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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观、群、怨”

2020-01-03 10:18:35 粤海风 2020年6期

战玉冰

摘要:新冠疫情的暴发使暂时性的“居家隔离”成了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和日常经验,既包括某种“工作时间的中断”,也形成了“空间移动的阻隔”,更涉及个体心理的焦虑与恐惧等问题。而疫情期间颇具广泛性的“瘟疫题材”文学经典阅读、长篇纪实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的发表、纪录片《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的播出,以及实体书店空间的线上转型等个案,可以看到广义上的文学(阅读)在疫情期间填补“空余时间”,在信息、经验与情感方面提供有效的渠道和抚慰,并在“空间阻隔”的特殊环境下建构新的人际联络与学问交流等方面,呈现出文学“兴、观、群、怨”的基本功用。

关键词:新冠疫情 文学阅读《钟南山:苍生在上》《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庚子故事集》

孔子在谈及文学的功用时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这段话中,孔子已经初步指出了文学的四项基本功用,即“兴、观、群、怨”。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暂时性的“居家隔离”成了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和日常经验,既包括某种“工作时间的中断”,也形成了“空间移动的阻隔”,更涉及个体心理的焦虑与恐惧等问题。文学(阅读)如何在疫情期间填补“空余时间”,在信息、经验与情感方面提供有效的渠道和抚慰,并在“空间阻隔”的特殊环境下建构新的人际联络与学问交流,成了文学工编辑(包括作家、编辑、出版人和线上/下书店工作人员等各环节)在特殊时期需要思考的问题和承担的责任。本文试图结合两千多年前孔子对文学功能性的初步概括与当下全球疫情的背景,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反思和总结。

“兴”:瘟疫题材文学经典的阅读

2020年全球疫情的突然暴发使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上下班制度受到冲击(无论是传统的8小时工作制还是新兴的“996”),被迫的暂时性“居家隔离”与跨地域流动受阻,加上手机互联网时代信息交流方式的变革导致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司空见惯的企业/家庭、工作/休息、上班/下班的时间二分法在一定程度上被干扰,甚至被打破。这不仅是一个涉及生产方式与生活状态的经济学或社会学话题,更是在本质上影响尼尔·波兹曼的“钟表时间”或者爱德华·汤普森的“时间纪律”的根本性时间观念。

具体而言,时间的现代性体现在钟表技术与工厂制的时间宰制之中。随着现代技术(钟表)与制度(工厂制)的出现,自然的时间变得越发“非自然化”,如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言:“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2] 这就是齐美尔所说的“由于货币的精打细算,人的关系中便出现了确定相等和不相等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怀表的普遍使用导致了约会和商定时间的明确性”[3]。英国学者爱德华·汤普森在《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中则为大家更加详细地描摹了钟表发展、普及与工厂制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对人们的时间观念与劳动习惯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靠使用所有这些方法——劳动分工、劳动的监管、罚款、铃和时钟、金钱刺激、说教和正规学校教育、压制定期集市和娱乐,新的劳动习惯形成了,一种新的时间纪律得到了实行。”[4] 钟表时间由此成为构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节奏,换句话说,现代世界实际上是被钟表时间所组织起来的,并且可以精确至“分秒必争”。严格按照精确的时间感知去生活和工作是現代社会得以维系和持续进行的基础,这种精确的时间感同时具备高度强制性。

新冠疫情的暴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削弱了现代社会的时间强制性。社交媒体上常用的“停摆”一词不仅指经济生活秩序的停摆,也可用于描述人们在时间感受层面具备说明上的有效性。这种“削弱”与“停摆”造成的结果之一在于,当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刻板二分开始变得模糊,通勤时间被压缩,暂时性的“居家隔离”便相应地产生了新的“空余时间”。但必须注意的是,“空余时间”的产生并非出于自然状态下的原因,而是由临时的全球突发性事件所致,因此,这里的“空余时间”不同于凡勃伦所说的“闲暇”——虽然两者都具备“可支配的时间”这一基本特点,但仍存在两点根本性差异:一是如前文所言,“空余时间”产生于特殊的历史契机和社会状态;二是面对这种“空余时间”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全球新冠疫情带来的“空余时间”因其突然性和外在空间的危险性,使得人们的心理感受并非是“闲暇感”,而更多是一种“空虚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焦虑与恐慌等负面情绪。面对这种“时间空余”与“精神空虚”,瘟疫题材文学经典的阅读便成为一种很好的精神食粮与心理安慰剂。

