”,最终为这一地区奠定了全新的民族国家基本框架。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对这一区域地理与生态分布格局的“继承”,这一结果也使得既有的“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地域格局,转变为“哈萨克斯坦+苏联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加盟共和国格局。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原先作为生态界线的粗放式与习惯式分界逐渐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分界线,并因此形成了新的基于加盟共和国行政空间的边界认知,并在之后一直得以延续并强化。

具体而言,早在1924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就开始着手在原俄属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关于这一举措背后的相关推动力,国内外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划界行为基本上是基于政治治理和全联盟“一盘棋”的经济规划需要进行的,于是這一地区原本自然形成的经济区域与民族传统聚居地域,被新设立的中亚各加盟共和国边界所切割,这在形塑了当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并行结构的同时,也为当今中亚国家之间的边境争议和冲突埋下了隐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的大量飞地现象,实际上也是当年苏联为了平衡中亚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相关利益,在人口密集、自然条件优良的费尔干纳盆地进行人为划分所造成的后果。在苏联时期,这些边界线及其连带的飞地作为整体上的内部群体分类和经济分工框架的一部分,扮演着苏联内部行政管理、经济活动等行政界线的作用。但由于存在更高层级的协调,因此在苏联统一空间内部并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苏联结构下的整体性协调不复存在,各国开始以各自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原本被遮盖的边界争议逐渐浮出水面。[9]

当然,在现实层面,中亚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推倒重来”。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中亚各国继承了苏联时期划定的行政结构,继续维持现有边界,共同奉行不破坏边界的原则。1993年8月,独立建国不久的中亚五国签署声明,进一步确认了维系各国间现有边界的既有原则。在此基础上,中亚各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迫切希翼解决自身与周边各国的边界争议。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历史遗留特征与多边态势,及其在中亚各国自身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政治动员功能的独特性,因此在具体的解决方面进展缓慢。而且在某些方面,中亚各国的政策又常有反复,使某些边界问题形成新的更大问题的导火索。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苏联时代的既有结构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无法回避中亚地区自身历史遗产的影响。这种中亚国家在疆域及边疆结构方面呈现的复杂性,兼具历史传统与当代结构的多重特质,不仅在现实政治层面影响着中亚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也将在各自历史叙述的不同层面得以呈现。

在未来,中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依然任重道远

三、复线历史

与当代中亚内部疆域结构的复杂化相对应的,则是各国在对于自身作为“历史连续体”的叙述方面呈现出的复线特征。“复线历史”在中亚各国的历史话语创制中成为一种基调,它既意味着基于俄国-苏联空间的统一的中亚历史叙述就此终结,也意味着在中亚各国的历史叙述方面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互相竞逐局面。了解和认知这些国家的叙事风格及其历史观念,将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区域内部各国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自我定位与走向。

以当代中亚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为例,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构筑新兴国家历史叙述逻辑与框架的整体性变迁,这既是该国自身“单线历史”的重塑,同时也是这一区域“复线历史”逐渐成形的一部分。早在苏联解体之初的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建立和发展作为主权国家的哈萨克斯坦战略”中,就指出了历史因素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建构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现有疆界是历史上定居并控制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疆域的民族部落的领土。此外,他还指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哈萨克人的礼物,而是其历史的家园。当局将采用一切宪法手段来确保统一国家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是这一不稳定时期关于国家定位的重要声明。这种理念,体现在哈萨克斯坦自身的国史叙述中,表现为彻底抛弃了苏联时代的框架,开始以自身作为欧亚历史运动的中心之一来加以定位。[10]从认知角度而言,这种正在形成的新的历史连续体叙述,值得关注。

目前,在寻找“历史连续体”的目标之下,对国家感与历史性的塑造,已然成为中亚国家认同建构的基本内容。但在这一目标之下,有一个方面必须进行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妥协,那就是各国自身所试图追寻的帝国荣耀及其历史记忆,与这些国家在苏联时期的划界现实始终存在着某种错位。实际上,中亚地区这些历史上的荣耀帝国与现实中的国家疆域无法形成一一衔接的关联,“独占的”与“切割的”国史叙述及其帝国想象无法在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彻底贯彻。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复线历史”基础上的“共享”与“交错”都将是中亚各国历史版图与现实疆域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势。在未来,中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依然任重道远,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构筑不同于苏联时期的自我同一性的过程。由于中亚各国构筑其国家公民认同感的基础不同,因此各国推进民族国家的进程、力度与方式也各有差异;与之相应,其历史连续体的书写也各不相同。

总体而言,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相对自洽的历史书写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中亚域外各国相关论述的整体面貌;而随着当今中亚各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一步推进,在内部叙述方面正在形成新的历史连续体模式。在可见的未来,在不同的叙述主体存在的情况下,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框架是多元的,也会是竞争性的。

最后,让大家回到大地与海洋的命题。正如哈萨克斯坦开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经说过的:“中亚虽然是内陆,但大家有两片海洋,一片叫中国,一片叫俄罗斯,只要打通陆路运输,他们就是大家最好的海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家才能理解中亚所具有的地缘身份、内部结构与复线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并思考以之为对象的大地与海洋,它们同样永恒,也同样久远。

(责任编辑:郑涛)

注释:

* 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边疆思想史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构研究”(编号:2020MDZL10)的阶段性成果。

[1]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2] 余太山:《亚历山大进军中亚主要政军策略例证》,载《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

[3] 维·维·巴尔托里德、伯希和等:《中亚简史》(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4~75页。

[4] Stanley Lane-Poole, Babur (Rulers of India serie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899, pp. 9~10.

[5] 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劉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页。

[6]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Verso, 1994, p. 62.

[7] M. A.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一卷),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15页。

[8] 袁剑:《区域、文明,还是历史连续体?——中国的中亚叙述及其话语分类》,载《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9] 袁剑:《国家感与边疆性:中亚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及其观念折射》,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0] 坎·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哈萨克斯坦简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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