从阿尔贝·加缪的经典名作《鼠疫》到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巨著《霍乱时期的爱情》到毛姆的《面纱》以及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等,瘟疫题材文学经典的阅读显然成为很多读者在疫情期间应对“时间空余”与“精神空虚”的主动选择。据《北京日报》2020年4月16日的相关报道显示:“开卷日前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图书零售市场分析,2020年第一季度,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同比下降15.93%,网店渠道同比上升了3.02%,实体店渠道同比下降了54.79%。”但在此图书市场的环境之下,“瘟疫、病毒或者流行病学相关的图书销量出现明显的增长,增长最为明显的是文学类图书,在2月份的开卷虚构类榜单中,《霍乱时期的爱情(2015 精装版)》强势返榜,排在第11名,成为返榜图书中名次上升最多的图书。《鼠疫》《新知文库·逼近的瘟疫(第二版)》《血疫:埃博拉的故事》虽然未上榜,但销量也创近两年来的历史新高”[5]。

一方面,瘟疫题材文学作品销售量的增长和线上读书推广活动有关,比如颇具影响力的线上平台“看理想”App在疫情期间推出的“八分”特别节目,由主持人梁文道带领读者细读《鼠疫》《死于威尼斯》《失明症漫记》等瘟疫题材经典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八分”特别节目由以往的每周两期临时改为疫情期间每天一期,并且每期时长皆在一个小时左右,评论区的讨论数量也远多于节目平时的讨论数量)。又如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在疫情之下也推出了“复旦通识”组织的“学人疫思”系列文章,“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6],并在“澎湃资讯”客户端推送相关内容,其中郁喆隽教授对于瘟疫灾难与科幻影片的哲学思考,顾春芳教授对于“文艺中的莎士比亚”的文本细读,毛尖教授对于瘟疫、爱情与死亡的关系探讨,以及王宏图教授对于“瘟疫文学史”的仔细梳理皆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人们对于瘟疫题材文学经典的关注,增强人们的阅读兴趣。

另一方面,瘟疫题材文学经典在疫情期间被阅读和重读也和这些文学经典本身的内容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文学经典具备穿越时空的不朽性因素与恒久性魅力,才让处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读者从这些文本中感受到慰藉、汲取到力量。以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为例,小说虚构的发生在小城奥兰的一场鼠疫和现实中的新冠疫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但书里的很多情节和细节依旧能够召唤读者的想象,具备打动当下读者的力量。例如,描写鼠疫引起群众心理恐慌,“薄荷片可以防止感染”的谣言肆虐,引发薄荷片的抢购与脱销:

“他还提到,瘟疫的景象有时哀婉动人,有时耸人听闻,譬如说有个妇女,在一个百叶窗紧闭的冷清街区,突然把窗子打开,大叫两声,然后重又把窗子关上,房间里再次漆黑一片,但他还作了记载,指出薄荷片已在药房销售一空,因为许多人口含薄荷片,以防止感染。”[7]

又比如小说中鼠疫引发封城,编辑描写城里城外、亲人爱人之间情感联络表达的不便、简单以及格外的真诚:

“于是,电报就成为大家跟外界联系的唯一方法。一些人因智慧、感情和肉体关系密切,这时只好从一封用大写字母写成的十个词组成的电报中,去寻找过去水乳交融的种种迹象。但由于电报里能用的常用语确实已迅速用完,长期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激情,就概述为定期相互发送的习惯用语,如:‘我好。想你。爱你。”[8]

第一段引文能够让身处新冠疫情中的读者感同身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具备“纪实性”的特点;第二段引文则可以在特殊的艰难时期传递出一份爱与温暖的力量。正是这些足以跨越时空的文字表达,为疫情中的读者提供了一份面对“时间空余”与“精神空虚”的精神支撑与心灵慰藉。

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在疫情期间也引发了广泛的阅读与讨论。该小说描写了100多年前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传到哈尔滨的大鼠疫,面对疫情,清政府任命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伍连德前往哈尔滨引导防疫。小说中有两章恰好叫作“封城”和“口罩”,相信对当下的读者而言,这两个标题一定会带来不同的感受。此外,小说描述伍连德发明了双层纱布中间夹一层棉花的口罩,当时称之为“伍氏罩”;东北鼠疫期间出现哄抬物价的不良商人、慷慨捐资支撑防疫的商人、被鼠疫吓得精神异常的人,以及不惧感染给患者送水送饭的志愿者等各类人群,人们还迷信用生锈铁钉煮水喝可以防治鼠疫等,此类人物、情节与细节也都紧紧扣住了当下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心理感受,因此,在出版11年后的新冠疫情背景之下,该小说再次获得读者的关注。

“观”与“怨”:

从《钟南山:苍生在上》到《庚子故事集》

除了从经典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文学的另外一重功能在于见证和实录。身为这一特殊时期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作家有责任对这段历史进行自己的观察、记录、书写和反思,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首推熊育群的非虚构长篇《钟南山:苍生在上》(刊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熊育群一方面用简约的笔墨勾勒出新冠肺炎的来势汹汹及其造成的巨大影响:“三天后,1月26日0时起,武汉中心城区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喧闹的大街转眼间空无一人,一场真实的魔幻剧上演了。无形无影的病毒叫停了巨大世界喧哗的生活。”[9] 另一方面,编辑又将目光聚焦到此次疫情中临危授命、已经84岁的钟南山院士身上。在描绘钟南山院士个人形象之时,熊育群采取了将钟南山2003年对抗非典与2020年对抗新冠肺炎的经历交叉书写的方法,既能有效避免与书写对象和事件过近造成的资讯化写作倾向,又能在这组看似平行的对照性叙事中抵达更深入的反思和理解,正如编辑在“后记”中所说:

“两次疫情都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出现,都如此凶险。竟然都是他一次又一次出征。看到他84岁还如此操劳,关在家里盯着电视看,我感到羞愧、不安。这个事情本身就值得反思。

相比非典与新冠肺炎疫情,十七年之间,到底大家哪些方面进步了,哪些依然如故,重复着类似的剧情,发生着同样的悲剧?如何保证若干年后,这样的剧情不再上演?如果没有钟南山,大家是否能够做得更好?或者相反!”[10]

与此同时,熊育群也没有完全把钟南山局限在两次“抗疫”中,而是从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爱情经历,以及从医经历等多个角度来塑造钟南山立体而丰满的形象,尤其是体育与医学这两个爱好,与钟南山的家庭传统密切相关,甚至成为钟南山一家三代人生命中的某种“基因密码”:

“钟南山的家有两大特点,一是运动器具多,有跑步机、单车、拉力器、单杠、哑铃;二是书多。这充分体现了钟南山的两大爱好——医学和体育。这两者也成了他家庭最自豪之处:一是医生世家,父亲钟世蕃是儿科专家。母亲廖月琴是高级护理师。儿子钟惟德子承父业,早已当上了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二是体育之家,妻子李少芬曾是篮球明星,担任过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在1963年亚洲太平洋新兴国家运动会上,作为中国女子篮球副队长,她随中国队出征。女儿钟惟月是优秀蝶泳运动员,1994年打破了短池游泳的世界纪录,获得过世界短池锦标赛100米蝶泳冠军。儿子钟惟德也是医院篮球队的“中流砥柱”。钟南山本人则在首届全运会上以54.4秒的成绩打破400米欄的全国纪录。1961年,他还获得了北京市十项全能亚军。钟南山高龄之下抗击疫情的毅力与体力都能从这里找到答案。他奔走各地之间,两脚仍然生风。”

此外,编辑也毫不回避地揭示了钟南山曾经犯下的一些错误,正像编辑自己所说:“我不造神,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是一样的,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11] 比如文中写钟南山刚刚从内科调到急诊室时,因为经验不足而错把一起胃呕血误诊为肺咯血,受到领导批评,甚至劝他换到门诊工作等。由此,在熊育群的笔下,钟南山不仅仅是一名医学专家与抗疫战士,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家庭、有事业、有着七情六欲并经历过顺境坎坷的立体的人的形象。

除了《钟南山:苍生在上》之外,纪录片《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的推出也起到了广义上的文学记录功能。一方面,已经推出的两季《人间世》原本就是一档关注医院、疾病与生命的人文医学类纪录片,在此基础上制作“抗疫特别节目”可谓有着相当成熟的拍摄经验和高度一致的节目调性;另一方面,作为广义上的“纪实文学”,纪录片有着比文字更便捷的传播优势,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多关注和讨论。和《钟南山:苍生在上》相类似,《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也不避讳表现医生在驰援和急救过程中的快乐、焦虑、悲伤和无助。这组纪录片让广大观众了解到,在武汉疫区和医院中,哪怕是在最危险的ICU病房,除了病魔、痛苦与死亡之外,仍旧有阳光、温暖、希翼与爱的存在。此外,还有一些作家从私人视角出发,采取“日记体”的形式对疫情进行了观察和记录,引起很多网民的关注和争议。

此外,除了从宏观和典型的角度书写“疫情”,文学更为擅长的可能还是把握“疫情”背景下个体生活中具体而微的细致感受及变化。比如,弋舟新近推出的短篇小说集《庚子故事集》(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9月)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代表性作品。从《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再到最近的这本《庚子故事集》,弋舟的几本近作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时间”。“时间”既构成了这几本小说集的名字,也深深地嵌入每篇小说的深层肌理。在最新的《庚子故事集》中,一方面弋舟延续了对过往的怀念与对重逢的恐惧相伴相生的复杂情感,简而言之,就是“近乡情更怯”;另一方面其作品具备了更加勇于直面当下变化的力量。具体而言,《庚子故事集》中《人类的算法》《掩面时分》和《羊群过境》这3篇创作于疫情期间的小说所表达的主题不再是追溯过往,而“完全是‘现在进行时当中的情绪”。如果说《人类的算法》尚且保留了弋舟之前小说的某些特征——借用贺嘉钰在《庚子故事集》“代后记”中的精准概括,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如何藏住她逸出的往事与心事”——那么《掩面时分》和《羊群过境》则完全是写于当下且写给当下的作品,无论是《掩面时分》中对口罩的反复提及,还是《羊群过境》里因为“疫情”与妻儿分隔且工作收入遭遇压力的男主人公,都是颇具“当下感”的情节与细节。在书写当下之外,弋舟还想努力突破当下,进而抵达一种更为普遍的时间感受,用他在《掩面时分》中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当然还会重启,到那时,势必还会有人源源不断地离我而去,形成新的闭环或者套娃”。一般而言,文学对于时代生活尤其是社会历史事件的反映往往有一定的相对滞后性,即作家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去感受、沉淀,才能写出有分量的作品,因此,《庚子故事集》这类文学作品目前还不是很多。但从弋舟的《庚子故事集》开始,大家可以期待未来中国作家能够更为体贴且细腻地描摹出这一特殊时期的人们在感受与生活上的变与不变。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还出现了一些矫揉造作、流于口号、生搬硬套的“抗疫诗歌”。这些诗歌编辑往往缺乏在疫情一线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做到对医生与病人的感同身受,只是一味地主题先行,以浅薄的歌颂取代深厚的理解,以拙劣的陈词滥调亵渎了内心的共情与力量。这种现象值得大家认真反思和严肃对待。

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如此巨大的历史事件,如何深入理解、把握和书写这段历史是每一个当代作家都绕不过去的课题。大家必须承认,文学表达相对于资讯和历史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作家有时需要跳出这段历史,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历史的地貌特征和深层脉动,同时作家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理解和沉淀。比如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写于“非典”结束后9年(2012年),阿来的《云中记》则是写于汶川地震后11年(2019年),10年左右的消化与积累才保证了这两部直面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大事件的文学作品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和力度。在此意义上,大家离新冠疫情这一历史事件的距离还是太近。从这一角度来看,写于新冠疫情中的《钟南山:苍生在上》绝非是熊育群的临时性/即时性写作,早在17年前,编辑在《羊城晚报》当编辑时就已经对钟南山其人其事有一定的了解,甚至当年很多事件都是亲自在场。文中关于新冠疫情的内容则是编辑经过认真采访和艰辛写作才完成的:“一个多月,除了晚上五六个小时睡觉,一分一秒我都不敢耽搁。我一直与钟南山的助理苏越明先生保持着热线联系。他一直跟在钟南山身边,几乎寸步不离,我一边写一边问,他提供了很多细节,重要的事情也得到了钟南山的印证和解答。呼研所的黄庆晖书记、广医医院中医科张志敏主任等都提供了帮助。”[12] 正是编辑丰厚的经验积累和长期对钟南山本人的关注和思考,才使得《钟南山:苍生在上》并未流于平庸和简单的“歌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学“观”与“怨”的作用。

“群”:以书籍传播与销售的线上转型为中心

此次新冠疫情期间,除文学经典的阅读与文学新作的书写之外,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步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传统书店、网络电商与电子书阅读平台在阅读领域的“三分天下”已然成型,但此次新冠疫情造成“空间移动的阻隔”使线下实体书店遭受巨大冲击。如前文中所引述的销售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体店渠道同比下降了 54.79%”,具体来看,“受本次新冠疫情影响,2月份全国多地实体书店关门停业,当月实体店指数出现直线下滑的情况。进入3月以来,随着疫情逐渐好转,各地实体书店也逐步恢复营业,但销售情况依然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位于一线城市的书店和规模较大的超大书城、大书城受疫情影响更为严重,负增长幅度均在60%以上,二线城市书店的降幅也接近60%”[13]。銷售格局的变化一方面为电子阅读领域的规模开发与拓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如剑桥大学汤普森教授的预言:“数字出版使得图书具有了永垂不朽的潜力”[14],另一方面也为传统书店的生存提出了新挑战。疫情之前互联网电商和网络阅读平台的兴起蚕食了传统书店的经营边界,单纯以“图书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书店往往很难存活,常常要搭配咖啡、餐饮、文创、讲座和读书会等多元服务与线下活动,将实体书店打造为综合性学问阅读空间,才能勉强生存。而疫情导致线下顾客人流量骤减,人群聚集的潜在风险增高,对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传统书店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既可以说是对传统书店的严厉打击,也可以被视为逼迫传统书店加速转型的一针催化剂。

以上海市建投书局在疫情期间的线上转型为例。在此次疫情之前,建投书局基本以线下店面活动、销售和服务为主营业务,同时配合微信公众号宣传与部分产品的线上销售。面对疫情,建投书局联合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和广西师范大学(上海)有限企业共同推出了“彩虹书单·在线共读计划”。该活动以14天隔离期为1个阅读周期,通过4期层层推进、紧接时事的主题,搭配20本精选电子书,邀请17位业内领读人进行导读,以每日在线阅读打卡小程序的形式为载体,将传统的线下读书会搬到了线上。从活动结果来看,4期线上读书计划共有来自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的2047位读者参加,打卡留言共计4552条,参与人数远超以往的线下读书会(建投书局线下读书活动的承载量上限一般为80-100人/次)。在无法正常开店营业的情况下,建投书局反而收获了遍及全国读者的关注和热烈的活动反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这家原本立足于上海北外滩的地方性书店打开了新的经营局面。借用广西师范大学(上海)有限企业代表尹冬的说法:“疫情让许多人习惯了线上消费,促进了图书与阅读行业的线上线下融合,形成新的产业闭环。”“新的产业闭环”是否已经形成现在或许还言之尚早,但从参加此次读书计划的读者反馈来看,此类线上读书活动在疫情期间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与陪伴作用。

作家孙甘露认为,书店作为一处线下实体空间,主要是提供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连接渠道,毕竟读书并不完全是一种个体行为,也需要与他者的交流、讨论和反馈来作为补充和刺激。当新冠疫情暂时性地切断了这种线下链接方式之后,以建投书局为代表的书店经营者们将线下链接暂时性地转移到线上,这既是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性经营策略调整,也可以视为特殊社会环境下书店线上线下经营模式融合的一次探索性尝试。同样重要的地方在于,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书店所起到的对于读者的“群”的作用被一以贯之地保存了下来,只是“群”的具体形态有所调整。这种“群”的功能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在新冠疫情这一巨大的突发型灾难面前,对于安抚情感、凝聚力量、稳定人心有着重要且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

除了书籍销售与传播方式的转型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传播方式上的变化是诗歌朗诵的重新流行。从央视“元宵节晚会”的诗朗诵《相信》《你的样子》《中国阻击战》《因为有爱》,到诸多微信公众号与喜马拉雅等音频平台推出的诗歌朗诵、接力诗朗诵的相关音频内容,这些诗歌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赞美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学专家、广大医护工编辑与志愿者的职业坚守与奉献精神,诗歌朗诵又一次以较为密集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流行的诗歌表现形式,诗歌朗诵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一度落寞并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这种趋势背后隐藏着新时期以来文学阅读逐渐演变为孤立化、原子化的个人行为的趋向。此次疫情期间诗歌朗诵的再度流行(虽然很可能只是短暂流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疫情时期人们对于集体/“群”的某种渴望和依赖。当然,这背后还涉及文学表现形式和文学主体特征建构/召唤之间的复杂关系,非本文所能涵盖,此处就不再赘言了。

(编辑单位:复旦大学)

注释:

[1] 本文已入选“全球化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与应对:从公众健康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国博士后论坛(2020年11月7日举行)征文,并在论坛上进行口头汇报。

[2] [美] 尼尔·波兹曼著,章艳、吴燕莛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4页。

[3] [德] 齊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收录于G.齐美尔著,涯鸿、宇声等译:《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262-263页。

[4] [英] 爱德华·汤普森:《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收录于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7页。

[5] 路艳霞:《瘟疫题材文学类作品销量增长》,《北京日报》,2020年4月16日。

[6] 摘引自“澎湃资讯”App中“学人疫思”专栏的文前引语。

[7] [法] 阿尔贝·加缪著,徐和瑾译:《局外人·鼠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

[8] 同[7],第144页。

[9] 熊育群:《钟南山:苍生在上》,《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10] 同上,第90页。

[11] 同上,第90页。

[12] 同上,第89页。

[13] 路艳霞:《瘟疫题材文学类作品销量增长》,《北京日报》,2020年4月16日。

[14] [英] 约翰·B.汤普森著,张志强等译:《数字时代的图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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